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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夜晚，我没再说一句话。因为我那时经历的事情在许多其他语言里也被叫做“心碎”，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展出的这个破碎的陶瓷心，可以更好地向每个参观者讲述我的痛苦。像去年夏天那样，我不再感觉我的爱情之痛是一种慌乱、一种绝望和一种愤怒。痛苦，已经在我的血液里更加稠密地流淌起来，因为每天或是两天见一次芙颂已经减轻了痛苦的强度，为了能够带着这种新的痛苦生活，我养成了一些新习惯，这些新习惯在整个夏天也住进我的灵魂，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多数日子，我不是在和痛苦斗争，而是在压抑或是掩盖痛苦，抑或是装做压根没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中度过的。
当我的爱情之痛稍微减轻一些时，另外一样东西，被羞辱的痛苦便取代了它。我以为，芙颂也在注意不让我受到这样的伤害，她在远离那些会伤害我自尊的危险话题和情况。然而在她说了最后的那些粗鲁的话后，我明白自己再也无法装做若无其事了。
刚开始时，我做到了好像芙颂从未说过那些话（就像我是聋子一样）。尽管它们（“你真要出钱……我们已经厌倦了”）不断在我脑海里重复。但我嘟囔的那句话（“真的吗？”）却证明了我听到了那些话。因此我也无法做出根本无所谓的样子。其实从我的脸上立刻能够看出来——也就是说我意识到被羞辱了——我不开心了。当那些羞辱的话在我脑海里不断重复时，就像什么也没发生那样，我拿着汽水瓶，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因为痛苦，我在吃力地行动。现在，更为羞辱的不是因为发现了那些羞辱的话，而是让芙颂发现，我发现了那些话是羞辱的，我在为此伤心。
为了能够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使出浑身解数强迫自己去想一些平常的事情。我记得，就像儿时和青少年时因为烦躁不安而陷入那些玄学思想那样，我问了自己这样的问题：“现在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想什么了！”当这些单词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重复后，我果断地转身对芙颂说：“他们要收空瓶子。”我拿起她手里的空瓶子站了起来。我的另外一只手拿着我自己的瓶子，瓶里的汽水还没有喝完。我谁也不看，把自己瓶子里面的汽水倒进了芙颂的空瓶子里，随后把我的空瓶子还给了卖汽水的小孩。拿着我在这里展出的芙颂的瓶子，我回到座位上坐了下来。
芙颂在和丈夫说话，他们没发现我回来了。而我直到结束也没发现银幕上的电影。因为不久前碰过芙颂嘴唇的瓶子，现在握在我颤抖的手上。我不愿意去想别的事情，只想回到我自己的世界，我的那些物件里。这个瓶子，多年来一直被我小心翼翼地放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床头边上。注意到瓶子形状的参观者，会想起这是在故事刚开始时上市的梅尔泰姆汽水的瓶子，但里面的汽水已不是扎伊姆引以为豪的梅尔泰姆汽水了。因为尽管这个第一大民族品牌的汽水已经开始在土耳其一半的地方销售，但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劣质的仿制品。这些地下的本地小生产商，把他们在自己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廉价色素汽水，灌进从杂货店里收来的空梅尔泰姆汽水瓶里，然后拿出去卖。回去的路上，看见我不时把瓶子放到嘴上，对我和芙颂之间发生的不愉快一无所知的费利敦先生说：“大哥，这梅尔泰姆汽水真的很好喝，是吧？”我告诉他，汽水不是“真的”。他也立刻明白了。
“巴克尔柯伊的后面有一个秘密的煤气灌装点。他们把廉价的煤气灌进阿伊嘎兹<small>27</small>的空煤气罐里。我们也在那里灌了一次。凯末尔大哥，比真的还好烧。”
我小心地把瓶子放到嘴边说：“这个味道也更好。”
当汽车在昏暗的街灯下，在静悄悄的后街上颠簸前行时，树木和树叶的影子在车的前窗上，就像在梦里那样慢慢地移动着。我坐在切廷的旁边，发现心碎的感觉痛彻心扉，我没扭头朝后面看过一次。像往常那样，我们开始谈论起电影来。很少加入这类谈话的切廷，也许是因为不喜欢车里的沉默，所以打开了这个话题。他说电影里的一些地方一点也不可信，因为一个伊斯坦布尔的司机，任何时候都不会像电影里那样去责骂女老板，即便是礼貌的责备。
女婿费利敦说：“但他不是司机，是著名的演员阿伊罕·厄谢克。”
切廷说：“这我知道。我也是因为这才那么喜欢的。因为它也有教育的一面……我非常喜欢今年夏天看的这些电影，一方面是因为有趣，另一方面是因为有教育意义。”
不仅是芙颂，我也一直在沉默。让我感到更加痛苦的是切廷说到的“今年夏天”，因为这几个字在提醒我们，美好的夏夜结束了；我将不能再和芙颂在露天影院里看电影了；在繁星下和她并肩坐着的幸福到头了。为了不让芙颂发现我的痛苦，我想随便说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感到自己进入了一种将持续很长时间的气恼里。
我不想再见芙颂了。内心对于一个为了让我资助她丈夫拍电影，也就是说为了钱而和我交朋友的人也是完全抵触的。更何况，她甚至已不再试图对我隐藏这个事实。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对我来说已不再有吸引力，因此我觉得自己可以轻易地离开她。
那天夜里把他们送回家后，我压根没去和他们约后面的电影。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也一直没给他们打电话。那些天，先是脑子的一角，随后以一种日益叠加的形式，我开始表现出了另外一种气恼。被我称之为“外交气恼”的这种气恼，与其说来自于心碎的痛苦，不如说来自于一种迫不得已。因为对于一个亏待我们的人，为了不让他再那么做，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惩罚来维护我们的尊严。我给芙颂的惩罚，当然就是不资助她丈夫拍电影，这样她想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也就泡汤了。我对自己说：“让她去想想，如果电影拍不成会怎么样！”于是，当我头一天发自内心地生气时，从第二天起我开始仔细幻想惩罚是如何让芙颂痛心的。尽管我很清楚见不到我对他们来说只是物质上的损失，但我还是在幻想，让芙颂伤心的不是因为拍不成电影，而是因为不能见到我。也许这不是一个错觉，是真的。
幻想芙颂后悔的乐趣，从第二天起开始超越了我那真正的气恼。第二天晚上，当我和母亲在苏阿迪耶别墅安静地吃饭时，我感到自己已经开始想念芙颂，我那发自内心的气恼早就结束了。我明白，只有想到我的气恼会让芙颂伤心，对她将是一种惩罚，我才能继续气恼下去。当我试图和芙颂换位思考时，我开始替她想到了一件非常现实和无情的事情。我试图明白，如果我是一个像她那样年轻漂亮的女人，正当我将在丈夫拍摄的一部电影里出演主角而成为明星时，却因为一些蠢话伤了有钱制片人的心而使自己失去了成为明星的梦想，这对我来说将会是一种多大的悔恨。但是母亲的问话（“你为什么没把肉吃完？晚上你要出去吗？夏天的情趣已经没有了，如果你愿意，别等到月底，明天我们就搬回尼相塔什去。这是第几杯酒了？”）阻止我继续这么想下去。
当我用昏沉沉的脑子试图去弄清楚芙颂会怎么想时，我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其实从我听到那句难听的话（“你真要出钱……”）的那一刻起，我的气恼就变成了一种针对报复的“外交”气恼。因为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我想报复芙颂，但又因为我对这种欲望感到害怕和羞耻，因此我要让自己相信，“我不想再见到她了”。这个借口更加好听，同时也给了我报复时让自己感觉清白的机会。我那发自内心的气恼其实不是真诚的，也不是真实的，只是为了给我的报复欲望赋予一种无辜的深刻，我在夸大自己的心碎。明白这点后，我决定宽恕芙颂去见她。决定去见她后，我又开始更加积极地去想一切事情。但是为了重新去找他们，我必须苦思冥想地去欺骗自己。
晚饭后，我去了十年前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去做“找女朋友市场调查”的巴格达大街，当我走在宽阔大街的人行道上时，为了完全搞清楚如果我放弃惩罚，对芙颂来说将意味什么时，我努力将自己放到了芙颂的位置上。没过多久我的脑子里闪出这样一个念头：像她这样一个聪明、漂亮，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年轻女人，如果花一点工夫，立刻就能找到另外一个可以资助丈夫的制片人。一种强烈的嫉妒和悔恨之痛在我心里掠过。第二天下午，我让切廷去贝西克塔什的露天影院看看那里在放什么电影，当我决定那是“一部我们必须看的重要电影”后，我给他们打了电话。当我在萨特沙特的办公室里，从贴在耳朵上的听筒里听到芙颂家里的电话铃声时，我的心快速跳了起来，我明白不管是谁来接电话，我都将无法自然地说话。
这种不自然是因为，我被挤在了一个夹缝里，夹缝的一边是自己继续在灵魂的某个角落隐藏的气恼，另一边是因为芙颂的不道歉导致我感觉不得已而为之的“外交”气恼。就这样，我和芙颂还有她的丈夫在露天影院里，没得到多大乐趣，没说太多的话，假装生气地度过了夏天的最后几个夜晚。我的坏情绪当然也传染给了芙颂。即使在内心不想那么做的时候，因为迫不得已，我还是会对芙颂生气，这下我就真的生气了。一段时间过后，我在芙颂身边表现出来的这第二种个性，开始慢慢取代了我的真正个性。我一定是在那些日子里第一次开始感觉到，人生，对于多数人来说，不是一种应该真诚去体验的幸福，而是在一个由各种压力、惩罚和必须去相信的谎言构成的狭窄空间里，不断去扮演一个角色的状态。
而事实上，我们去看的所有那些土耳其电影都在暗示，只有用“真实”才有可能走出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但是在观众日渐稀少的露天影院里，我已无法再去相信我们看的那些电影，无法再让自己走进那个充满情感的世界了。夏末，贝西克塔什的星星影院变得门可罗雀，因为坐在芙颂的身边会显得奇怪，所以我在我俩中间空出了一个位子，我那假装的气恼，和凉爽的晚风一起，变成了一种像冰块那样让我心寒的悔恨。四天后我们去了费利柯伊的俱乐部影院，我们没看到电影，却欣喜地从躺在床上穿着礼服、板着脸的孩子和包着头巾的阿姨们那里明白，区政府正在为穷孩子们举办一场带魔术和肚皮舞表演的割礼。但当留着小胡子、胖墩墩的区长感觉到我们的欣喜，邀请我们参加割礼时，完全因为我和芙颂还在假装生气，因此我们婉言谢绝了。她也用假装的生气来回敬我的生气，但又做得让她的丈夫无法觉察，这让我气坏了。
我忍着六天没给他们打电话。但我还是生气，因为即便不是芙颂，她的丈夫也没有打过一次电话。如果电影也不拍了，我找什么借口打电话给他们？如果我想见他们的话，我就必须给她，给她的丈夫出钱，我看见并接受了这个难以承受的事实。
最后一次，在10月初，我们去了在潘加尔特的皇家花园影院。那天天很热，影院也并不冷清。我在内心里希望，我们将愉快地度过也许是夏日里的这最后一个夜晚，我们的气恼也将就此结束。但在我们入座前发生了一件事，我遇到了一个儿时伙伴的母亲杰米莱女士。杰米莱女士同时还是母亲的牌友，晚年她好像是变穷了。就像那些因为变穷而感到羞惭和愧疚的有钱人那样，我们用“你来这里干什么？”的眼神互相看了一眼。
杰米莱女士用一种坦白的口吻说：“我来是想看看穆凯利姆女士她们家。”
我没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以为从影院花园望出去可以看见里面的一栋老宅邸里，住着一个叫穆凯利姆的有趣女人，为了和杰米莱女士一起看这栋宅邸的里面，我坐到了她的身边。芙颂和她的丈夫走到我们前面六七排的地方坐了下来。电影开始后我明白，穆凯利姆女士的家就是电影里的那栋房子。位于艾兰柯伊的这栋房子曾经是一个帕夏儿子的著名宅邸，儿时我会骑着自行车经过那里。穷困潦倒后的这些老房子的主人们，就像母亲认识的其他一些帕夏儿子那样，把房子作为拍摄场地租给了耶希尔恰姆的电影公司。那天放映的是《比爱情还痛苦》，电影里那些灵魂丑恶的新贵就住在这样的一栋老宅邸里。原来杰米莱女士是为了看帕夏宅邸里那些木质镶嵌房间才来看电影的。我应该起身离开杰米莱女士，坐到芙颂的身边去，但我没那么做，我感到了一种奇怪的羞惭。就像一个在影院里不愿意和父母坐在一起的小伙子那样，我也压根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感到羞惭。
甚至在多年后我都不想去知道原因的这种羞惭，是和我的气恼融为一体的。电影结束后，我跑到了被杰米莱女士仔细瞄了一眼的芙颂和她丈夫的身边。芙颂的脸拉得比往常还要长，我除了假装生气也别无选择。回家的路上，在车里那种无法忍受的沉默里，为了能够从我那不得已而为之的生气角色里走出来，我幻想开一个荒唐的玩笑，或者疯狂地大笑一下，但我什么也没做。
连着五天我没找他们。我长时间高兴地幻想芙颂后悔了，马上就要来求我原谅了。在我的幻想里，我说一切都是她的错来回应芙颂的那些表示悔恨的话语和哀求，我是那么发自内心地相信了她的那些被我一一历数的过错，以至于我常常感到了一个受委屈的人的愤怒。
看不到她的那些日子，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难过了。我开始慢慢地重新在灵魂深处，感到了过去一年半里我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深切而强烈的痛苦。因为做错一件事，再次受到见不到芙颂的惩罚是非常可怕的。完全因为这个原因，我必须向芙颂隐藏自己的气恼。而这会把我的气恼，变成了一种只让自己受伤害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我给自己的惩罚。我的气恼和心碎无益于任何人。想着这些，独自一人走在满是落叶的尼相塔什的一个夜晚，我明白，对我来说最幸福，也因此是最有希望的解决办法就是，一星期见芙颂三四次（至少两次）。只有在没过多点燃心里那份无望之恋的强烈痛苦之前，我才能够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我已经明白，无论是她给我一个惩罚，还是我试图要给她一个惩罚，见不到芙颂的一段痛苦时间后将把我的生活变得无法承受的艰难。如果我不想再经历去年所经历的一切，那么我应该像在让杰伊达转交的信上承诺的那样，把父亲的珍珠耳坠也给芙颂送去。
第二天中午去贝伊奥鲁吃午饭时，我把装着珍珠耳坠的盒子放进了口袋里。1976年10月12日，星期二，那是一个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的日子。街上各色的橱窗都是亮闪闪的。当我在哈吉·萨利赫吃午饭时，我对自己是诚实的，因为我没对自己隐瞒，我来这里，是为了能够立刻去楚库尔主麻和内希贝姑妈见上半个小时。从饭店走到楚库尔主麻只需要六七分钟时间。刚才路过时我看了一眼，萨拉伊影院13点45分有一场电影。如果去看电影，我会在散发出霉味和潮湿气味的阴凉黑暗里忘记一切，至少我会因为在一段时间里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轻松。然而在13点40分，我付了钱，开始朝楚库尔主麻走去。我的胃里有午饭，脖颈上有阳光，脑子里有爱情，灵魂里有慌乱，心里则有一丝刺痛。
内希贝姑妈下楼来开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