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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有创造力的人一样，我想要多一点控制欲的满足。
——玛丽莲·梦露，1962年《生活》（Life）杂志专访
女演员必须时刻保持缄默。
——玛丽莲·梦露，《碎片：诗歌、私人笔记与书信集》
(Fragments:Poems,Intimate Notes,Letters)
我们将要横穿一片可怕的海峡，那里波涛汹涌，可我无所畏惧。我不像那些男人一样，担心自己的失败会有损男子气概。
——玛丽莲·梦露与诺曼·罗斯滕的谈话，收录在《玛丽莲：一个极端私人的故事》
(Marilyn:Avery Personal Story)中
当我们看到梦露时，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她是闪闪发光的。她的美不像黛德丽[1](Dietrich)或嘉宝[2](Garbo)那样朴实平淡。她的面孔始终是完美无瑕的，就连最不能忍受她的劳伦斯·奥利弗[3](Laurence Olivier)也不得不承认，是她的出演使得《游龙戏凤》（The Prince and the Showgirl）变得光彩夺目［摄影师杰克·卡迪夫（Jack Cadiff）称她是“灼热的”，苏珊·斯塔丝伯格（Susan Strasberg）称她“像是夜空中的极光般闪闪发光”］。当然，这只是她与众不同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在2011年的电影《我与梦露的一周》（My Weekwith Marilyn）中，尽管被人们寄予厚望的米歇尔·威廉姆斯（Michelle Williams）很好地扮演了她的角色，但这部电影仍然显得非常失败的原因。然而，我们的问题是，在她绝世美貌之下，她所引发或揭露的真实，却鲜少有人问及。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正在于她“过于闪亮”。当这种“闪亮”成为某位女性的属性，又遇上拥有最完美银幕的好莱坞时，往往它就会成为对人物真实样貌的一种掩盖。梦露的美是耀眼且使人目眩神迷的（在这方面，她无人可匹敌）。但这意味着她是个美丽的诱饵吗？她使我们看到，又不愿让我们看见的内容各是什么呢？梦露自己深知“看见”与“观看”的区别：“男人们看不见我，他们只会把眼睛盯在我的肉体上。”
在这一章里，我将讨论梦露作为美国战后崛起的“完美衬托”角色的意义。事实上，“美丽”作为一种陷阱，是社会施加给女性的特殊暴力，这在女权主义领域是很值得探讨的话题。但我们却鲜少听见，有人将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趣味，与长久不朽的社会性残忍和不公联系起来。在我看来，没有人像梦露这样，在银幕上演出了如此具有影响力的角色，同时却不丧失自己的敏感与自我意识。
1960年夏天，在美国内华达州西部城市里诺[4](Reno),《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记者比尔·韦瑟比（Bill Weath-erby）发现自己成了梦露的“亲密朋友”。连他也有点搞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觉得或许是因为最初他并没有表现出对梦露十足的兴趣。他最开始的“目标”也确实不是梦露，而是她此时的丈夫阿瑟·米勒，后者刚刚指导拍摄完梦露的最后一部影片《乱点鸳鸯谱》（Misfits).“我看见你和所有人说话，唯独没有找我。”他们的交往由此开始。事实上，他有点无法忍受梦露将“阿瑟·米勒”变成“梦露先生”。“我没屈从于艾森豪威尔的统治力，我也决心不在梦露的诱惑面前失去理智。”而且奇怪地，他几乎就要成功了。不过说“诱惑”，其实是不恰当的，即便他们在梦露生命里的最后两年，一有机会就会在纽约见面。他们之间是互相理解的，这在他们的私人通话记录中得到体现（直到1976年，他才将自己与梦露的交往记录整理出版）。当然，那本书里最有吸引力，却也不新鲜的一点提议是：韦瑟比希望男人们可以更多关注女人的头脑，而非她们的身体。当然，韦瑟比自己已经深深地迷醉于梦露的思想世界了。“她让思考本身变得严肃而从容。”韦瑟比评论道，随后他又补充，“那些始终认为梦露不过是个胸大无脑的金发美女的人大概会觉得，我只是暗示她有点奇思妙想……事实完全相反，她是给思考注入了她独有的、严肃的判断力。”梦露书写的片段、诗歌、日记和笔记，在近几年陆续被整理出版，这将给读者提供一个契机，去了解一个女人“出人意料”的深刻思想。1962年，梦露在一组笔记中写道，“每当危急时刻，我都会尽可能去思考，充分动用我的理解力。”“我们人类，”她在自己最后的访谈中说，“是奇怪的生物，并且始终保持着为自己思考的权力。”她和本书中其他的女性一样，同样有着深切的急迫感，思考也同样是她探求自由的手段。
当电影《乱点鸳鸯谱》在当年11月杀青时，所有人——尤其是梦露，都对这部电影感到不满。韦瑟比在此后推掉了去大峡谷的邀请，转头去了新奥尔良。伴随着社会新思潮的爆发，种族融合的浪潮在这座城市全面开启。而《乱点鸳鸯谱》这部戏剧——“事实上它并不是一部电影”，在他看来成为迫使他放弃好莱坞和梦露的一种方式。在一场被他形容成“如同德占时期巴黎抵抗组织一样神秘”的混合派对（integration party）上，他成了年轻的黑人男子马尔科姆·艾克斯[5](Malcolm X）的追随者克里斯汀的情人，尽管他曾向梦露表示克里斯汀是个女人，而梦露则是唯一一个对这位克里斯汀表示过兴趣的白人影星。事实上，克里斯汀“她”也曾对梦露表示过认同：“她是个受过伤的女人，她知道伤痕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从不读那些关于她的花边新闻，我是从她演的电影里看出来的。她是那种会被人骂的女人，所以我理解她。我从没认同过其他的白人女影星，其他白人在表面上，好像只会做清白的事。”“白人只做清白的事”同样也是对梦露影片故事的准确描述。而当韦瑟比对这句话表示质疑时，克里斯汀很愤怒：“我们黑人在电影里除了当摆设什么也做不了，就像汤姆大叔，因为白人根本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哦，他们分不清我们，我们也分不清他们。”
克里斯汀对当时电影行业的潜规则了如指掌。通常来说，电影会允许——或邀请你，成为它们希望你扮演的角色。克里斯汀拒绝了这所谓的“邀请”，因为这并不是互惠的行为：没有哪个白人会真正认同黑人的存在。而我们正在谈论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奥尔良，一座现如今已无法想象的“种族隔离城市”，当社交聚会的常客来到一栋盲人建筑前时，他们可以透过大法官的窗子看到那里面的盲人严格地被按照肤色区分：他们自己因为失明，做不了这件事。克里斯汀揭开了好莱坞光鲜的盖子，戳穿了它提供的幻梦，让错误的民主意识最终显形——“这已经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看与被看，人人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时代”。如果说梦露是这个幻梦的象征——她由底层走上巅峰，那么她也揭露了位于这个梦核心的残忍与痛苦。于是突然，韦瑟比明白了好莱坞与美国南方极端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它们都以陈词滥调作为对人的束缚。他陈述道，“黑人，其实要比梦露更遭到类型化的禁锢。”“当我看到一群白人暴徒聚集在小学旁，对两个穿着她们最好的裙子的黑人小女孩吼叫时，我想象这些面孔在好莱坞，其实也是梦露、贝蒂·格拉布尔[6](Betty Grable)等人不得不面对的。”他由此将暴行与想象联系到一起，而这种想象往往与好莱坞有关。所谓的造梦者往往也是丑陋邪恶的巫婆。于是韦瑟比的类比并非耸人听闻的观点。无独有偶，在人类学家霍顿斯·鲍德梅克尔（Hortense Powdermaker）关于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研究中，她将电影产业中导演对演员的使用，与南方种植园主对黑人的奴役进行了对比。
更明显的表现，在于好莱坞会时常丢弃它的“明星”，尤其是女人：“梦露……格拉布尔，等等。”梦露或多或少会对自己被分配到的角色表示出厌恶，这一点最鲜明的体现是在她最喜欢的影片《热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中。她表示，地球上没有哪个女人会蠢到把托尼·柯蒂斯（Tony Curtis）、杰克·莱蒙（Jack Lemmon）这样两个废物累赘当成是男人［导演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显然是同意她的。影片原计划以彩色上映，最终却因两位男主角的演技成为一部黑白片，他承认这是次不得已的替换］。梦露是个充满渴望的艺术家，她曾对韦瑟比表示：“倘若我不能成名，我就只能是好莱坞的一个奴隶。”同样地，民权运动的核心，其实也是希望打破人们的固化印象来换取自由——拒绝被始终当成诸如“汤姆大叔”之类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年轻的黑人会认同玛丽莲·梦露的原因。
克里斯汀并不孤独。詹姆斯·鲍德温[7](James Baldwin)同样很认同梦露。他是通过田纳西·威廉斯[8](Tennessee Williams)介绍认识韦瑟比的［根据理查德·高特（Richard Gott）的记录，韦瑟比是民权运动中同性恋地下组织的成员，同时还是鲍德温葬礼上唯一一个白人抬棺人］。韦瑟比也不是唯一一个发觉梦露生命许多时刻彼此古怪关联的作家。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的女儿苏珊，还记得梦露的一幅自画像，画里梦露身边还有位黑人女孩，穿着一件“看起来很寒酸的裙子，一只袜子在脚踝处卷起来”。曾于1949年和1952年在《生活》杂志两次为梦露拍摄写真的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注意到，当他第二次造访梦露家中时，她的书架上排着一本《美国文学中的黑人》（The Negroin American Litera-ture）。而根据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格洛瑞亚·斯坦能（Gloria Stei-nem）的说辞，当洛杉矶的莫卡姆堡夜总会（Mocambo nightclub）想要拒绝一名黑人女歌手艾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的应聘时，夜总会老板接到了梦露的私人电话，电话中说如果他雇用了这个女孩，梦露就会每天都预订夜总会的前排座位。由于梦露的许诺，整个报界竞相报道此事，使得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菲茨杰拉德再也没有在小型的爵士酒吧唱过歌。菲茨杰拉德不会忘记这件事，以至于后来有人向她问起梦露时，她评价她“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有一点点超越那个时代”。
其实韦瑟比向梦露隐藏克里斯汀真实性别的行为也有些多此一举。“那些不愿意接纳他的人才会因为他是同性恋而嘲笑他，”梦露曾这样向韦瑟比评价蒙哥马利·克利夫特[9](Montgomery Clift)“他们怎样看这种事情？标签化——人们都爱往别人身上贴标签。这会使他们觉得安全。他们也曾把我变成同性恋。我笑了。其实只要两情相悦，性的事情又有什么对错之分呢？”人们也普遍接受了她的第一任情人，其实是她的女表演老师娜塔莎·李特斯（Natasha Lytess，梦露曾表示与她对视会使自己感到震颤）。她还与一位黑人演员有过一段隐秘的关系，“那简直像在监狱里谈恋爱。”所以梦露身上众所周知的“混乱”，大概是她包容性的一个方面。她太喜欢打破界限了，她的关系中几乎包含了当时所有的禁忌：黑人、女人，以及我们将会看到的，共产党和犹太人。
至少我们可以确信，无论梦露站在怎样的阵营——我们暂且不谈论她是否真正曾经站到过某个阵营中——她的选择一定是出人意料的。如果梦露曾提供了一个想象中的“完美美国”，我们也不应对这想象背后的事实感到惊讶：作为完美背后的阴影，一些同样属于这个国家的想象之物，暴露了好莱坞作为一种白人暴力的存在。我们可以轻描淡写地说，梦露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她是从贫民窟走出来的大明星。她在洛杉矶的郊区长大，童年时代经历了无数个寄养家庭。而在梦露小时候，她的母亲就在她眼前被穿上束缚衣，送进了精神病院（很难想象她当时的心情）。九岁时，梦露被送进了孤儿院，但她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孤儿，即便她的母亲此时已不在人世。她的最后一位传记作者洛伊丝·班纳（Lois Banner）写道：“她出生在一个私生子被认为是非法的年代……接受救济，在那个年代则被看成耻辱。”而她的亲戚们“也患有精神病，使得这几乎可以看成家族的遗传，标记了人类某种不可避免的退化”。于是和萨洛蒙一样，梦露同样背负着退化的耻辱和威胁（卢森堡也一样，她既是个“跛子”，还是个犹太人）。
梦露的故事被反复讲述，她自己就讲过很多次。尽管一些细节受到质疑，但人们还是相信她所讲的故事。然而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真实的故事反倒符合她演绎的虚构形象——一个白手起家的“美国梦”具体化身。但梦露的故事并不浪漫，反而要残酷许多。在1962年的笔记里，她观察到“一种始终如一的爱与关切的缺失。恐惧与怀疑才是这世界的常态。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存在，除了从孩子、老者与弱者身上看到的有关生命基本需求的渴望”。“我能从所有被迫害的人身上体会到伟大的情感。”后来的编辑者曾认为这组笔记是她为了接受采访所做的准备，所以看起来很像是“自言自语”。但事实上，它们并不只是自说自话那么简单。早在1945年，她就曾告诉自己的早期摄影师安德烈·德·迪尼斯（Andrede Dienes），如果她可以搬去纽约，她就要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然后帮助打不起官司的穷人。对于韦瑟比而言，她的确曾对街上的乞丐和酒鬼表示过怜悯：他自己就遇见过两次，这和其他明星的表现完全不同。在梦露看来，卑微是一种特许，使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要害怕去问任何事情，你要知道我自己就是从底层‘问’过来的。”她曾如此鼓励自己前夫阿瑟·米勒的孩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限制，“她符合一切充满生命力的条件。”韦瑟比如此评价道。
简单地说，无论梦露成为怎样的巨星，她都不曾忘记自己的出身。“我不认为以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应该对像她这样的人的私生活产生兴趣，”她生命末期的女仆莉娜·佩皮通这样写道，“但人们却都是这样做的。”（这句话是否真的来自她的女仆尚未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观点她身边的人也是赞同的。）显然，她是将韦瑟比当作自己的同伴。“我看到你和所有人谈话，唯独除了我。”当她用这句话俘获了他时，正如他最初假定的，她并没有把什么当成目的。她提供给他一些内容更像是对好莱坞阴暗面的揭露。“你只关心那些大明星，现在你应当去看看那些默默无名，却不懈努力的人。去施瓦布（Schwab）[10]瞧瞧吧。”而当他照她的话去做之后，他被自己看到的成瘾、失败、贫穷和痛苦震惊。而梦露此时则告诉他，这意味着他“毕业了”：“当我第一次主演电影时，我回到了那里，我觉得这些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交了好运的人，大概也会时来运转。但没有人认出我，我也不想告诉他们我曾经是谁，我成了这里的陌生人。”他们没认出她，却都是她的观众，而这些仍在奋斗的人是她心目中最重要的观众。她始终坚持，是观众而非工作室，让她成为巨星。阿瑟·米勒总结道：“她所依赖的，是那些普通阶层的观众：工人、酒吧里的人、被未付清的账单纠缠的家庭主妇、迷茫的大学生，他们都是被无视、被欺骗、被操纵的大众——但对她而言却是最重要的人。她希望他们可以觉得，自己付钱看到的有关她的每一幅影像都是值得的。”
就这样，对公众近乎粗暴的剥削也成了她厌恶好莱坞的一个原因。她曾抱怨，“没有人可以得到什么”——没有纪念品，更别提属于大众的博物馆了，“那些身家百万的人卷走了一切，然后就跑路，什么也不会留给工人们”。我们可以推测，她已经看惯了这种在“商品”与“商品”背后隐藏的劳动之间残忍的剥离了。而这恰恰是好莱坞用在女性身上，并称之为范本与典型案例的惯用伎俩。而根据帮助她在嫁给阿瑟·米勒后改自己信仰为犹太教的拉比罗伯特·戈尔德贝格（Robert Goldberg）的说辞，犹太教的吸引力，其实更在于她对自己“底层失败者”的身份认同（同样或许也包括犹太教中“伦理的、预言性的理想，以及对亲密的家庭生活的强调”）。梦露也曾对桑德伯格表示“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孤儿”。但讽刺地，根据桑德伯格的记录，当时好莱坞的主要投资人大多是东欧犹太人，他们拼命想要逃离自己的身份，而青睐梦露的原因，是她“要多不像犹太人就有多不像”。
但在她的演艺生涯中，她却鲜少有机会接近自己作为一个工人——这一无比认同的身份。1951年的《夜间冲突》（Clashby Night）是个例外。梦露饰演一位鱼罐头工厂的女工。影片开头，张开的渔网从天而降，抛撒入海，紧接着就是捕获的海鱼倾泻在梦露管理的流水线上。这是梦露唯一一次扮演工人，同时这部片子也是少有的涉及工厂题材的好莱坞影片。梦露饰演的角色是个时常因工作弄脏自己双手，同时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女人。当她年轻的情人俘获了她的芳心时，她却打了他：“我觉得我要是做了你的妻子你一定会打我，不过我想让你试一试——或者让我看看其他人会不会也这样。”当时的梦露刚刚崭露头角，和著名的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搭戏让她压力倍增。但影片演出的结果，是这个新人的风头，大大盖过了原本的主演。正是凭借这个梦想逃离工厂生活的女孩角色，她正式成了一个电影明星。有趣的是，这部令她圆梦的电影导演弗里茨·朗（Fritz Lang）是以充满讽刺的口吻，揭露了梦想本身的残酷。影片中芭芭拉所扮演角色的情人是个电影放映员，他声称自己每天给电影明星“装罐”（像女人们在罐头厂里那样），明星们就像是流水线上的生鱼一样任他摆布。而对于这一讽刺本身，梦露在记者们面前评论道，“所以你不能对你的同事太好，不然你就有可能被挤压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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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林肯是梦露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她曾描述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末与七十多岁的比尔·考克斯（Bill Cox）一起在好莱坞大道散步的记忆。此时的她尚未成名，正在好莱坞经历着孤独的煎熬。而后者却给她提供了无数帮助，让她不再感到孤单。考克斯的年纪很大，大到见证过“好莱坞大道”曾是一片荒原，被印第安人看作“适合行走的地方”的时代。他对她讲述了自己参加美西战争，以及追随林肯的经历。当然，梦露关于林肯最初的记忆，是当她还是个十四岁小女生时读到伟大英雄故事时的激动。那时的她几乎将林肯当成了自己的父亲。而在她生命其余时刻，克拉克·盖博偶尔也会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她无从知晓自己的生父是谁，不幸中的万幸，她可以随意想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这样的崇拜并不奇怪。1953年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就职舞会上，阿隆·科普兰（Aaron Copl and）原本要指挥演奏自己的著名作品《林肯肖像》——那是他用管弦乐的形式，再现了林肯生命中重要时刻，素材包括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但在舞会开始前最后一刻，这个节目却被撤下，理由是这个节目是“反美国”的（真实的原因是如此纪念一位“平民英雄”大概会让这样一个坐满了亿万富翁的场合变得不那么和谐）。林肯这一形象对于梦露而言显然是重要的。林肯的传记作者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在梦露生命的末期成了她的朋友。在1962年的笔记里，她评价桑德伯格的诗是“由人民写成，为人民而写的人民礼赞”。而对于梦露，桑德伯格则评价她是“非同一般的电影明星”，“她身上总有些民主的东西。”所以当《游龙戏凤》中的由梦露扮演的歌女劝诫巴尔干王子应当多“民主”一些——“普选是好东西，民主的所有内容都是”时，梦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扮演自己。“普选很有趣，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赢。”她向王子解释道（那一刻像是在模仿卢森堡）。不过自不必说，在烂片《我与梦露的一周》中，尽管主创声称自己的影片是在谈论“关于《游龙戏凤》拍摄的一切”，但这个重要的细节却不见踪影。
仰慕林肯，其实暗含了对美国“被拯救”时刻的怀念，同时也提醒人们，对自由的威胁，在这个社会里始终是持久且严峻的。“林肯”同样也曾在她的影片里跑过龙套——那是在一部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影片《让我们相爱吧》（Let's Make Love）中。这部1960年的作品所阐释的内容处于激进主义的边缘。影片中伊夫·蒙当[11](Yves Mon-t and)饰演的亿万富翁，与梦露扮演的女演员坠入了爱河。事情的起因，是梦露所在的剧团准备要排演一部戏剧来讽刺这位亿万富翁，而他听到了消息之后，决定要收购这家剧团［如果这部片子有什么值得人们记住的地方，那就是尽管这是部乔治·库克（George Cukor）的二流影片，却记录了伊夫·蒙当与梦露的银幕恋情］。但当这位亿万富翁不请自来闯入排演现场时，他却被选中在舞台上扮演“自己”。片子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梦露所扮演的角色在他们所排演的讽刺戏中，面对面说出了自己对“亿万富翁”的看法：“不过是一只有钱的虱子，期盼着所有女孩一听见他的名号就会放弃尊严，委身于他。”而当亿万富翁向她表明自己的身份时，女孩自然是不信的。为了“治愈”他的“妄想”，女孩告诉他，曾经有个演员因为长期扮演一个“不称职的林肯”而中弹身亡。众所周知，林肯是在剧院里被暗杀的——一些人就此认为，这位身经百战的总统大概并不适合和平岁月。
《让我们相爱吧》通常被看作梦露最糟糕的电影之一。这也不是她第一次扮演与她自己早年经历有几分相像的角色——一个渴望得到更多，却在生活的泥潭中挣扎的小演员。但无论如何，这是她唯一一部如此接近“戏剧与政治”底线的电影。由此，“林肯”的隐喻与她对亿万富翁的抨击是彼此联系的。这二者都将她放在了当时美国权力中心的反面。有趣的是，那些她扮演凭色相“淘金”的女孩的电影，如《夜阑人未静》（Asphalt Jungle,1950）、《愿嫁金龟婿》（Howto Marrya Millionaire,1953）、《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1953）以及《热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1959）都更具知名度［不过这中间有两部影片多少有些复杂：《热情似火》中秀珈·凯恩（梦露饰演的乐团女郎）恋上托尼·柯蒂斯的角色时，她以为他是著名的壳牌石油公司的老板。但他随后证明自己只是个把她的“爱情美梦”搞得一团糟的穷萨克斯乐手；而在《愿嫁金龟婿》里，她以为的“金龟婿”也不过是个误会］。让我们忽略掉《让我们相爱吧》结尾她最终被一个“亿万富翁”俘获芳心的情节：在爱上了一个穷演员后，她又原谅了他“突然变得”富有的状况。通常，突然的富有是耻辱且致命的（女人们会因此丧失尊严）。另一方面，影片的主要场景——剧院舞台，又是个表现多重自由的地方：穷女孩有当众当面责骂亿万富翁的自由、人们有在行业“潜规则”下幸存的自由（通过揭发并改变它），以及自我教育的自由。影片里，为了一张高中文凭，梦露的角色不得不彻夜学习，因为她“受够了显得无知”。而现实中，她曾向韦瑟比指出，“政客们之所以总能逍遥法外，正是因为多数美国人懂的（政治）并不比我多。”关于对在愚昧僵化的大众视野里扮演一个胸大无脑的女性角色这件事，梦露本人的厌恶不比她的角色更少。
精神分析领域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某一个家庭成员身上无意识的隐秘，是由于整个家庭的行为而造成的病态。而我的问题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的美国，究竟是什么或者谁使梦露的形象如此病态呢？这不等同于询问“是谁杀了她？”或者“她是自杀的吗？”——它本身大概是一个有关梦露讨论的转向，但我认为它或许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最终答案。但在战后的美国，围绕她的众所周知和未知都令我着迷。著名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给出了一个精辟的总结：“她大概是由于人们的战后需求才诞生的人物。”梦露出生在“一战”后（1926年），但她也是“二战”的“产物”，因为正是在“二战”后，她才大红大紫。用韦瑟比的话说，战争的结束对于美国人而言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们的爱国心从此便“不必思考理由”。他在这里暗指的是随后风行的“麦卡锡主义”[12]以及冷战。在另一个激进记者I.F.斯通（I.F.Stone）看来，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的就职演说，巧妙地将战争的野心包藏进有关自由的修辞之中（虽然艾森豪威尔并不打算大张旗鼓地出兵，但发动越战其实已经被写进了他的时刻表）。斯通对于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有关自由先驱的礼赞，同时也是“廉洁从政”象征的《林肯肖像》组曲感到恐慌。他认为，这恐怕意味着学术与公民自由将就此受到威胁。艾森豪威尔上任后的第一步，就是委任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查尔斯·欧文·威尔逊（Charles Erwin Wilson）做国防部长。而他著名的演说“对通用公司有益的，也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而对国家有益的事情，同样也将对通用公司大有好处”。在斯通看来，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无遮拦的、更彻底的危机，即将在无管理的状态下上演”。
但如果说梦露对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就有些不够准确了。1950年，她初出茅庐，在约瑟夫·曼凯维奇（Joseph Mankiewicz）的电影《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她带了本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的传记去片场，后者是美国历史上公认的“良心记者”，总以拆穿各种谎言为己任。与此后她拍摄的《让我们相爱吧》一样，《彗星美人》同样也是一部讨论关于一个刚出道的女演员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成名的影片。斯蒂芬斯素以揭开市政厅里的贪腐“盖子”而闻名（“有盖子的地狱”，是他曾用来报道“匹兹堡丑闻”的标题）。他心目中的英雄，则是沦落街头的乞丐、妓女和小偷。他所揭露的这些，恰恰正是梦露同年的影片《夜阑人未静》里的世界。在那部片子里她所扮演的是社会“精英”阿朗佐·埃梅里希（Alonzo Emmerich）的年轻情人。后者最终因丑闻暴露而饮弹自尽。在片中他将犯罪比作是“人类努力生活的另一种形式”。这个比喻也时常被人引用，这与他无可挽回的结局一起，都证明他所经受的问题，是全体美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完全摆脱的。
和梦露一样，斯蒂芬斯也把无知看成最坏的事情。比起那些善良却无知、“对谎言深信不疑，并且一遍遍向他人重复，想让别人也同他们一样相信这世界依旧安然无恙”的人，他反倒更偏爱真诚的骗子。其实这种不适感是深入许多民族内心的。就此，斯蒂芬斯分析道：“一些东西自始至终都是错的，它们为我们所继承，又被我们继续流传。”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写作了，但很可惜，几乎也是从那时起，资本操控与寡头政治就已经使民主开始走向灭亡。但他是第一个揭露信用趋势的经济模式给政治带来的危机的美国人，而这危机的后果在今天的经济危机中仍有体现：“在美国确实有一个独裁者、一个君主存在。就好像是欧洲在国王的统治下逐渐衰败，我们或许也将在总统的带领下经历这样的命运。这个国家正在越发远离它的人民。当然，实际权力的归属显然是尚未可知的，但通过最终的分析，我们确信，它在被信用操控。”当美国政治遭遇巨大的信任危机时，韦瑟比前去采访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后者自问自答：“问题是什么？在美国，我不会谈论世界其他的部分。所以问题就是，‘伴随着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平与富足的目标是否会因此遇到障碍呢？’”人们究竟是应当耐心发展民主政治，还是发展一个足够强大的金钱帝国，并以发展为借口肆意攫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始终挥之不去，直到现在，我们都还生活在这样的危机之中。
不过梦露当然也爱钱。在出演《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时，她抱怨自己赚得比简·拉塞尔（Jane Russell）要少：“不管怎么说，片名叫‘绅士爱（金发）美人’[13]，而我才是那个金发的！”她也曾因为听说伊丽莎白·泰勒因出演《埃及艳后》（Cleo-patra）拿到了一纸价值百万美元的合同而勃然大怒。但她挣钱是为了自由，为了从——用韦瑟比的话说——“类型化”中抽离出来。1954年，她解除了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以及达利尔·F.扎纳克（Darryl F.Zanuck）的合同，离开好莱坞前往纽约，与米尔顿·格林（Milton Greene）一起建立了属于她自己的电影公司（她自己持有51%的股份）。尽管这个项目并没有维持太久，但还是有流言说梦露从中作梗并且牟利。福克斯公司后来答应了她的条件，让她可以自己撰写脚本，并且在导演面前有充分的发言权，同时每部电影都支付给她十万美金的片酬。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再一次在与制片方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他们花了一百万美元才把梦露重新请回《濒于崩溃》（Something’s Got To Give）的片场。一封1961年的私人信件表明她从未放弃独立的梦想。那时好莱坞的许多工作室或多或少已经打算放弃她了。她写信给“演员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斯特拉斯伯格——她在1954年离开好莱坞去了纽约时就已经加入了进来。她告诉后者，自己和自己的律师准备建立一个有关独立演员的组织。“我不想再和工作室绑在一起了，我宁愿退休。”她这样告诉韦瑟比。她希望赚很多钱，这样就可以摆脱被金钱束缚的命运。很多资料也证实，她赚钱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钱本身。在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的名著《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1900）中，作者借小说里的叙述者之口表示，“金钱不需要花费太久，就可以证明自己一文不名。”而这部《嘉莉妹妹》，或许是最早有关名声的诅咒，同时也是梦露的众多藏书之一。
据著名编剧本·赫克特（Ben Hecht）的回忆，梦露曾表示林肯·斯蒂芬斯的传记“比任何一本自己读过的书”都令她激动。我们需要想象，当她为这样一本“正直的书”激动不已时，整个美国正在以不同的原因为她倾倒。而那一刻，她也正处在人生巅峰，无限接近美国权力的中心地带。当曼凯维奇发现梦露在看斯蒂芬斯的书时，他警告她不要随意谈论这个人，否则她很可能会被当成激进分子（在一次被要求列举世界上最伟大的十个男人的采访中，梦露提到了斯蒂芬斯，但随后他的名字被当时她所属的派拉蒙工作室剔除掉了）。和她对林肯的仰慕一样，这种热情在她的政治生涯中并不反常。她的另一个英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她某种程度上的“代言者”，用戈尔德贝格拉比的话说，一个“科学家、人类学家、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同时还是个坚定的持异见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她就曾支持亨利·华莱士[14]（Henry Wallace）的主张（他最终成为了罗斯福的副总统），做过至少一次美国进步党集会的迎宾员。在1962年的笔记里，她赞扬了埃莉诺·罗斯福[15](Eleanor Roosevelt)“为全人类事业的献身”。
赫克特回忆，梦露后来告诉他，她只能偷偷看斯蒂芬斯的书，把第二卷藏在枕头下。“在这之前，我做过的第一件冒险的事，是和邻居家的小乔治在草丛里约会。”赫克特的作品《我的故事》（My Sto-ry）声称是基于与梦露的谈话写成，但被普遍认为并不可靠。而洛伊丝·班纳却将其当成资源加以利用（对赫克特的质疑，关键在于他为何要伪造这样的往事）。秘密记者的行为往往是隐秘的，这和偷情有几分相像。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触手也伸到了梦露身上。那是十分牵强的指控：斯蒂芬斯同时也是玛丽·麦卡锡[16](Mary Mc Car-thy）的作品《她们》（The Group）中诺莉安（Norine）最喜欢的作家。人们猜测玛丽·麦卡锡在用这个人物影射梦露，但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梦露并不是一个“瓦萨女孩”[17]，她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她从未停止过自我教育。批评家黛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就曾在她死后撰文道：“她所经受的苦难，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深爱’着她的大众。在我看来，最讽刺和罪恶的，就是那些几乎‘未开化’的人，对她渴望接受教育和有关教育的思考的嘲笑。”
梦露是个很好的读者。她的阅读习惯是在小时候经常光顾的基督徒阅览室中养成的［她同父异母的姐姐伯妮斯·米勒克尔（Berniece Miracle）说她曾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小图书馆”］。她的表演导师娜塔莎·李特斯曾给过她二百本书，而她在小时候就全都读完了。她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柏拉图、沃尔特·惠特曼，以及雪莱和济慈。在和“二战”后来到百老汇发展的德国女演员海蒂嘉德·娜依夫（Hil-degard Knef）交流时，她们还谈到了里尔克。她有一幅著名的照片，来自摄影师伊娃·阿诺德，画面中的她正在读的书是《尤利西斯》——但这幅照片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表演”。在演员工作室期间，她还曾向聚集前来支持她的粉丝背诵过作品里莫莉·布鲁姆在书中最末处标志性的独白（她在那张照片里读的也是这段独白，而那张照片刚好也是这本写真的结尾）。1949年，她让采访她的记者茜拉·格雷厄姆（Sheilah Graham）感到困惑，因为见面时梦露身着便衣，手里还捧着大部头的弗洛伊德［很有可能是1938年A.J.布瑞尔（A.J.Brill）的版本，那时弗洛伊德刚刚进入美国文化之中］。据梦露早年曾合作过的男演员卡梅隆·米切尔（Cameron Mitchell）回忆，她对弗洛伊德有十分深刻的理解。在她生命末期写给自己在洛杉矶的精神治疗师拉尔夫·格林森（Ralph Greenson）的信里，她提到了弥尔顿，提到了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和海明威的传记文学，以及弗洛伊德对他们的阐释。在《碎片》一书的结尾，编者提供了一份梦露的藏书清单（而非我们以为会出现的服装或珠宝的清单。当然在2012年3月，“人们关心的”她的服装和珠宝在伦敦展出）。
梦露尝试进行的是一种自我教育。尽管从一开始就被定位成美丽肤浅的“花瓶”，但梦露自己却尝试要看透事物表面之下更深层的内容。在1955年左右的黑皮笔记中，她告诫自己最好要“认清现实（或者是尽可能减少幻想）——从现在开始练习”。而这种自我审查同样也是政治性的。事实上，她身边也充满了这样的时常将揭穿“民族自欺”当作自己任务的人士。她的朋友诺曼·罗斯滕就曾把20世纪50年代定义为一个“民族范畴上的胆怯”、“强壮的公民被卑劣的谎言蛊惑”的年代。她当然也曾与麦卡锡主义有过纠葛，毕竟她的前夫阿瑟·米勒曾被美国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传讯，而她则要前去为他做证。那时调查小组的主席沃尔特（Walter）曾要求和梦露合影，同时以提供给阿瑟·米勒一部分“便利条件”作为交换，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梦露与阿瑟·米勒此时尚未结婚，但米勒的这一举动既确定了二人的关系，同时也迫使调查小组不得不让步。“我很清楚他们为何要传唤我，”阿瑟·米勒后来向导演理查德·艾尔（Richard Eyre）解释，“是因为我和梦露订了婚。如果我没有，那他们恐怕也不会想到我。他们很久以前就注意过作家领域，却并没有接触过我。但当我因为成为梦露可能的丈夫而变得有名，审查我显然就会制造更广泛的公众关注。当我去了华盛顿准备接受讯问时，我的律师收到了一张来自调查小组主席的纸条，上面说如果可以安排自己和梦露合张影，他甚至可以取消这场审讯。这种事情实在让人无法评论，荒谬得令人窒息。”
梦露同时则表示，一位公司的总经理告诉她，除非米勒可以说出一些“他知道的名字”，但如果他说“我说完了……‘完了’，他们（调查小组的成员）说‘你永远不会听见这个词’。”对此，一种解释是米勒由于插手修改了《让我们相爱吧》的剧本，触犯了编剧协会的规矩。而这部片子也威胁到了他们的婚姻（她认为他背叛了原则）。但其实早在这之前，梦露已经预感了事情的发生。在加入斯特拉斯伯格的演员工作室之前，她曾于1949年加入了好莱坞的左倾演员工会，而这个组织最终因被怀疑与共产主义有染而被迫解散。曾与她发生过剧烈冲突的福克斯公司首席达瑞尔·扎纳克正是个激烈的反共产主义者。海蒂嘉德·娜依夫回忆，他曾经把梦露叫到在自家举行的一个聚会中。当梦露到达时，他停下了正在当众进行的讲话，向她致以“问候”：
“你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如果知道，你就已经陷进它的魔爪之中了。”
“哦不，共产主义在战时……”
“无论是否正在发生战争，共产主义都是文明和所有自由国家的敌人……我很乐意看见像加菲尔德那样的叛徒会死在监狱里。”
［约翰·加菲尔德（John Garfield），曾经的好莱坞巨星，却因为拒绝向“审查委员会”提供“名字”而遭到逮捕，最后因心脏病发作死在监狱里，年仅三十九岁。］
根据演员兼作家诺玛·巴兹曼（Norma Barzman）的说法，1949年梦露曾有一次开车时遭遇“临检”，警方怀疑她正在赶往一个危险分子的家中，并将进行一次针对“委员会”的会议。梦露则不顾阻拦，再次发动汽车并警告他们：“我真的很气愤，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希特勒吗？”她随后又补充，“我希望那些躲在幕后的人，总有一天会因为他们今天对我们所做的事遭到报应。事实很有可能会这样，像我这样的一个女演员都知道会这样。”“那些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是她对不自由的政治生活与演员生涯平行线的标记，标记了她在政治立场上的坚定决绝（“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希特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