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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沥川和我分手的那天开始,我一天至少给他发一个Email,从未收过任何回音。他走之后的第二天,我在绝望中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却被告知是空号。我打电话找纪桓,纪桓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帮我问过沥川的公司,得到的回答是,沥川被紧急调回CGP欧洲总部,他手上的设计图将会在欧洲继续完成。所以他仍然是CGP的首席设计师,虽然很大的程度来说只是挂名。CGP需要他的名望招揽业务。
纪桓说,由于沥川极度保护自己的隐私,他对沥川的所有了解主要来源于CGP网站上的几句简单介绍。和我Google出来的信息相差无几。王沥川,著名青年建筑设计师。出生于瑞士伯尔尼,XX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曾获得过以下奖项:XXXX年瑞士青年设计师大赛一等奖,XX年美国P/A金奖,XX年法国AS-4建筑设计大奖。代表作品:C城体育馆,M省皇家博物馆,各种名目的度假村、商业中心、音乐厅、会展中心等等。
这些金光闪闪的履历不是我熟悉的沥川。我所熟悉的沥川,是那个深夜送我回家、陪我买火车票、因为被我爸骂而长了一身大包的沥川。沥川处处呵护我,没有半点架子。还有,沥川拄着手杖陪我散步,走得远了,会喊累;生病了起不来,夜里会求我替他倒牛奶。有天晚上我写一篇论文,写到一半没思路了,痛苦地喝咖啡,他居然问我,要不要他的“性服务”。我们很浪漫地做爱,然后,我一鼓作气,写到凌晨,论文得到最高分。
那天,沥川和我在停车场分手,只用了五分钟。我从龙璟回来,感觉已过了千年。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寝室,在门口遇到了修岳。两天后,宿舍里传遍了我与沥川分手的消息。修岳找到我,问我,月亮没了,还要不要那枚六便士。我向他坚决地摇头。
两年内我不闻不问,疯狂地学习、选课。到了大三的期末,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修完了所有的课。我问辅导员该怎么办。他说,你为什么不考研?他向我推荐了冯介良——冯静儿的父亲,英文系最资深的教授,劳伦斯专家。当年若不是学校在他夫人那里苦苦作文章,他早已被北大挖走了。我修过冯教授的“现代英国文学”。他挺喜欢我,给了我一个最高分。我于是去找办公室找他,问他考研的事儿。老头拍拍我的脑袋说:“别考了。英文你很好,政治你肯定不想背。我替你省了这一关吧。”我很快收到通知,由于成绩突出,我被保送研究生云云。
研究生不交学费,不过,一个月的补助费只有两百来块。就算有奖学金,我照样还得打工。爸不再给我寄钱了。因为我弟与他大吵一顿之后,考上了中山医科大学临床系。学费比我贵两倍,父亲在经济上越来越捉襟见肘。小冬学习很刻苦,课余和我一样,四处打工,挣学费,挣生活费。我爸一个月寄给他一百块,肯定不够。我节衣缩食,打算每月寄给他三百块,被他退了回来。寒假的时候我去广州看他,小伙子长得又黑又壮,骑着车替花店卖花。我看着心疼,强行留给他两千块钱。可是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收到小冬的汇款,两千块,一分不少地寄回来。“姐,我的钱够用,你留着自己花吧。”
我的日子过得很单调。早上五点起床背单词,除了上课、打工就是去图书馆。每个周一,我都下定决心不再给沥川写信。到了周末,我又故态复萌,忍不住去网吧查看信箱。看到那个0字,我又受到刺激,忍不住又写去一封信。头两年,我还在信里问他,你好吗?你在干什么?渐渐地,我的信只写我自己,有时候是学习汇报,比如:“这学期我选了四门课,精读、口语、写作、莎士比亚。上学期那篇劳伦斯的论文我得了最高分。我在课堂上发言,说查泰来夫人怎可以这样虐待克里福。把我的老师气得半死。”有时候是读书报告,比如:“今天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特深奥的书——《莲花经》。我花了一个星期看完,回头想想,一句没看懂。”有时候是饮食或气象记录,比如:“北京今年风尘真大,我买了一条大围巾。”或“还记得我们学校的鸳鸯林吗?现在林子的当中,修了一个水池,旁边开了一家湘菜馆。里面的红烧肉真好吃。”
我觉得,我不是在写信,而是在电子信箱里种下一丛春草。“春草恰如离恨,更行更远还生。”
三年中,因为学习的缘故,我很少回家。只在每年的春节回去过几天。我和我爸大约冷战了一年,我最终告诉了他我和沥川分手的消息。爸听后半天没说话,最后问我,那你,难不难过?我说,已经过去了。正好借此东风,化悲痛为力量,年年拿奖学金回来。
就在我刚刚上研究生的那一年夏季,学校还没有放假,我收到了小冬的一个电话:“姐,回家看看爸吧。爸爸病危。”
爸得的是扩张性心肌病。送到市医院,学校的同事不知底细,以为小冬学医,就先给他打了电话。其实小冬只是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除了着急,什么也不会。我爸昏倒在教室里,送到医院的当天就发了病危通知。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学校在开始的几天,还不断地送去支票,渐渐地,他们派人向小冬解释,学校无法承担父亲的医疗费。主治医生说,这种病希望很小,除了心脏移植,基本上没治。
我问小冬,心脏移植的费用会是多少。
“二十万的手术费。手术风险很大。就算成功,每个月大概还要几千元的抗排斥药费。”小冬一愁莫展。
“爸……他还能说话吗?”在这种时候,我连哭是什么都忘记了。
“倒是醒过来一次,”小冬说,“我没告诉他实情。他一直胸闷,心慌,喘不过气,多半猜到自己情况不好,说想见你。”
“小冬,你马上去调查谁是云南最好的心脏手术专家,我去弄钱,替爸做心脏移植。”我放下电话,打车直奔龙璟花园,沥川的公寓。
我的手上,还有那个公寓的钥匙。打开房门,一切依旧,一尘不染。公寓的管理费十分昂贵,所以每天都有人来打扫,所有的陈设,还是沥川离开时候的样子。我的心堵得满满的,来不及悲伤,也来不及回忆。
我在茶几上找到了那个信封,用手机拨号。电话响了两声,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好。陈东村律师事务所。”
“我找陈东村律师。”
“我就是。”
“您好。我姓谢,谢小秋。”
“哦,谢小姐。好久没联系,”他居然还记得我,“找我有事?”
“我需要钱。”我说得直截了当。
“能否请您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钱的事情,电话里谈不方便。”
“请问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您知道龙璟花园吧?我们的事务所在二层,204号。”
我松了一口气,真是方便,居然就在楼下。我下楼,找到那间房,一位中年男士迎了出来,将我请进他自己的办公室。他显然在业界资历颇深,龙璟花园地段优良,租金昂贵,在这里办公是不小的花费。
“谢小姐,我需要看一下您的证件,以便确认您的身份。”他是北京人,好像是语言学院毕业的,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我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和学生证。他点点头,到隔壁保险柜去拿出来一个木盒子。然后,他从里面拿出一本支票本,问:“谢小姐需要多少钱?”
“你能开多少?”我心里没底。
“随您说。”他看了我一眼,“或者,您把支票本拿去,自己留着慢慢开也可以。”
“二十五万。”二十万的手术费,五万的药费。
他在支票上写上钱数,让我签个名,复印存档,然后将原件交给我。我看了看,沥川已经在上面事先签好了名。
我把支票放进钱包。陈东村又问:“那两处房产的过户手续,谢小姐不想一并也办了吗?”
我说:“我不要房产。就是这二十五万,也是我向他借的。以后一定设法归还。”说着,我写了一张借据,强行塞到他的手中。
陈东村笑了笑,接过,放入盒中:“谢小姐,任何时候,如果您还需要钱,请来电话。”
果然是沙场老手,不温不热,不推不托,说话知道分寸。
我爸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在昆明做的。他的病情太重,已不能乘飞机去别的城市更好的医院。那天,好几位专家在他的身边工作了四个多小时。手术相当成功。可是,紧接着,爸的身体便有了严重的排斥反应。我们怀着一线希望,竭尽所能地照料父亲。他挣扎着活了二十五天,还是离开了我们。其实,手术风险之大,我们早已知道。但直至办完了丧事,我们还不敢相信,爸竟这么快就走了。
那年暑假,万木丛生,骄阳似火。突然间,这世界就剩下了我和小冬。
“姐,我们现在,是不是算孤儿了?”小冬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