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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19日晚上7点半，为了去芙颂他们在楚库尔主麻的家，我和切廷出发了。我对切廷说，我们要去内希贝姑妈他们家还一辆儿童自行车，告诉他地址后，我靠在座椅上欣赏起倾盆大雨之下的街景。一年来在我眼前闪现过的上千个重聚画面里，既没有这样的一场倾盆大雨，也没有任何一场零星小雨。
在迈哈迈特公寓楼前，当我把自行车和父亲给我的珍珠耳坠拿上车时，我被雨淋透了。真正和我的期望完全相反的东西是，我在心里感到的一种深切的安宁。从我最后一次在希尔顿酒店看见她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39天，我仿佛完全忘记了自己在这么长时间里忍受的所有痛苦。我记得，因为有这样一个幸福的结局，我甚至感激自己经历的那一分一秒都是煎熬的痛苦，我也没有去责怪任何事、任何人。
就像故事刚开始时那样，现在我又认为自己的面前是一段完美的人生。在色拉塞尔维大街我让车停下，在一家花店里让人用红玫瑰做了一大捧像我面前的人生一样美好的花束。为了镇定，出门前我已经喝了半杯拉克酒。我是不是该在去贝伊奥鲁路上的酒吧里再喝上一杯？但迫不及待就像爱情之痛那样把我吞噬了。同时，内心里一个谨慎的声音说：“小心，这次别再犯错了！”当楚库尔主麻浴室在瓢泼大雨中梦幻般地在我眼前闪过时，我突然清楚地认识到，339天里我所忍受的痛苦是芙颂给我的一个好教训，因为她赢了。为了不再受到见不到她的惩罚，我愿意对她百依百顺。等到见了她，确信芙颂真的在我面前后，我就要向她求婚。
当切廷在雨中努力分辨门牌号码时，我的眼前闪现出此前幻想过，也试图向自己隐藏的求婚场面：走进她家、说笑着交还自行车，入座，平静下来后——我能做到这些吗？——喝着芙颂端来的咖啡时，我要立刻勇敢地看着芙颂父亲的眼睛说，我是为了请他们允许我和芙颂结婚才来这里的。儿时的自行车只是一个借口。我们会为此开玩笑，但不会去说曾经的痛苦，也不会去回顾以往的忧伤。坐上餐桌，喝着她父亲倒的拉克酒时，我将带着作出这个决定的幸福尽情地看芙颂的眼睛。
车子在一栋旧房子前停了下来，因为下雨我没能去注意它的样子。我的心在狂跳，我敲响了门。过了一会儿，内希贝姑妈来开了门。我记得，她被在我身后为我打伞的切廷和我手里的玫瑰花感动了。她的脸上有一种不安的神情，但我没在意，因为我走在楼梯上，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靠近芙颂。
“欢迎你，凯末尔先生。”他父亲在楼梯口迎接了我。我忘记了最后是在一年前的订婚仪式上见到塔勒克先生的，我以为自从以前的宰牲节宴请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我觉得衰老不仅让他变丑了，也让他变得模糊不清了。
随后我想到，原来芙颂还有一个姐姐，因为我在门口，在她父亲的身后看见了一个很像芙颂，但却是另外一个肤色黝黑的漂亮女孩。但就在我这么想时，我突然明白那个肤色黝黑的人就是芙颂。太令人震惊了。因为芙颂的头发是乌黑的。“当然，这是她头发的本来颜色！”我边对自己说，边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走进屋里。就像此前想好的那样，我是准备无视她的父母，把玫瑰花给她后就拥抱她的，但我从她的眼神、她的慌乱、她身体的姿态里明白，芙颂并不想和我拥抱。
我们握了握手。
她说：“多漂亮的玫瑰花啊！”但她并没把花接过去。
是的，当然，她很漂亮，变成熟了。她知道我很不安，因为我在经历一些和幻想中的见面场景相违背的事情。
“不是吗？”说着她用眼睛向屋里的另外一个人示意了一下我怀里的玫瑰花。
我和那人的目光相遇了。我快速想到，难道他们就不能找另外一个晚上请这个肥胖、可爱的邻居小伙子吃饭吗！但当我还在这么想时，我明白了这是一个错误想法。
“凯末尔大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丈夫费利敦。”她努力装做像是在提起一个不重要的细节。
我看着她叫他费利敦的那个人，不像是在看一个真实的人，而像是在看一个我没能完全想起的记忆。
“我们五个月前结的婚。”说着芙颂用希望得到理解的眼神皱了皱眉头。
我从和我握手的肥胖男人的眼神里明白，他对一切毫无所知。我看着他和躲在他身后的芙颂笑着说：“啊，认识你我非常、非常高兴！费利敦先生，您的运气真好。您不但和一个出色的女孩结了婚，这个女孩还有一辆漂亮的儿童自行车。”
她母亲说：“凯末尔先生，我们很想请你们参加婚礼的，但是我们听说您父亲病了。我的女儿，你不要再躲在丈夫身后了，赶快从凯末尔先生的手里接过那束漂亮的玫瑰花。”
当一年来让我梦牵魂系的情人，用一个优雅的动作从我手中接过玫瑰花时，她那玫瑰般的脸颊，充满渴望的嘴唇，天鹅绒般的肌肤，还有我痛苦地知道此生为了靠近它们，我可以付出一切的脖子以及芳香的酥胸，一下靠近了我，又随即远离了我。我惊讶地看着她，就像一个对她的真实和世界的存在感到惊讶的人。
她母亲说：“亲爱的，去把花放花瓶里。”
她父亲说：“凯末尔先生，您喝拉克酒吧？”
她的金丝雀说：“唧——唧——唧。”
“啊，当然，当然，拉克酒，我喝的，我喝拉克酒……”为了立刻喝醉，我空腹喝下了两杯加冰块的拉克酒。我记得，没坐上餐桌前，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拿来的自行车和我们儿时的回忆。但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足以明白因为她已嫁人，所以自行车所代表的那种迷人的兄妹情谊已不复存在了。
让人感觉这只是一个巧合（她问了母亲她该坐在哪里），芙颂在餐桌上坐到了我的对面，但她一直在逃避我的目光。在头几分钟里，我惊讶到认为她对我漠不关心。我也努力做出一副对她冷漠的样子，希望自己像一个来给穷亲戚送结婚礼物、脑子却在想着更重要的事情、善意的有钱人。
“什么时候要孩子？”我用一种轻松的口吻，盯着费利敦的眼睛问道，但我没能用同样的眼神去看芙颂。
费利敦先生说：“现在还不考虑。也许要等到我们搬出去单独住……”
内希贝姑妈说：“费利敦还很年轻，但他已经是当今伊斯坦布尔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了。《卖面包圈的阿姨》就是他写的。”
整个晚上我都在强迫自己去做俗话叫做“接受事实”的事情。一晚上我不时满怀希望地幻想，这个结婚的故事只是一个玩笑，为了逗我、让我吃惊，他们才让这个肥胖的邻居孩子扮成芙颂青梅竹马的情人和丈夫的，过一会他们就会承认这只是一个拙劣的玩笑。当我知道了他们夫妻的一些事情后，我接受了这个事实，但这样一来我又觉得自己知道的这一切是无法接受和令人震惊的。入赘女婿费利敦先生二十二岁，喜欢电影和文学，尽管还没挣大钱，但他不仅在给耶希尔恰姆<small>20</small>写剧本，另外还在写诗。我得知，因为是父亲那方的亲戚，因此小时候他和芙颂一起玩耍，甚至我拿来的自行车他也和芙颂一起骑过。当我得知这些后，同时也在塔勒克先生真心诚意为我满上的拉克酒的帮助下，我的灵魂仿佛退缩到了自己的壳里。我的头脑一直是不安的，直到我问清楚房子里还有几个房间，后阳台对着哪条街，桌子为什么要放在这里。而现在它仿佛也还是不安的，因为它对这些问题根本不感兴趣。
惟一的安慰就是能够坐在她的对面，能够像欣赏一幅画那样尽情地欣赏她。她的手还是像以前那样不停动着。尽管她已经结婚，但因为还没当着她父亲的面抽烟，因此很遗憾我根本没能看见她点烟时那些我很喜欢的动作。但有两次，她像以前那样拽了拽头发，有三次为了要插嘴——像在我们争论时她一直做的那样——她吸了一口气，微微抬起了她的肩膀。每次看见她的笑容，一种无法抗拒的幸福感和乐观情绪，依然会用同样的力量在我心里像向日葵那样一下绽放开来。一种从她的美丽、她那些让我感觉非常亲近的动作和肌肤里散发出来的光芒，在告诉我，那个我应该去的世界中心就是她的身旁。剩下的那些地方、人和事仅仅只是一些“无聊的消遣”。因为这个道理不仅仅是我的脑子，我的身体也知道，所以我在这里，在她的对面，因此我想站起来抓住她的胳膊、拥抱她。然而当我试图去想自己的处境、今后会怎样时，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痛苦，以至于我无法继续想下去，我开始不仅对桌上的人，也对自己摆出了一副我只是一个来这里祝贺一对新人的亲戚的样子。尽管吃饭时我们的目光很少相遇，但芙颂还是立刻感到了我这浮夸的模样，她也在像一个新婚、非常幸福的年轻女人对待一个带着司机来串门的有钱远房亲戚那样对待我，她和丈夫开玩笑，用勺子又给他舀了一勺蚕豆。而所有这些更加深了我脑袋里那奇怪的寂静。
我来时越下越大的雨一直没停。塔勒克先生吃饭前就告诉我，楚库尔主麻是一个低矮的街区，去年夏天他们买下的这栋楼以前经常会被水淹，我也和他一起离开餐桌走到凸窗前，看了看那些从坡上倾泻而下的雨水。我还看见，街上那些卷起裤脚管、光着脚的人，正在用手上的铅桶和塑料洗衣盆，从人行道的边上，把流进家里的水泼出去，或是用石堆和布块改变水流的方向。当两个赤脚男人用铁棍忙着弄开一个堵住的下水道井盖时，一个包着紫色，另一个包着绿色头巾的两个女人执着地指着水里的一样东西大声叫喊着。坐回桌上时，塔勒克先生用一种神秘的语气说，下水道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已经不够用了。每当雨越下越大时，总会有一个人说着“天漏了”，“诺亚大洪水！”，“真主保佑”之类的话，离开餐桌，站在面向大坡的凸窗前，焦虑地看着在灰暗的路灯下显得怪异的街区和流水。我也应该站起来走到他们身边，和他们分担对洪水的恐惧的，但我害怕自己因为喝醉站不稳而把沙发和茶几踢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