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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艺术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不同。一般人总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看物品的。”
刑警们认为这句话很有道理。失去经济价值的东西就被当做垃圾扔掉了。恐怕也有对本人来说有意义的东西。但是撞坏的自行车和手脚错位的偶人，除非能勾起拥有者的特殊回忆，在其他人的眼里都是毫无价值的。而从艺术价值的角度去看，也只有艺术家能用到。
“但我也并不总是根据艺术价值捡东西的。有时候如果认为还能用，也会从经济角度出发捡回来。”艺术家笑了起来。这时在艺术家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世俗的普通人表情。
“您也这样做过吗？”刑警们看到了艺术家的另一个侧面。
“我是觉得太可惜了。现在的日本太狂妄自大了。把战争期间那种难以形容的食物匮乏和物资匮乏都给忘了。只因为不流行了，就把还能使的耐用品也给扔了。其中还有刚买的，由于不中意就给扔掉了。这么下去，日本是会遭报应的。我的作品也是想给高度繁荣的日本敲响警钟。”
“我感到了您的作品有这种寓意。”这并不是阿谀奉承。把废品收集起来制成艺术品，让人感到这包含着对现代物质过剩社会的一种讽刺。
“是的，刚才您问我和自行车一起还捡到了什么，我只想到了艺术品的素材，把这个给忘了。我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捡到了一样东西。”艺术家突然想起来了。
“您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捡到了一件还能用的东西？”
“是的，刚才谈艺术品的素材，所以没想到不是本着创作目的而捡来的东西。”真是艺术家式的语言。
“您捡自行车时还捡到了什么？”刑警们情不自禁地上身向前倾。
“捡到了掉在自行车附近的一个录音机，是微型盒式录音机，而且是那种超小型的。”
“录音机？”刑警们面面相觑。
“是那种可以拿在手里面的超小型录音机。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就捡了回来。”
“是掉在自行车的旁边吗？”
“稍微有点儿距离，是在路边。上面沾满了泥，很难分辨出来。”
“是和自行车一起检到的吗？”
“是的。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自行车一起扔在那里的。”
“那个录音机现在还在您这里吗？”
“我经常使。可以代替笔记，非常方便。”
“能让我们看看吗？”
“可以。”艺术家从书房里拿出来一个和香烟盒差不多大小的盒式录音机。是S公司制造的微型录音机。
“您捡到这个时，里面有录音带吗？”
“有哇。录音带里录着的是一些对话，听不太清楚。”
刑警们意识到终于找到它了。福山强压住兴奋，问道：“那盘录音带您还保存着吗？”
“大概是放在哪个抽屉里了。我记得没扔。”艺术家漫不经心地说。
“实在不好意思，请您务必找到它，行吗？”
“行呀，那盘录音带这么重要吗？”艺术家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好奇。
“和我们负责的案子有点儿关系。”
“是这样的话，我一定给找出来。”艺术家弄清了刑警们的来意，但仍然痛快地站了起来。
“那太麻烦您了。”
“没什么，反正我也闲着。”艺术家到别的房间去找录音带的这段时间，刑警们一直怀着一种祈祷的心情。不知道录音带上是否真的录下了那个无可辩驳的场面。已经是一年以前的录音了，不知还能不能重放。
但是他们都感到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罪犯肯定就藏在这里。刑警们觉得正在一步一步地缩短与罪犯之间的距离。
“啊，找到了。”不一会儿，艺术家拿着一盘小型录音机专用的录音带走了进来。
“找到了吗？”
“就是这盘带子。我本来想重放一遍听听的，但是不感兴趣，就一直没听。这个东西对你们有用吗？”
“这个可以交给我们暂时保管一段时间吗？”
“随便，反正也不是我的东西。”
拿着艺术家提供的录音带，他们返回了搜查总部。
在搜查总部立即重放了录音带，这下证实了对田卷光子和岸本弘行的怀疑。无论是照片还是录音机，都是为了能够证明什么。重放这盘录音带的结果证实了录的是田卷光子与岸本弘行的对话，其中包含着足以证明他们谋杀田卷敬造的重要内容。
此外，在录音带和录音机上都取下了虽然不太清楚但仍能辨别的指纹，经检查指纹是新屋重雄的。搜查总部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能否逮捕这两个人。
经讨论，对光子和岸本作出如下结论：
1.光子在嫁给田卷敬造之前就已经与岸本发生了关系，在结婚后仍然保持着这种关系。
2.岸本熟悉丢弃新屋尸体的现场的地理环境。
3.遗留在新屋车里的发票是伯尔尼分店的，而岸本是那里的常客。
4.在留有新屋指纹的录音机里录下了光子与岸本的对话内容，这证明他们杀死了田卷敬造，而新屋目击了当时的情况，并且录了音。
5.估计在新屋住所里找到的田卷敬造的金表是从田卷家偷来的。
6.光子知道金表是敬造的遗物，但因害怕警方追查，所以才加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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