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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4月，我和芙颂开始为驾照考试而忙碌了。从我们第一次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起并争论了这个话题后，其间因为犹豫、扭捏和沉默又过去了五个星期。我俩都知道，这不仅意味着要通过驾照考试，我们之间的亲近也将通过一次考验。更何况这将是对我们的第二次考验，因为我估计真主不会再给我们第三次机会，因此我很紧张。
此外，我也明白这是好好接近芙颂的一次契机，而这个契机是芙颂给我的，为此我很开心。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次的整个过程中，我变得越来越轻松、高兴和乐观了。太阳，经过了一个黑暗而漫长的冬季后，终于慢慢地从云雾中走了出来。
就在这样春光明媚的一个日子里（用我从迪万买来的一个巧克力蛋糕为她庆祝了二十六岁生日后的第三天，1983年4月15日，星期五），为了去上我们的第一节课，中午我开着雪佛兰在费鲁扎清真寺前面接上了芙颂。芙颂坐在了我的身旁。是她让我不要在楚库尔主麻他们家门口，而是在离街区人们好奇目光五分钟路程以外的坡顶拐角上接她的。
整整八年后，我俩第一次单独去一个地方。当然我很幸福，但又是激动和紧张，以至于无法发现自己的幸福。我感觉不像是和一个我为她经受了八年磨难的女孩，在那么多共同的经历和痛苦之后的再一次见面，而像是和一个别人为我找到并安排好、堪称无可挑剔的新娘候选人的第一次见面。
芙颂穿了一条非常适合她的连衣裙，白底色的连衣裙上有橘红色玫瑰花和绿叶的图案。就像一个训练时总穿同样一身运动服的运动员那样，每次上驾驶课她都会穿上这条V字领，长度到膝盖下面的优雅连衣裙，就像运动服那样，上完课后裙子会完全湿透。三年后，当我一看见这条挂在芙颂衣柜里的裙子时，我立刻想起了我们那些紧张而令人眩晕的驾驶课，想起我们在星星公园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王宫前度过的幸福时光，为了能够重温那些时刻，我立刻带着本能拿起裙子，在袖子和领口上闻了闻芙颂那无双的体味。
芙颂的裙子首先会在腋下湿起来，随后潮湿的印迹会慢慢向胸口、胳膊和腹部蔓延。有时我们会把车停在公园里一个有阳光的地方，那时，可爱的阳光就会像八年前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做爱时那样照到我们身上，我们会微微出汗。但是真正让芙颂、随后让我大汗淋漓的东西却是，我们在车里的害臊、紧张和慌乱。当芙颂犯了一个错误时，她会生气，满脸涨得通红，开始出汗。比如让车子的右轮蹭到马路牙子时，变速器发出刺耳的声音提醒我们齿轮的存在时，或是发动机熄火时。但真正让她大汗淋漓的还是在她错误踩离合器的时候。
芙颂在家时已经看过交通法规的书，几乎烂熟在心，方向盘用的也不错，但就像很多准司机那样，她就是学不会用离合器。她会小心翼翼、慢慢地把车开在学车道上，在路口减速，像一个小心的船长让船靠上岛上的码头那样谨慎地向人行道靠近，当我正要说：“真棒，我的美人，你真能干”时，她的脚会过快地离开离合器，那时车子就会像一个咳得喘不气来的老人那样开始向前冲着发抖。我会在像一个打嗝、咳嗽的病人那样抽搐着摇晃的车里大声叫道：“离合器，离合器，离合器！”但是芙颂因为慌乱会不去踩离合器，而是踩上油门或是刹车。踩到油门时，车子那咳喘的状况会愈发剧烈并进入一种危险的状态，随后会突然熄火。那时，我会看见汗像水那样从芙颂通红的脸上，额头上，鼻尖上，太阳穴上流下来。
芙颂会边擦汗边羞愧地说：“行了，够了，我是学不会开车的，我要放弃了！我天生就当不了司机。”她会快速下车，走向远处。有时，她则会什么也不说就下车，边用一块手帕擦汗边走到四五十步开外的地方，独自猛抽烟。（有一次，两个以为她独自一人来公园的男人立刻向她走了过去。）或是在车上立刻点燃一根萨姆松，恼怒地把被汗水浸湿的烟头掐灭在烟缸里，她会说自己是拿不到驾照的，反正她也没有这样一个愿望。
那时我会慌乱，就像不单单是她的驾照，我们未来的幸福也会泡汤那样，为了让芙颂保持耐心和冷静下来，我几乎会求她。
被汗水浸湿的裙子会粘在她的肩膀上。就像在我们做爱的那些春日里那样，我会久久地看着她那被汗水浸湿的优美身体，漂亮的胳膊，慌乱的表情，紧皱的眉头和紧张的样子。一坐上驾驶座后不久，芙颂的脸就会因为慌乱和生气而涨得通红，出汗后她会解开裙子上面的几个扣子，但她会出更多的汗。当我看着她那汗津津的脖子，太阳穴和耳朵后面时，我会努力去想像、看见、回忆八年前我把它们放进嘴里的她那美妙的乳房，那黄色木梨般优美的形状。（同一天夜里，当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喝下几杯拉克酒后，我幻想自己还看见了她那草莓色的乳头。）有时芙颂开车时，我感觉她发现了我陶醉在对她的凝望中，但她并不在意，甚至还喜欢这样时，我会更加燥热难耐。当我为了向她演示如何用一个柔和的动作换挡而探身过去时，我的手会碰到她的手、美丽的胳膊和大腿，那时我会觉得在车里我们的灵魂已先于我们的身体融合在一起了。随后，芙颂的脚又会过早地离开离合器，那时56式雪佛兰就会像一匹发烧、可怜的马儿那样，瑟瑟发抖地哆嗦起来。随即发动机熄火了，刹那间，我们会感到公园，生活在前方的宅邸和世界的沉静。我们会着迷地去听一只早于春天开始飞舞的小虫的嗡嗡声，我们会发现，生活在春日的公园里，生活在伊斯坦布尔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曾经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躲避整个世界的皇宫、皇宫里的大花园和里面的宅邸，在共和国建立后变成了有钱人家开车游玩和新手学车的一个公园。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曾经在花园的大水池里像个孩子那样玩过微型军舰（青年土耳其党人也曾经计划要把他和他的这个微型军舰一起炸飞上天）。我从像私生子·希尔米、塔伊丰，甚至是扎伊姆那样的朋友那里听说，一些没处可去的勇敢、热切的情侣，为了接吻，会去公园那些有百年树龄的枫树和栗子树后面的阴暗角落。看见躲在树后相拥而吻的这些勇敢的情侣，我和芙颂会陷入一阵长久的沉默。
就像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做爱时那样，当最多持续两个小时、对我来说却仿佛过了好几个小时的驾驶课结束时，我们之间会出现一种暴风雨过后的静默。
开出公园的大门时我会说：“去埃米尔岗喝茶好吗？”
芙颂会像一个害羞的年轻女孩那样轻声答道：“好的。”
我会像一个第一次成功和别人介绍的新娘候选人约会的小伙子那样激动不已。当我把车开在海峡路上时，在埃米尔岗的水泥码头上停车坐在车里喝茶时，我会幸福地说不出话来。芙颂也会因为对刚才的强烈精神刺激感到疲惫而沉默，抑或只说些和开车和我们的驾驶课有关的话。
喝茶时，有一两次我试图在雪佛兰雾蒙蒙的车窗后面去触摸她、亲吻她，但芙颂像一个婚前不希望有任何一种性亲近的有原则、守节操的女孩那样，礼貌地推开了我。看到芙颂并没有为此不高兴，也没有对我生气，让我欣喜若狂。我认为，我的喜悦里，还有一些小城市的新郎候选人得知自己要娶的年轻女孩“有节操”后感到的那种欣喜。
1983年6月，为了准备参加驾照考试必需的各类文件，我和芙颂几乎跑遍了伊斯坦布尔的每个角落。因为当时实施的紧急状态，准司机们被派遣到卡瑟姆帕夏军医院接受神经方面的体检。一天，我们在医院发体检报告的队伍以及一个暴躁的医生门口等了半天后，终于拿到了一份显示芙颂神经系统健全、反应能力正常的报告，随后我们去附近的街区转了转，一直走到了皮亚莱帕夏清真寺。还有一天，当我们在塔克西姆的急救中心排了四小时的队却得知医生回家后，为了平息内心的愤怒，我们在居米什苏尤的一家小俄罗斯餐厅里早早地吃了晚饭。另外一次，因为耳喉鼻科大夫休假，我们被派去了海达尔帕夏那里的医院，在乘船去医院的路上，我们在后甲板上给海燕投喂了面包圈。我记得，在恰帕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了等待处理我们交去的文件，我们上街走了很长时间，当我们前行在铺着鹅卵石的斜坡和窄小的街道上时，我们经过了法提赫酒店。那是七年前，我在其中一个房间里为芙颂忍受巨大痛苦、得到父亲去世噩耗的酒店，那天，在我看来仿佛在另外一个城市里。
当我们又准备好一个文件，把它放进上面沾满红茶、咖啡、墨水和油渍的文件夹时，我们会高兴地离开医院，带着庆贺成功的激动走进一家小饭店，有说有笑地吃饭。在那里，芙颂会轻松自如、大大方方、自由自在地抽烟，有时她会伸手拿起我放在烟缸上的香烟，用它——就像一个战友那样——点燃自己的香烟，用一个渴望娱乐的人的乐观眼神审视世界。看到自己已婚、忧伤的情人其实对游玩、欣赏旁人的生活和街区、感叹城市生活的妩媚、自由自在地结交朋友是如此开放时，我会更加深爱她。
芙颂会说：“你看见那个男人了吗，他扛了一面比他人还长的镜子？”在街区后面铺着鹅卵石的小巷里，和我一起，带着一种比我更真诚的喜悦看了踢足球的孩子们后，她会去后面的黑海杂货铺里买两瓶汽水（还是没有梅尔泰姆！）。对于扛着粗铁棍、拿着水拔子，对着旧木房带栅栏的窗户、水泥阳台高声叫道“通下水道！”的人，芙颂会带着孩子般的好奇去关注；在开往卡德柯伊的渡船上，她会拿起小贩介绍的既能刨西葫芦，又能挤柠檬，还能当做切肉刀来用的新式厨具仔细研究一番。随后，走在马路上时，她会说：“看见那孩子了吗？他快要把他弟弟勒死了！”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现泥泞的儿童乐园前面的广场上聚满了人，我们会说：“怎么了？他们在卖什么？”并立刻跑过去。我们会一起去看耍熊的吉普赛人，在马路当中层层叠叠扭打在一起的穿着黑色校服的小学生们，交尾时纠缠在一起的狗儿们（在街区人们嘲弄的叫喊声和难为情的眼神下）忧伤的眼神。当保险杠相撞，两个司机摆出打架的架势怒气冲天地走出车时；一只从清真寺天井里蹦出来的橙色塑料球一弹一跳地从坡上滚下时；我们会驻足观看。我们也会和路人一起看轰鸣着挖公寓楼地基的挖掘机，摆在橱窗里正在播放节目的电视机。
就像重新认识彼此一样，我会从一起发现伊斯坦布尔、每天看见城市和芙颂的新变化里获得极大满足。当我们见证医院的简陋和无序，看见一大早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候医生的落魄老人，遇见在后街的空地上违禁宰杀牲口的慌乱屠夫时，我们会觉得生活中的这些阴暗面正在把我们彼此拉近。我们的故事里那离奇，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一面，相对于我们在街上感到的城市和人们的那些可怕的阴暗面来说，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城市让我们感到了人生的平常，教会我们摆脱罪恶感的阴影，谦逊地生活。走在街上，乘坐公共汽车和小公共汽车时，我会在内心感到人群给予的抚慰力量。在渡船上，我会仰慕地去看和旁边怀抱熟睡孙儿、戴着头巾的老妇愉快交谈的芙颂。
因为有了她，那些天在伊斯坦布尔，就像一种无与伦比的消遣那样，我体会到了和一个不戴头巾的漂亮女人一起转悠的所有乐趣和紧张。当我们走进一家医院的办公室，迈进一个国家机关的单位时，所有人都会扭头去看她。老公务员们会放下高高在上、鄙视穷人和老妇的架子，做出一副忠于职守的样子，从不看她的年龄，一律尊称她为“夫人”！就像有人和别的病人说话时用“你”，和芙颂说话时着重强调“您”那样，也有很多人看也不看她一眼。既有带着欧洲电影里那些儒雅绅士的语气说“我能帮您做什么吗？”的年轻医生，也有因为没发现我的存在，文雅地开着玩笑和芙颂套近乎的老油条教授……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一个不戴头巾的漂亮女人时感到的慌乱，甚至是恐慌。有些人面对芙颂时会不说正事，一些人会结巴，一些人则会瞠目结舌，会在她身边寻找一个可以和他们沟通的男人。当他们看见我，认为我是她丈夫时，他们会感到一阵轻松，而我也会无奈地和他们分享这种轻松。
我会说：“芙颂女士为申请驾照需要一份耳鼻喉的检查报告，我们是从贝西克塔什转过来的。”
在走廊上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会说：“医生还没来。”他会打开我们手中的文件随便翻一下。“你们去办公室作个登记，再去拿个号，然后等着。”当我们发现他用眼睛示意的病人队伍有多长时，他会接着说道：“所有人都在排队，不等是不行的。”
有一天，我想找个借口往工作人员的手里塞一点钱，但芙颂却说：“不行，别人等，我们也等。”
排队时，和工作人员、病人交谈时，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她丈夫，这让我很受用。我对此的解释是，他们认为我们很般配，而不是一个女人绝不会和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去医院。在医学院附属医院排队时，我们去杰拉赫帕夏的后街上转了一转，当我突然找不到芙颂时，一个戴头巾的阿姨从一栋破旧木房子的窗户里探出头来对我说，“我的妻子”进了旁边街上的杂货店。在这些边远的街区里，即便我们引人注目，但我们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慌乱。有时孩子们会跟在我们的身后，有时我们会被认为是迷路的人，甚至是游客。有时，一个被芙颂吸引的小伙子，为了能够更多地，即便是远远地看她，会跟着我们走过很多条街，但当我的目光和他的不期而遇时，他便会礼貌地走开，不再尾随我们。常常有人从门口或是窗户探出身子来问我们，我们在找谁，我们要去哪里。有一次，一个好心的阿姨看见芙颂要吃刚从一个小贩那里买来的李子，便说：“等等，姑娘，让我给你洗了再吃！”她立刻从家里跑出来，拿走我们手上的纸袋，在家里底层的厨房里洗好了李子，还为我们煮了咖啡。她问我们是什么人，在那里找什么，当我告诉她，我们是夫妻，想在街区里找一处漂亮的木房子居住时，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的邻居。
在这期间，我们一方面在星星公园里挥汗如雨地继续上令人疲乏和沮丧的练习课，另一方面在准备交规考试。有时，为了打发时间在茶馆喝茶时，芙颂会从包里拿出《简易司机手册》和《驾照考试的问题和答案》之类的书，笑着给我念一两个问题或是答案。
“公路是什么？”
“是什么？”
“公路是指用于公众通行的道路和场所。”答案的一半芙颂已经能够背出来，一半还要看着书来念。“那么，交通是什么呢？”
“交通是行人和动物们……”我会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个以前经常听到的答案。
芙颂会说：“当中没有‘和’。交通是行人、动物、机动车在公路上的状态和行动。”
我喜欢这种一问一答的对话，想起中学的时光、所有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功课、上面写着分数的成绩单也让我开心。一高兴我也会问芙颂一个问题。
“爱情是什么？”
“是什么？”
“爱情就是，芙颂在公路、人行道、家里、花园和房间里转悠时，在茶馆、饭店和家里的餐桌上坐着时，看着她的凯末尔所感到的一种依赖的情感。”
芙颂会说：“嗯……回答得很好。那么看不到我时，你就不爱了吗？”
“那时就会变成一种糟糕的痴迷，一种病态。”
芙颂会说：“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对驾照考试有什么用！”她会露出一副让我感到婚前不能过多持续这类玩笑和挑逗的表情，而我那天也不会再去开一个类似的玩笑。
交规考试是在贝希克塔什的一个小皇宫里举行的。那里曾经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疯儿子努曼王子为了打发时间听后宫女孩弹乌德琴，画印象派海峡风景画的地方。共和国成立后，这里变成了一个暖气始终烧不热的政府机构办公楼。当我在门口等芙颂时，我再次后悔地想到，八年前，当她在大学入学考试上流汗时，我也应该在塔什克什拉的门口等她的。如果我取消和茜贝尔在希尔顿的订婚仪式，派我母亲去提亲的话，那么在这八年时间里我们就会有三个孩子了。但是如果近期结婚，我们依然还有足够的时间生三个、甚至更多的孩子。对此我也是那么地确信无疑，以至于当芙颂高兴地跑出来说“我全做出来了”时，我差点要问她今后我们要几个孩子，但最终还是控制了自己。晚上我们还是得在家里和芙颂的父母一起老老实实地吃晚饭，看电视。
芙颂以满分的成绩通过了交规考试，但却没能通过第一次的路考。尽管参加路考的所有人，因为要让他们明白事情的严肃性都会在第一次考试时被留下，但我们对此还是没有足够的准备。据说，考试很快就结束了。芙颂是和三个男考官一起坐上雪佛兰的，她成功地发动了汽车，稍微往前开了一会儿后，一个坐在后面、声音洪亮的考官说：“您没看后视镜！”芙颂回头问道：“您说什么？”于是他们就立刻让她停车，下车。因为司机开车时是不能回头的。考官们带着不想在如此糟糕的一个司机的车里冒生命危险的慌乱下了车，而芙颂因为他们的这种鄙视而惴惴不安了。
他们让芙颂在四周后，也就是7月底去参加第二次路考。那些清楚交管部门的官僚作风和驾校受贿情况的人们看见我们那忧伤、被羞辱的样子都觉得好笑，在一个由一夜屋改建的茶馆里（墙上挂着四幅阿塔图尔克的照片和一面大钟），他们用一种友好的语气告诉了我们得到驾照的必要途径。他们说，如果我们报名参加了一个由退休警察授课的特殊、昂贵的驾校，（我们并不需要去上课）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路考，因为很多考官和警察是驾校的合伙人。上这类驾校的人，路考时可以开一辆经过特殊准备的旧福特轿车。这辆车上紧挨着驾驶座的地方，被挖开了一个显示路面的大洞。被要求在一个窄小地方停车的准司机，透过那个洞可以看见路面上的彩色标记；如果同时还可以看到挂在后视镜上的停车指南，那就可以明白在哪个颜色的标记上需要把方向盘向左打到底，在哪里需要挂倒挡，这样就能够不出差错地把车停好了。如果不报驾校，那么我们还可以直接交一大笔钱。作为一个商人，我清楚有时行贿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芙颂发誓说，她不会给那些不让她通过考试的警察一分钱，于是我们只好在星星公园里继续练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