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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约翰·西格拉姆，来到日本的长崎去拜访位于大浦天主教堂附近的鲤川内科医院时，时间已是新世纪伊始的二〇〇一年的九月。
日思夜想的日本之行不巧赶上了九月份的连雨天，多少有些令人扫兴。不过，坐在有轨电车里，一边聆听拍打车顶的雨声，一边隔着窗玻璃悠然地眺望雨雾缭绕的长崎街景，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走出有轨电车的站台，撑起雨伞，沿着石铺的坡道拾阶而上，走不多远便到了鲤川医院。医院的门前栽植了松树，往树影里一站，可以俯瞰到长崎漂亮街景的一角。
医院是一所木结构的建筑，刷着白漆。我推开带有几分岁月沧桑感的磨砂玻璃门，向咨询台里的人说明了来意。不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位年逾四十、一身白衣的医生，用英语接待了我。我的来访目的早就和院方商量妥了。
留着一撇小胡子的中年医生为我指派了一名护士作为陪同。她将带我去的地方是建在医院后院的日式配楼。
我穿上鞋，走出主楼，撑起伞，从医院主楼的侧面绕到后院。院子里修建了小水池，令人赏心悦目。我们俩走在池边的小径上，其间，她用只言片语的英文回答了我几个问题。
踏着碎石小径走到庭院的尽头，从这里可以更好地俯瞰长崎的街景。它的大街小巷在细雨霏霏之中显得格外的清爽，叫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这座城市曾经接受过绰号为“胖子”[1]的可怕的钚弹的洗礼。
我被引到配楼的玄关。我脱掉鞋子，换上给我递过来的拖鞋，走上板间[2]。经过了一段擦拭得一尘不染的走廊，我被领进左手边的一间舒适的会客室里。她将一把椅子指给我，随后便退出去，步伐轻快地消失在走廊的深处。
会客室的墙面是用常见于日式茶室的那种淡黄色的墙土抹出来的，倘要说得日本味儿一些，我脚底下的应该叫榻榻米了，上面铺着块波斯地毯，地毯上摆放着罩了白布的沙发和茶几。房间的一角是壁龛，一只插着南天竹的枝条和一些我所不知道名字的花的黑漆花瓶静静地摆在里面。
一张放大了许多倍的黑白相片被装进相框，挂在左侧的墙上。照片中，一名身着日式浴衣的白人男子坐在躺椅一样的沙发里，他的身后站着一位同样穿着浴衣的日本女人。男子在浴衣外面披了件褂子。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清瘦，一样的五官标致。女子是个标准的瓜子脸美人儿，男子则显得温文尔雅。两个人都在恬静地笑着。
坐在房间里，外面的雨声传进耳朵，沙沙啦啦，无休无止。我往走廊那边望了一眼，透过并排的一溜儿窗玻璃，可以看到刚才一路走过的庭院和庭院尽头坡脚之下的长崎的街道。
指给我坐的是一把单人椅，跟前是一张矮桌。左手边放了一组双人沙发，而矮桌的对面则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地。我是被刻意安排在面向这一处空地的座位上的。
其中的缘由很快便揭晓了。一位老人现身了，他坐在轮椅里，由护士推到了那个位置。每逢老人有访客时，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种安排。
“我是保尔·高木。欢迎你，远道而来的客人。”
老人用英语说着，颤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来。我连忙站起来，屈身握住了他的手。
护士说了句“我去倒茶”，便又退回走廊里。
这句日本话我倒是能听懂，可是我的日语水平毕竟有限，仅能勉强应付几句寒暄客套话而已。之所以我斗胆只身前来，不带翻译，是因为我知道，在这家医院里有一位会讲英语的保尔·高木。
“你请坐。旅途一定很劳顿吧？”
高木一面调校助听器，一面说。
“倒是没觉得累，讨厌的是倒时差……”
我笑着回答。
“斯托雷切先生和葆拉，对吧？”
我指着墙上的黑白照片问道。高木点了点头：
“那是我的妹妹。”他说，“照片里的人看上去很安详，一点也不像是在战争时期。可两个人的内心却都是风起云涌的。照片是在端岛[3]上的照相馆里拍的。”
老人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关切地问我：
“我的声音很难听清楚吧，毕竟是上了岁数的人了。”
我把屁股往前挪了挪，向前探出身子。
“不碍事的，我只要留意听就是了。”我说，“我也早就想来长崎看看了。借着这次公干的机会，正好让我夙愿得偿，我这会儿高兴还来不及呢。”
“这雨下得不是时候啊……”
高木说。
“是啊，是有点儿遗憾。”我说，“可这雨倒也挺招人喜欢的。”
“我的英语都快要忘记了，眼看着今年就奔九十六啦。”
高木说道。
“哦？那您可真是高寿啊！可您看着一点儿也不像啊。”
虽然我对此心知肚明，但嘴上还是恭维了一句。
“身子骨也越来越差了。趁着我还能像这样聊天的时候和你见上一面，我感到很欣慰。”
老人淡然地说道。
护士端着茶盘走进了房间。她将茶杯放在我和老人的面前。
“医院里还有事做，我就不奉陪了。请二位慢聊。”
说完，她冲我鞠了个躬。她讲的是日语，见我听不大懂，老人便将这句话的意思用英文向我作了转述。我向她点头致意，对她为我领路表示了感谢。
“有关巴纳德·科伊·斯托雷切先生的行踪，在他祖国美国始终就是一个谜。美国人的看法是，他是在B－29飞到九州上空被击落时战死的。可是到了战后，却从日本方面的档案中发现了有关他被俘获的记载。然而，再也没有任何信息能显示他成为战俘以后的情况。由于他本人没有向占领军报到，长期以来，在他本国就有一种猜测，认为他也许是负了伤，在日本的某个地方死去了。”
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高木边听边不时地点头，一旦觉出哪里听得不甚真切，他便蹙起眉头，稍稍探出上身。于是，我便尽量注意放缓语速，好让他听得轻松些。
“可就在去年，您接受了一家美国媒体的采访，亲口说斯托雷切先生在日本幸存了下来。您的话激起了斯托雷切先生遗属们的强烈兴趣，他们急切地想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过着怎样的生活。由于发生了一些遗产上的问题，我这次被派到日本，就是为了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的。”
听完我的这些抛砖引玉的话，老人仰靠在轮椅背上，用他那塌陷的下巴对着我。他在对着天花板出神。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其间，我一直聆听着外面的雨声。
老人缓缓地收回视线，然后讷讷地开了口：
“说来话长啊。实在太长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
接着，他的表情微微抽动了一下，仿佛在苦笑。
“可如果不说，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就会从历史上消失，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况且，能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恐怕只有我了。说起来，他还真是命运多舛。在战后，巴纳德用了很长的时间，亲口对我讲述了所有的来龙去脉。我都一字不落地听了，那感觉只能用目瞪口呆来形容。以我的感受来说，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日本，他的人生一直都很不幸。
“战争，这都是战争造的孽啊。假如没有愚蠢之至的战争，也就不会发生如此荒诞离奇的事情。正是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残酷，把他那原本就脆弱的神经彻底摧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