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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晚饭时，我还是和母亲谈起了这件事，我告诉她，在给茜贝尔买包时碰上了我们的远房亲戚芙颂。
“啊，是的，内希贝的女儿在谢娜伊的店里卖东西，可惜了！”我母亲说，“过节她们也不来了。都是因为那个选美比赛。每天我都经过那家店，但我从没想到要去和那个可怜的姑娘打招呼。但从前我是很喜欢那姑娘的。内希贝到家里做裁缝时，有时她也会跟来。我从柜子里拿出你们的玩具给她，她就会在一边安安静静地玩。内希贝的母亲、你们那过世的米赫利维尔姑婆也是个可爱的人。”
“她们到底是我们的什么亲戚？”
因为看电视的父亲没在听我们说话，所以母亲告诉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埃特黑姆·凯末尔）是和国父阿塔图尔克同年出生的，他们还是谢姆希先生学校的小学同学，就像在我多年后找到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她父亲在和我外婆结婚前很多年，不到二十三岁时就急急忙忙地娶了第一个妻子。母亲说，那个可怜的波斯尼亚姑娘，（也就是芙颂外婆的母亲），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人们逃离埃迪尔内时去世的。尽管这个可怜的女人没有和我外公埃特黑姆·凯末尔生有一男半女，但之前，用我母亲的话说，还在“孩子时”她就嫁了一个贫穷的教长，生了一个名叫米赫利维尔的女儿。我母亲以前一直说，米赫利维尔姑妈（芙颂的外婆）是由一帮奇怪的人养大的，她和她的女儿内希贝（芙颂的母亲）并不是我们的亲戚，最多只能算是远房亲戚。不知为什么，她让我们叫家族这个很远分支上的女人们“姑婆、姑妈”。我母亲（她叫维吉黑）在最近两年的节日里，对住在泰什维奇耶后街上的这家穷亲戚极为冷淡，因此伤了他们的心。那是因为，两年前芙颂去参加了一次选美比赛，那年她才十六岁，还在尼相塔什女子高中读书，内希贝姑妈不仅默许，后来我们得知，她甚至还怂恿了女儿。母亲对此很生气。后来，母亲还从一些传闻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曾经喜欢、帮助过的内希贝姑妈竟然还为这件丑事沾沾自喜，于是就不理她们了。
而事实上，内希贝姑妈一直非常喜欢和尊重我的母亲，我母亲比她大二十岁。无疑，这和我母亲对内希贝姑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内希贝姑妈年轻时上门为那些文雅街区的女人们做裁缝。
母亲说：“她们特别、特别穷。”因为害怕被认为是夸大其词，她接着说道：“但不仅仅是她们，我的儿子，那个时候整个土耳其都很穷。”以前，我母亲会说内希贝姑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好的裁缝”，把她推荐给自己的朋友，每年请她来家里吃一次饭（有时是两次），遇上婚礼会喊她去做礼服。
因为我多数时候在学校，所以不会在家里碰到她。1956年夏末，因为要赶制一件出席婚礼的礼服，我母亲把内希贝叫去了在苏阿迪耶的别墅。在二楼的那间小屋里，透过棕榈树树叶可以看见划艇、摩托艇和从码头上跳进海里嬉戏的孩子们。在小屋里，内希贝姑妈从她那只画有伊斯坦布尔风景的针线盒里拿出剪刀、大头针、卷尺和顶针，她俩置身于剪好的布块和花边之中，一边抱怨天热、蚊子和赶活的辛苦，一边像两个好姐妹一样，用我母亲那台辛格尔牌子的缝纫机有说有笑地干到半夜。我记得厨师贝科里不断地往那间又热又充满了天鹅绒味道的小屋里送柠檬水，因为怀有身孕的二十岁的内希贝总想喝柠檬水，而母亲在我们一起吃午饭时，曾经半认真半玩笑地对厨师说：“不管怀孕的女人想吃什么东西，你们都必须立刻满足她，要不然孩子会丑的！”我还记得自己好奇地看过内希贝姑妈那微微隆起的肚子。我想，那就是我对芙颂的第一次认识了，尽管当时谁也不知道那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内希贝也没告诉她丈夫就把女儿的年龄说大了两岁。”母亲越说越气愤。“真主保佑没选上，这样她们也就没太丢脸。如果学校发现一定会开除她的……现在她总算念完了高中，但我不认为她学到了什么。过节她们不来了，也就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了……谁都知道那些参加选美比赛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姑娘，什么样的女人。她是怎么对你的？”
我母亲在暗示芙颂已经开始和男人上床了。在芙颂和通过初赛的姑娘们的照片在《民族报》登出后，类似的闲话我从尼相塔什的花花公子们那里也听到过，我不想显得对这个令人羞耻的话题感兴趣。当我们之间出现一阵沉默时，母亲用一种神秘的语气摇着手指说“你要小心！你正要和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姑娘订婚！让我看看你给她买的包。穆姆塔兹！（我父亲的名字）你看，凯末尔给茜贝尔买了包！”
“是吗？”我父亲说。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由衷高兴的表情，好像他看到包，喜欢包，并为儿子和他情人的幸福而幸福那样，然而他的眼睛甚至没离开过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