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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六个月,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开始恢复工作。我们仍然住在昆明,沥川每周会有两天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笔译减少了,口译的任务却加重了,我亦频频出差。
结婚后,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我一向做不惯闲人,沥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选择。
那年七月,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一个建筑界的年会。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了一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我则因为公司接了一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我们于是整整相别了两个月。旅游团的任务刚一结束,我便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他吩咐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让我在家中等待四天,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其实他很想偷溜,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而且几位难得一见的合作伙伴听说他“出山”了,纷纷请他吃饭,他实在无法抽身。
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
飞机准点到达。为了避免等行李,我只带了一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电脑、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家里什么都有,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
过关顺利,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没看见他。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我有点记不得费恩的长相。
蓦然间,我却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
那眸子本来是漠然的,一见到我,笑意便如一杯水满满地漾了出来。
居然是沥川!
我惊讶地飞奔过去,扑到他身上。
他将我用力一搂,在我额上重重地吻了一下,上上下下地打量:“是什么旅游团啊?晒得这么黑?”
“不能用黑这个词,得用麦色。”
“好吧,晒得这么麦。”
“‘麦’不能做形容词——”我打趣。
他穿着一套纯黑色的西装,系着一条细细的银灰色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不是说抽不了身吗,他居然早我一天赶回苏黎世。
“会开完了?”我问。
“没呢,我溜出来接你。跟我去西西里好不好?”他拉住我的手,“宾馆楼下有很大的游戏机室,你可以天天打游戏。得空我带你去看火山——活火山,还冒着烟呢。”
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央求我,我看着他连连苦笑。
沥川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狂,一旦接了活就开始日夜颠倒、饮食混乱,忙起来的时候只记得不停地吃一种东西:吞拿鱼三明治。有我监督的时候他的作息还算正常,我会劝他不要太熬夜。这两个月我不在身边,他果然瘦了一圈。
沥川知道我不喜欢陌生的环境,尤其是会议、晚宴这类正式的社交场合。我对他在欧洲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看过一些他设计的建筑图片。CGP的总部就在苏黎世,结婚后沥川一直没上班,我只陪他参加过一次公司的年终晚宴。许多人操着流利的英文和我聊天,我像只尾巴那样紧紧地跟着沥川,应酬几句便疲于应付,沥川常常主动将话题接过去。
我叹了一口气:“不用特意来接我,给我买张票我转个机不就成了?你什么时候到的?”
“比你早到三十分钟。”他微笑,“正赶上接你,早上的会我溜掉了。”
沥川的作风相当德国派,是个非常有计划的人。大病一场之后变得容易改主意了,偶尔会心血来潮地做一些没头脑的事儿。他这一趟一定赶得很急,差不多是争分夺秒的。我脑子一闷,想起以前他说过自己过海关的一些事儿。残疾人安检特别麻烦,特别是911以后的美国。尽管携带了各种证件沥川仍被要求和所有的男人一样,脱下鞋子检查。对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脱鞋是特别艰难的动作。脸皮薄的沥川每次讲到这里都要抱怨:“This is so embarrassing!(窘死我啦。)”穿义肢过金属探测器必然会响成一片,遇到格外多疑的安检员他还被请入单间脱衣检查。经常旅行的沥川已习惯了这些程序,大多数机场人员亦相当和善,极个别人怀疑义肢里藏有炸弹或毒品他亦表示理解。这年头人肉都可以当炸弹,何况是义肢?
我四下一看,发现了问题:“咦,你的行李呢?”
“没行李。”他拍拍口袋,“就带了护照和钱包。”
果然是临阵脱逃,逃得这么仓惶,额头上全是汗。我摸摸他的脸,心疼了:“累不累?”
“还好。”说罢,执意拿过我的行李箱,我没和他抢。
看看手表,沥川拉着我快步向候机厅走去:“快点,要登机了。”
到达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是下午两点。宾馆里面静悄悄的。沥川说会议方下午安排了旅游活动,客人们都出去游览了。
用钥匙卡划开房间,沥川放下行李就将我按在门背上了。
“嗳——”
他堵住了我的口,深深地吻我,动作有些猛烈。我的头拧来拧去,险些窒息,在他的怀里挣扎。他放开我,给我时间喘息:“小秋,好久不见,你得乖一点。”
“不乖!要挑战你!”我嚷嚷道。
我们倒在坚硬的地板上。
沥川的身上总有一股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空调吹出一道冷风,天花板的风扇缓缓转动,房间里弥漫着地中海特有的橄榄味。微凉的身躯渐渐发烫,汗水在身下打滑。过了一会儿,他放松下来,若有所思地抚摸我的脸。我闻着他手指上的松木气息,轻轻地说:“沥川,这次我们可能会有孩子呢。我现在不是安全期。”
他的身子微微一怔。
沉默片刻,他摇摇头:“不会的。我接受过很多次放疗,腺体早已损伤了。活的精子会很少,你受孕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其实这话没结婚的时候沥川就说过了,我一直心存侥幸。这只是无意地一提,顿时触到他的伤心处。
“没事没事,我才不在乎呢,”我连忙改口,“不一定非要我生,喜欢孩子的话我们可以领养嘛!”
他躺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半天没说话。我爬起来到卧室里找来拐杖递给他,然后去浴室放水。
水放好了,我去找沥川,发现他披着睡衣斜靠在墙边仍在想着心事。
“水好了。”我搂住他,将脸贴在他的胸前。
“小秋,”他忽然低声说,“我也很想要孩子。”
我掩住了他的嘴,用手轻轻抚摸他身上那道细长的伤疤。
“对不起——”我喃喃地说。
除了医护人员和他的父亲,沥川从没有让任何人看见过自己的伤痕。出事那年,他先是失去了母亲,紧接着失去了腿,之后一直放疗,失去了头发和胃口,身心承受着巨大打击。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自己的伤疤很可怕,除我之外,不愿让任何人看见。
“小秋——”他的声音变得很严肃,“我们需要谈一谈。”
“你谈,我听着。”
“不许胡闹,”他摸了摸我的头顶,“到沙发上坐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