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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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时分,报时的鼓锣声从庞大的汴梁城各处响起,整个城瞬间就活络了起来,烟火气在乌漆嘛黑的黎明中弥漫。
也就是在这时,皇城西门门洞大开,一千禁军在新任都虞侯,天子近臣通直郎王厚的带领下奔赴汴梁城外。
对外宣称要执行太皇太后公干。
随行的还有一辆马车,马车内坐着已换上普通装扮的官家赵煦,赶车人是他唯一的随从内侍高班周启。本来赵煦是要一人不带的,他本就不是孱弱内秀的人,哪需要人照顾。
但这周启是个脑子灵活的,他知道官家带了不少的书籍和文书,加上昨晚官家夜辞朱太妃,猜到了一二。便在官家回福宁殿的路上说苏学士一天忙碌辛苦,官家亦是早起晚睡,自己愿做一个小书童为官家和苏学士分忧一二。
赵煦想着这一路上总不能再让苏轼跑前跑后,于是就把周启带上了。
一众人也算是浩浩荡荡穿梭在只有零星行人的大街之上。
来到这个时空诸葛亮还从未亲眼见过汴梁城,只从诗词和他人口中知道,这座雄城乃是古往今来第一繁华之所在,汇聚了百万以上的人口。而彼时的蜀汉六郡在籍人口也不过堪堪百万人,勉强与之相当。
这等规模的大城他实难想象。
深秋的五更天天色尚且一片漆黑,他从轿中探出头来,却只能隐隐约约看到街道两边黑黑的轮廓。无法看到诗词之中‘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这等过节之盛景。
但仅从宽阔的街道,以及出城耗费的时间就能判断出这座城真的是从未有过的大。他们车马奔驰的很快,可出了皇城还要从内城到外城,再从外城到城郊,足足用了半个时辰。
到城郊时,种师中已经在新郑门之外等候了,当然,还有苏轼苏学士,他居住在外城,比赵煦、王厚等要早到。
种师中和苏轼上前见过赵煦,不过不是口称官家而是改称殿下,一行人自此也要把官家当做皇家宗室雍王赵颢,也就是赵煦的亲叔叔。
而此刻尚在被窝里睡大觉的赵颢完全不知道,另一个“赵颢”已经带着三千精锐禁军浩浩荡荡赶去皇陵了。
三千骑兵赶路自然是比较快的,不过要顾及到乘坐马车的赵煦,粗略算得话到三百里外的皇陵得要四五日。不是赵煦不想骑马,是他本身没有出过皇城,之前身体又体弱多病,根本不会骑马。
纵然有武侯的灵魂,但手脚要一时跟上心也没有那么容易。而路途上练习骑马明显是浪费时间。
不过虽然骑不得马,官家仍然吩咐要尽快赶路,所谓如鸟上青天,鱼入大海,这一行再不受羁绊了。
多日来虚与委蛇,凡事尽量委曲求全的情况从出了这汴梁城再也不会有,他日归来必要寻得一条民富兵强,重振汉唐雄风的康庄大道来。
至少这一刻,他雄心万丈,任谁也阻挡不了他要推行变革之决心。
大宋皇陵所在地为永安县,属西京河南府,不过这永安县是个拼凑起来的地方,设置时间不过八十余年。
真宗朝景德四年(1oo7年),也就是大宋与辽订定澶渊之盟的第四年,也许是感受到来北朝契丹人兵锋直指京师腹地的巨大威胁。为了保护皇陵,宋真宗下令划巩县西部、偃师东部、登封北部,设立永安县。
永安县的名称则来自于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的陵墓永安陵。
由于永安县打破了原有的建制,其他三县都有点七零八落,而永安县县城则在皇陵周边乡野地带筑平地起城以做拱卫,以至于这一带原本是贫瘠荒乱的。
不过永安县在地理位置上太过优越,向东为东京开封府,向西为西京河南府。在当世两大雄城汴梁城和洛阳城之间,不过十几年光景就被连带着迅展起来。
在去往永安县的这几日,赵煦一直在马车上钻研王安石的新政。之前为了在朝中避开亲近新党的嫌疑,他主动将之抛开,这会太皇太后远在京城,四位旧派宰执又都不在,完全不用顾忌什么。
历史上王安石力主推行的新政,因为是在神宗朝熙宁年间,又称熙宁变法。
在熙宁变法之前,仁宗朝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等人就力主推行过一次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赵煦在未出汴梁前就早已了解,改革内容包括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改革重点主要在澄清吏治在,这一项就有严明官吏升降、限制官僚滥进、严密科举取士、慎选地方长官和平均公职田产。
这一项项举措都直指大宋开国之时施行的一职多官,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
也就是所谓的“冗员”,冗员造成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互相之间职权不明,于是官员多贪恋权位,互相推诿扯皮,行政效率颇为低下。
所谓因循不改,弊坏日甚。
变法的出点是极好的,在屡败于西夏,契丹人趁火打劫,农民起义和兵变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的情况下。宋仁宗也锐意进取,强推改革。
但因为澄清吏治触动了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根本利益,庆历新政就算是在仁宗皇帝和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中枢重臣推动下,不过一年四个月就宣告失败。
武侯对于范仲淹的眼光还是很赞许的,他确实看到了大宋的一些弊病所在。不过庆历新政在整顿官僚机构的几项措施,用历史的眼光看是调整范围不大的一种的革新。至于其它诸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
但这次改革的推行还是遭遇了难以想象的阻力,让仁宗皇帝最终产生动摇,范仲淹为的变革派也变得信心不足,可见大宋自己“造”出来的历朝以来最庞大的士大夫阶层能量太大了。
二十多年之后,更加有变革精神,变革举措更加彻底的王安石在和神宗皇帝陈述变法时,直接绕开澄清吏治选择从经济入手富国强兵也只能说是无奈之举。
但是,这同时又引了另一个问题。
在大宋已经贪腐相当严重,行政效率如此低下的情况下,不澄清吏治,如何能保证新法能够正常、有效的推行呢?
赵煦在马车的颠簸下翻了好几遍基本没有任何关于吏治的改革。
相比庆历新政,武侯认为熙宁变法是更为彻底,更加行之有效的变革举措。但它仍然有巨大的缺憾,没有先澄清吏治再推行新法。
最终失败似乎也是必然。
可是,这似乎又陷入了一个死胡同。要澄清吏治其他的举措根本就没有机会推行,庞大的士大夫集团的阻力会让变法直接失败。
可不澄清吏治,变法的大部分举措就无法正确的有效的推行,最终结果大概率也是失败。
环环相扣,一环一环下就推向了死路。
“难不成真的只能推倒重来?”赵煦长长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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