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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讲述的这些事件的很多年后，在我为了看遍世界上所有博物馆而去的旅行中，我会在秘鲁、印度、德国、埃及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博物馆里花几天时间去看里面展出的收藏品、成千上万个奇怪的小物件，晚上我会喝上一两杯酒，然后独自在街上走几个小时。在利马、加尔各答、汉堡、开罗和许多其他城市里，我会透过窗户或是窗帘的缝隙，看那里的人家吃晚饭时是怎么看电视的，又是怎么说笑、聊天的，我会找各种借口走进他们家里，甚至和主人们一起合影。也因为这样，我发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家的电视上都放着一个小狗摆设。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上百万的家庭，为什么都觉得有必要在电视上放一个小狗摆设呢？
这个问题，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第一次我是在凯斯金家问自己的。第一次去芙颂他们在尼相塔什的库于鲁？鲍斯坦街上的家时，我就立刻发现了一只陶瓷狗，随后我得知，那只狗在电视机前是放在晚上他们一起收听的收音机上面的。就像我在大不里士、德黑兰、一些巴尔干城市、拉合尔和孟买的很多家里看见的那样，凯斯金家也在小狗的下面放了一块手工钩织的小垫子。有时狗的旁边会被放上一个小花瓶，一个海螺，（有一次，芙颂微笑着把海螺放到我的耳边，让我听被挤压在海螺里的海洋的嗡鸣声）有时狗会被靠上一个烟盒，狗就成了烟盒的警卫。摆在桌上的小狗，有时是根据烟缸和烟盒的位置来调整的。让我感觉小狗会摇头，甚至会扑向烟缸的这些神奇安排，我一直以为是内希贝姑妈做的，但197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当我仰慕地看着芙颂时，我看见她去变换了电视上小狗的位置。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起对小狗，甚至是对电视机的注意时，她这么做也许只是一种不耐烦的举动，因为我们都在餐桌上等待她母亲准备的饭菜。但这，还是没解释为什么要把狗放在那里。在以后的几年里，电视机上还放过另外一个为烟盒做支撑的小狗。一段时间电视上还出现过两只真的会摇头的塑料狗，那些年经常能在出租车和小公共后窗上看见这样的狗，但它们随后又消失了。很少谈论的这些小狗的行踪，当然是和我对凯斯基家物品的兴趣息息相关的。在电视机上面的小狗快速变化的这段时间里，内希贝姑妈和芙颂已经感觉或是知道，就像别的那些物件一样，它们都是被我“拿走”的。
其实我压根不愿意和别人分享“我的收藏”，也不愿意别人知道我积攒物品的癖好，因为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耻。像火柴盒、芙颂的烟头、盐瓶、咖啡杯、发夹那样不难拿也不会引起注意的第一批东西后，我开始拿更会引起注意的像烟缸、茶杯和拖鞋那样的东西，同时，我也开始慢慢买来新物件来代替那些被我拿走的东西。
“前天我们不是说到那只电视机上的小狗了吗！在我那里。我们的法特玛女士在收拾东西时不小心把它摔坏了。我买来了这个，内希贝姑妈。我是在埃及市场给柠檬买鸟食、芜菁种子时，在那里的一家店里看见的……”
“啊，这只黑耳朵狗好漂亮，”内希贝姑妈说。“完全就是一只野狗……你这个黑耳朵！快坐下。它给人安宁，我可怜的小狗……”
她从我手上接过小狗，把它放到了电视机的上面。一些电视机上的小狗，就像挂钟的嘀嗒声那样，会给予我们安宁。一些狗的样子是狰狞的，一些则是丑恶、讨人嫌的，但它们让我们感觉自己居住在一个有狗看护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感觉是被保护的。因为夜晚，在街区的街道上会不时回响起政治派别们的枪声，因此家之外的世界让我们越来越觉得可怕了。黑耳朵野狗，是八年时间里在凯斯金家电视上待过的十几只小狗中最可爱的一只。
1980年9月12日，发生了一次新的军事政变。那天早上带着一种本能我比谁都起得早，我看见泰什维奇耶大街的其他小街上空无一人，我立刻明白又发生了自我儿时起每十年发生一次的军事政变。街上不时有载满唱着进行曲士兵的卡车经过。我立刻打开了电视，看了一会儿阅兵式的画面和夺取政权的帕夏们的讲话后，我去了阳台。我喜欢泰什维奇耶大街的空旷、城市的宁静、清真寺天井里栗子树叶在微风中发出的沙沙声。五年前，和茜贝尔一起搞了夏末聚会后，我也是在这个阳台上，也是在早上的这个时间，看过同样的风景。
听着电视里一个留着浓密胡子的歌手唱战争和英雄题材的民歌时，母亲说：“这下可好了，国家正面临灾难。但他们为什么要让这个粗鲁、难看的人上电视呢！贝科里今天是来不了了，法特玛你做饭，冰箱里有什么？”
戒严令实施了一整天。看着不时从街上快速开过的卡车，我们知道政客、记者，很多人被带走了，我们为从未参与过这样的事情而感到庆幸。所有报纸都出了新版，都表示欢迎政变。直到晚上，我和母亲都待在家里，我们收看了电视上不断重播的军事政变的声明、阿塔图尔克的老影像，读了报纸，看了窗外空无一人的街道。我担心芙颂，担心他们家里和楚库尔主麻的氛围，因为据说在有些街区，就像1971年的军事政变那样，军人们挨家挨户进行了搜查。
母亲说：“这下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上街了。”
然而因为晚上10点以后实行宵禁，所以军事政变让芙颂他们家的晚饭失去了原有的滋味。在全国观看的惟一电视频道上，帕夏们因为他们过去的老习惯，每晚在新闻上不单单喝斥政治家，还喝斥所有的民众。很多参与了恐怖活动的人，作为警示被急急忙忙地处死了。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每当看见这些死刑消息时我们都会沉默。那时，我会感觉，自己离芙颂更近了，我成了他们家的一分子。不仅仅是政治家、反对派的知识分子，连诈骗犯、违反交规的人、往墙上写政治标语的人、经营妓院的人、拍摄和放映色情电影的人以及卖走私香烟的通姆巴拉手也都被关进了监狱。没像前一次军事政变时那样，军人们在街上抓那些留着长发和“嬉皮士”大胡子的年轻人去理发，但他们立刻驱逐了很多大学老师。佩鲁尔酒吧也人去室空了。我则作出了军事政变后让自己的生活走上正轨、少喝酒、让自己更少因为爱情丢脸、把我拿东西的习惯控制在一个适度里的决定。
军事政变后没过两个月，一天晚饭前我发现自己单独和内希贝姑妈待在了厨房里。为了能够有更多时间看见芙颂，晚上我开始早去他们家了。
她说：“我的孩子，凯末尔先生，电视上面您拿来的那个黑耳朵小狗失踪了……我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所以立刻发现了。没了就没了吧，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也许是小狗自己想离开的。”说完她哈哈笑了起来，但看见我脸上僵硬的表情后，她随即变严肃了。她说：“怎么办呢？塔勒克先生总在问‘小狗怎么没了？’”
“我会解决的。”
晚上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尽管我在沉默——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又无法起身告辞了。在接近宵禁开始的钟点时，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无法起身告辞的危机”。我觉得，芙颂和内希贝姑妈也感到了危机的严重性。内希贝姑妈有几次不得不说“无论如何千万别晚了！”。10点过五分，我终于离开了他们家。
回家的路上，因为宵禁开始后我们还在街上，所以谁也没来阻拦我们。我在车上想了很长时间小狗摆设在家里的意义，我先把它们拿去再把它们拿走的问题。小狗的消失他们是在十一个月后才发现的，可内希贝姑妈却以为他们是“立刻”发现的。很有可能，所有那些睡在、坐在他们家电视上面的小狗摆设其实都是收音机时代留下的。一起听广播时，脑袋会不由自主地转向收音机，那时眼睛就会在那里寻找一样有趣、让人镇静的东西。当电视取代收音机成为家里的壁龛后，他们就让小狗晋升到了电视机的上面，但因为现在眼睛全盯在屏幕上，因此谁也发现不了这些小动物。于是我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它们拿走了。
过了两天，我给凯斯金家拿去了两只陶瓷的小狗。
我说：“今天我在贝伊奥鲁的日本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了它们。它们好像就是为了放在我们的电视机上面而被造出来的。”
“啊，它们太可爱了，”内希贝姑妈说。“凯末尔先生，您干吗要去破费。”
我说：“黑耳朵的消失让我伤心了。其实真正让我伤心的是它在电视机上的孤独。看见这两只狗开心、友好的样子，我想这次让两只快乐、幸福的小狗待在电视机上面就好了。”
内希贝姑妈问：“凯末尔先生，小狗的孤独真的让您伤心了吗？您真是个有趣的人。但我们就是因为您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喜欢您。”
芙颂在对我甜美地微笑着。
我说：“被丢弃在一边的东西会让我很伤心。中国人相信所有东西都是有灵魂的。”
“前几天电视上说，我们土耳其人没从中亚过来之前和中国人打过很多交道。”内希贝姑妈说，“那天晚上您不在，芙颂，那个节目叫什么名字来着？啊，您把小狗们放在那里很好。是让它们这么面对面待着，还是朝我们待着，我现在也没主意了。”
突然塔勒克先生说：“让左边的那个朝我们待着，右边的那个冲它坐着。”
有时在谈话最奇怪的地方，在我们认为他压根没听我们说话的一个时候，塔勒克先生会突然插话，他会说一些表明他比我们更清楚细节的明白话。
他接着说道：“那样的话，它们既可以交朋友，不至于心烦，又可以看着我们，成为家里的一分子。”
即便我很想要它们，但一年多时间里我没去动那两只狗。我是在1982年把它们拿走的，那时每当我从凯斯金家拿走东西，我要么会在一边留下一些钱，要么会第二天立刻去买一样更贵的东西拿来给他们。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电视上既出现过针垫和狗，也出现过狗和卷尺那样奇怪的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