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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27日，12点过一刻，切廷开车和我来到了楚库尔主麻，我们要去欧洲了。我和芙颂在香舍丽榭精品店遇见到那天已整整过去了九年零四个月，但我甚至既没去想这九年是如何度过的，也没去想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人生和个性是如何改变的。因为母亲无休止的告诫和眼泪，也因为交通堵塞我们迟到了。我想结束人生的这一阶段，尽早上路。等了很久，当切廷把芙颂和内希贝姑妈的行李装上后备厢时，我对围观的孩子、我笑着打招呼的邻居的目光既感到烦躁，又感到了一种甚至对自己都隐藏的骄傲。车子开到托普哈内时，我们看到了踢球回来的阿里，芙颂向他挥了挥手。我想到，不久我和芙颂将会有一个像阿里那样的孩子。
在加拉塔桥上，我们摇下车窗，幸福地闻了一下混合着海藻、海水、鸽子粪便、煤烟、汽车尾气和椴树花香的伊斯坦布尔的气味。芙颂和内希贝姑妈坐在后面，我坐在切廷旁边，就像几天来幻想的那样。当车子经过阿克萨拉伊、城墙和边远街区，在铺着鹅卵石的路面上颠簸前行时，我把胳膊放在椅背上，不时幸福地看芙颂一眼。
当车开到城外，巴克尔柯伊后面的一个地方，穿行在厂房、仓库、新街区和小旅店之间时，九年前我去过的吐尔嘎伊先生的纺织厂映入了我的眼帘，但我甚至没能想起那天因为嫉妒忍受的痛苦。车子一开出伊斯坦布尔，多年来我为芙颂经受的所有磨难，变成了一个一口气就能够概括的甜蜜爱情故事。所有以幸福结束的爱情故事，原本就只配拥有几句话！越远离伊斯坦布尔，车里也慢慢越来越安静了。刚上路时，内希贝姑妈不停开玩笑，老是问“天哪，我们没忘记那个吧！”她还对窗外的一切——甚至是在空地上吃草的几匹皮包骨头的老马——发表了评论，但没等车子开到大切克梅杰大桥，她就睡着了。
在恰塔尔加出口处的一个加油站，切廷给车加油时，芙颂和内希贝姑妈下了车。她们从路边的小贩那里买了一包当地的奶酪，然后坐到旁边露天茶馆的桌上，就着茶和面包圈津津有味地吃起了奶酪。我也去和她们坐了一会儿，想到照这个速度，我们的欧洲之旅将持续几个月，而不是几个星期。我对此有怨言吗？没有！坐在芙颂对面时，我静静地看着她，感到自己在青春期的舞会上，或是夏初遇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时所感到的那种甜蜜疼痛在慢慢地向我的腹部和胸口蔓延。这不是深切、灼热的爱情之痛，而是一种甜蜜的爱情渴望。
7点40分，照着我们的眼睛的太阳在向日葵田间落下了。切廷打开车灯后不久，内希贝姑妈说：“孩子们，看在真主的份上，我们别走黑路了。”
在双向车道上，卡车司机们一路开着远光灯，直冲着我们驶来。经过巴巴埃斯基后不久，大塞米拉米斯酒店的紫色霓虹灯在黑暗中眨巴着眼睛，这里让我觉得像是个适合过夜的地方。我让切廷减速，当车子绕过边上的土耳其石油加油站，（一只狗“汪汪”叫了几声。）停到酒店前面时，我的心认定八年来我所幻想的事情将会在这里发生，于是开始带着爱情狂跳起来。
三层楼的酒店除了名字没有任何特色，酒店的前台站着一个退休士官（墙上挂着一张他穿着军装、拿着枪的快乐照片），我问他为芙颂和内希贝姑妈要了一个房间，为我和切廷各要了一个房间。躺在房间的床上，看着天花板时，我觉得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每晚独自一人睡在芙颂旁边的房间里，对我来说甚至可能会比等待她九年还要艰难。
走进楼下的小餐厅时，我看见芙颂的打扮很符合我为她准备的惊喜。仿佛酒店是一个欧洲某个富裕海滨小镇里19世纪末留下的豪华酒店，仿佛我们去那里挂着天鹅绒窗帘的精美餐厅吃晚饭，芙颂精心地补了妆，用了几年前我送给她的黑太阳香水，我在这里展出它的瓶子，穿了这条和她的口红颜色一模一样的大红色连衣裙。裙子的光泽，把她的美丽、乌黑闪亮的黑发衬托得更加耀眼了。旁边桌上坐着一些从德国回来的劳工家庭，他们好奇的孩子和好色的父亲不时转过身看她一眼。
“今晚你穿这条红裙子很漂亮……”内希贝姑妈说，“如果在巴黎的酒店、街上穿会显得更漂亮。但亲爱的，别在路上时的每天晚上穿。”
为了让我表示赞同，内希贝姑妈朝我看了一眼，但我什么也没说。这不仅是因为其实我希望她每晚都穿上这条让她显得极为漂亮的裙子……还因为我像那些感到幸福就在眼前，但得到它也将会很困难的年轻恋人那样紧张，因此我不愿意开口说话。我感到坐在对面的芙颂也处在同样的状态下，因为她在逃避我的目光，在像一个刚开始抽烟的高中女生那样笨拙地抽烟，扭过头吐烟。
当我们看着酒店简单的菜单时，出现了一阵长时间、奇怪的沉默，仿佛我们在回顾过去的那九年。
过了很久，招待员来了，我要了一大瓶新拉克酒。
我说：“切廷，今晚你也喝，好让我们来碰杯。反正吃完饭你不用送我回家。”
“真不简单，切廷你等了那么长时间，”内希贝姑妈用一种发自内心的赞赏说道。她看了我一眼。“只要有耐心和信仰，就不会有无法赢得的芳心，不能攻克的城堡，是吧？”
拉克酒来了之后，我往芙颂的酒杯里也倒了很多酒，倒酒时我朝她的眼睛看了一眼。看见她就像生气、紧张时所做的那样在看着烟头抽烟，我很高兴。包括内希贝姑妈在内，我们所有人都像喝长生不老水那样，开始带着渴望喝起了加了冰块的拉克酒。没过多久，我觉得轻松了很多。
世界其实是美好的，仿佛我刚刚发现一样。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直到生命结束，我会一直去抚摸芙颂娇美的身体、细长的胳膊、美丽的乳房，会一直把头埋在她的颈窝里，闻着她的体香进入梦乡。
就像我在儿时那些幸福时刻所做的那样，我“故意”去忘记让我幸福的事情，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美好，带着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了世界：墙上有一张阿塔图尔克穿着燕尾服的照片；它的旁边挂着一幅瑞士风景画和一张海峡大桥的风景照，还有一个九年前的记忆，英格喝着梅尔泰姆汽水的广告画；我还看见了一面显示着9点过二十分的挂钟、前台墙上写有“夫妻须出示结婚证”的牌子。
内希贝姑妈说：“今晚有《风中的陡坡》，我们让他们把电视调一下吧……”
芙颂说：“妈妈，时间还没到呢。”
一对三十来岁的外国情侣走进了餐厅。所有人都扭头看了他们一眼，他们也礼貌地和我们打了招呼。他们是法国人。那些年没有太多的西方游客到土耳其来，但来的那些人多数都会开车过来。
时间一到，酒店的主人、他的戴着头巾的老婆、两个不戴头巾的成年女儿——我看见其中一个在厨房里干活了——调好电视，背对顾客，静静地看起连续剧来。
内希贝姑妈说：“凯末尔先生，你那边是看不到的，到我们边上来。”
我把椅子塞到内希贝姑妈和芙颂的椅子中间，开始看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小山坡上的《风中的陡坡》。但我不能说自己看明白了，因为芙颂裸露的胳膊紧紧地贴在了我的胳膊上！我那贴着她胳膊的左胳膊，特别是左上方，在火中灼烧。我的眼睛在屏幕上，但我的灵魂仿佛已经进入了芙颂的灵魂。
我心里的另外一只眼睛，看见了芙颂的脖子、她美丽的乳房、乳房上草莓色的乳头和她那白净的肚子。芙颂也在慢慢地、更用劲地把她的胳膊靠在我的胳膊上。芙颂把烟头掐灭在一个上面写有“巴塔纳伊葵花子油”的烟缸里，过滤嘴上沾满了红色的口红，但我根本没去管它们。
连续剧一结束，电视就被关掉了。酒店主人的大女儿打开收音机，找到了一段法国人喜欢的甜美、轻快的音乐。当我把椅子挪回原地时差点摔倒。我喝得太多了。芙颂也喝了三杯酒，我用余光数的。
“我们忘记碰杯了。”切廷说。
我说：“是的，我们来碰杯。其实到举行一个小仪式的时候了。切廷，现在你来给我们戴订婚戒指。”
我带着一种制造惊喜的神情，拿出了一星期前我在黄金市场买的戒指，打开了盒盖。
切廷立刻附和着说：“这才对。不订婚是不能结婚的。把你们的手指伸过来。”
芙颂立刻笑着，但甚至已经激动地伸出了她的手指。
切廷说：“这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我知道，你们会非常幸福……凯末尔先生，你要伸出另外一只手。”
他毫不犹豫地在一瞬间为我们戴上了戒指。一阵掌声响起。旁边桌上的法国人在看我们，另外一两个外国人也鼓起了掌。芙颂甜美地笑着，像一个在金店里挑选戒指的人那样仔细端详着戒指。
我问道：“亲爱的，戒指合适吗？”
“合适。”她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喜悦。
“还很好看。”
“是的。”
“跳舞，跳舞。”法国人叫道。
“是啊，快跳吧！”内希贝姑妈说。
收音机里的音乐正适合跳舞。我还能够站稳吗？
我们俩同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楼住了芙颂的腰。她一身香气，我在指尖感到了她的腰、臀和腰椎。
芙颂比我更清醒。她深情地搂着我认真地跳了舞。我想轻声告诉她，我有多爱她，但一时却说不出话来。
尽管我们俩都醉得很厉害，但我们还是清醒的。稍后我们坐回了各自的座椅。法国人又为我们鼓了掌。
切廷说：“我要上去了。早上我要检查发动机。我们一早就上路，是吧？”
如果切廷不一下子站起来，也许内希贝姑妈还会继续坐下去。
我说：“切廷，把车钥匙给我。”
“凯末尔先生，今晚我们都喝了很多酒，您可千万别去摸方向盘。”
“我的手提包落在车上了，我要去拿我的书。”
我接过了他递来的钥匙。切廷瞬间振作起来，弯腰做了一个以前向我父亲表示的极为尊敬的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