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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后,我们一起去洗手间用热水洗脸,我脑子动了动,记起袁晓晨是出差回来,就问她:“哎,你这回出差是不是也是跟他在一起?”
“怎么了?”她把涂满洗面奶的脸转过来冲向我,看起来很古怪。
“没事儿,瞎问问。”我的心头已是一股无名火起,但表面儿还是装做很自然的样子。
“那是我前男友儿啊,既省了每月的五百块房费,又是老熟人,还省了你接送的麻烦,何乐而不为?”
“你可真会算计!”我忍不住回了一句。
“生气啦?”她高兴地问,“还是嫉妒?”
她再次转过来脸,这一回,她洗干净了,我分明看到一丝痛快的表情浮现在她的脸上,那是一种因报复而显出的得意忘形。
“有什么可生气的,不就是旧情复燃吗?理解。”我说着走了出去。
“哎,去哪儿啊?该你洗脸了!”我听到袁晓晨在后面叫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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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之后,不知为什么,凡是她买的东西,我都尽量不用,总觉得那是她从那次房费里省出来的,而且,我弄不清的是,省了房费以后,他们省没房事?我回避这个问题,只是更加少地与袁晓晨做爱了,即使做,也是忽而狂暴忽而半途中止。
也许我的态度被袁晓晨察觉到一些,她表现得更为自信,经常抓住一些她自认为的我的弱点来攻击我,比如她看一本时尚杂志,仔细看其中的一页珠宝广告,知道我照例会说那东西没用,她便像早已准备好了一样,对我说那种珠宝的制作工艺,做珠宝的公司多么有名,甚至有一天,当我把一块她用的手绢丢进洗衣机时,她竟说要拿去干洗,说那块名牌手绢是如何的贵,又是谁送她的,等等,又比如,她更经常地说我比她岁数大,却没她挣钱多,颇有一种自己奇货可居的沾沾自喜,还说等她买了大房子,让我也尝尝寄人篱下的滋味,以前我们也说这些玩笑话,但不知为什么,现在听起来却十分刺耳,我想这主要是袁晓晨在说的时候语气发生了变化,她开始当真进入一种强调自我的状态,这令我觉得说不出的可笑。
这些话听来听去,总算叫我听出讽刺意味,总结起来也不过就是四条儿,那就是嫌我年龄大,挣钱少,不努力,没前途,可气的是,这四条儿结论的参照者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和她的前男友。
“你看看人家,跟你一边儿大,我认识他的时候,一起在公司里打工,开着跟你一样的捷达,还是分期付款的,现在已是八千万的身价了,保时捷就换了两辆,和媳妇离婚给了媳妇一千万,我要是跟你分手,顶多能得到几本你签名的书,里面写的还是跟别的姑娘的乱搞经历!”一天,她竟这样口若悬河地对我说,说的时候,抑扬顿挫,一种奇怪的快感在语气里显露出来。
“大姐,要说有钱人,美国不是有一叫比尔·盖茨的吗?成天数钱点财产累得跟孙子似的,为了发展,还得忙着跟各种人握手,什么总统法官律师之类,烦不烦啊,有点自由时间全都拿来算计别人,订合同冲市场什么的,低不低级?不就是商人吗?”我这么回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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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某些方面我确实得感谢袁晓晨,她是商业社会的使者,是她向我报告商业社会来临的消息,这个社会不知从哪一天起,变成了商人的天下,一座座形状相似的写字楼里,一张张交易合同像雪片一样漫天飞舞,里面写的全是一些保护自己、损害别人的明确条文,那是商人生命的精华,勾心斗角、斤斤计较、连蒙带骗成了一种职业生涯,一种高级人生,商人以骗得的财富与骗得的权力相抗衡,形成了社会上最主要的两种力量,而这一切,却与大多数人毫无关系,看历史书叫我懂得,在人们有限的几十年里,垂死挣扎的状态是不同的,但强力与心机却是生者特别喜欢的两种生存工具,很多人把生命的顶点就定在能够握住这两样东西上,那不过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动物时髦而已,为的是让自己的生命在与别人的对比中显得更重要,事实上,那种在道德上含混不清的时髦一直令我反感,我不喜欢那种利用人性的弱点来击败别人的人,不公平,没意思。我像是一个安于在自己的墓地边徘徊的人,对我来讲,生与死才是惟一重要的两种超乎一切的现实、梦想与力量,其余的不过悲喜剧的轮番串场表演而已,即使在趣味上,我也不喜欢命令与交易,我讨厌像这样一种单调的社会现象,极目四望,全部且永远是没完没了的交易,男人和男人交易,女人和女人交易,男人和女人交易,年轻人和老年人交易,而交易规则却只是些花言巧语或对自己有利的谎言,那么多年过去了,社会上仍没有什么新事物出现,有的只是新的交易,我知道,在这里,就连死亡都能变成一笔交易,不是有人寿保险这回事吗?无不无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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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袁晓晨以及她自鸣得意的一切,我想我得反击了,就像对于这个社会所能提供的单调沉闷的生存价值提出反击一样,我以一种不屑一顾的姿态进入角色,那就是外表上的沉沦,把我的生命,忘情地投入到一种不计后果的胡混中去,让一切少数人的明天统统见鬼去吧!我与多数人一样,没有明天,没有未来,更没有希望,至少,我犯不上成为别人获得
权势与荣华的工具,我再没有意义,也不愿拥有他们追求的意义,我的梦与他们的不一样,我就站在我的梦中,挨着我自己的破锅破碗,一点不怕寒碜,就像一只野兽站在一片荒原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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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袁晓晨忙于她的房子,她的未来,她的薪水,她的高质量的一切的时候,我带着一种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推掉手头的所有工作,踏踏实实投入聚会,这也就是在北京,可聚会的场所多得要命,画展、艺术展、电影首映、各种新闻发布,这是在白天,晚上是演出,大剧场、小剧场、京剧、昆曲、地方戏、美国大片、黑道电影、DV展、诗歌朗诵会、文学讨论会,还有各种摇滚演出、各种酒局、各种饭局、各种赌局、各种游戏厅,甚至还有体育锻炼,打球游泳之类,多如牛毛,看也看不完,混也混不完,你去了一次,下一次他们就会叫你再去,总之,我忙着跑到外面混,在家里呆的时间少得出奇,那时已是春天,报春花在路边接二连三地盛开,细雨过后,空气中四处弥漫着一股泥土的香味儿,鸟儿在枝头轻巧地跳跃,而我却披星带月,出入在一个又一个欢场,或是朋友家里,经常是连手机也不带,行踪飘忽不定。
这一招令袁晓晨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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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表面上,袁晓晨丝毫不露声色,她对我察言观色,用一种旁敲侧击的方式试探我,一天夜里,在她临睡前,我要出门参加一个麻将局,她在门口一把拉住我。
“想打炮吗?不打就算了。”我听她干巴巴地说。
“你吃什么呢,怎么这么说话?”
“对你这种人,没什么可说的,就得简单粗暴。”
“看来我的回答也得单刀直入,免得你觉得拖拖拉拉。”
“到底怎么着?打还是不打?”她一边头也不回地脱衣服,一边用不耐烦的语气催促我。
“我真想说不打。”
“那就说,我去洗澡。”
“我要说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