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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半夜，我在楚库尔主麻的家里，在阁楼上我那间没有窗帘的小房间里，在一缕柔美的月光下醒来，我透过楼板挑空处朝博物馆的空间、下面看了一眼。一缕银色的月光，从有时感觉永远不会完成的小博物馆的窗户射进来，让空间和整栋楼显得像一个无垠的空间那样可怕。在每层都像一个阳台那样向空间延伸的楼下几层里，三十年来我所积攒的所有收藏都在阴影里静静地待着。我能够看见所有的东西，芙颂和凯斯金一家人在这个家里用过的东西、雪佛兰生锈的残骸，从取暖器到冰箱，从我们在上面吃了八年晚饭的餐桌到我们看过的电视机。就像一个能够发现物品灵魂的萨满巫师那样，我在感受它们的故事在我心里的躁动。
那天夜里我明白，我的博物馆需要一个目录，它要逐一翔实地介绍其中所有物件的故事。这当然也将是我对芙颂的爱情故事。
在月光的阴影里，看似悬在空中的每个物件，就像亚里士多德那些不可分割的原子那样，代表着一个不可分割的时刻。我明白，就像亚里士多德认为，把时刻连在一起的线条是时间一样，把物件连在一起的线条则将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一个作家，能够像写一本小说那样来为我的博物馆写一个目录。这样的一本书我自己不会去写，我甚至试也不想试。那么谁能够为我代劳呢？
为此，我找了奥尔罕·帕慕克先生，他将按照我的讲述、在我的允许下写这本书。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和我父亲、我家里人做过生意。他来自一个失去了财富的老尼相塔什家庭，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很好地领会故事的背景。我还听说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讲故事、做事认真的人。
和奥尔罕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是有备而去的。没说芙颂之前，我告诉他，最近十五年里我参观了世界上1743个博物馆，我攒下了它们的门票，为了引起他的好奇，我还讲了那些他喜欢的作家的博物馆。我想，当得知圣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里惟一一件真品，是一个藏在玻璃罩里、边上写着“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帽子时，他也许会笑的。对于在同一座城市里的纳博科夫博物馆，在斯大林时期被当地一个审查机构用作办公楼，他又会作何感想？我对他说，在伊利耶—贡布雷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博物馆，我看见了一些用作家小说里的主人公为蓝本绘制的人物肖像，它们让我了解的不是小说本身，而是作家生活的那个世界。不，我不认为作家的博物馆荒唐。比如说，在荷兰莱因斯堡小镇的斯宾诺莎之家里，像在17世纪出版的那样，集中展出了作家去世后记录在案的所有书籍，我认为这很好。在泰戈尔博物馆，看着作家画的那些水彩画，想起早期阿塔图尔克博物馆里的灰尘和潮湿的味道，漫步在迷宫般的展厅里，听着加尔各答永不停息的噪音，我度过了多么幸福的一天！我还谈到了，在西西里的阿格里真托市里的皮兰德娄之家，我看到的那些感觉好像是属于我们家的照片；在斯德哥尔摩的斯特林堡博物馆，我透过窗户看到的城市风景；在巴尔的摩，埃德加·爱伦·坡和姨妈以及后来和他结婚的表妹弗吉尼亚居住的四层小楼，那栋窄小、忧伤的小楼，让我感觉似曾相识（在巴尔的摩的坡之家博物馆，这栋现今位于一个边远和贫穷街区里的四层小楼，因它的窄小、忧伤的样子，房间和形状，在我参观过的所有博物馆里，是一个最像凯斯金家的地方）。我还告诉奥尔罕先生，我见过的最完美的作家博物馆，是在罗马朱丽娅小街上的马里奥·普拉兹博物馆。浪漫主义的伟大历史学家马里奥·普拉兹，像文学一样喜欢绘画，像我这样预约走进博物馆的人，一定要看像小说那样一个个展厅、一件件物品讲述大作家藏品故事的书籍……在卢昂，福楼拜出生的家里放满了他父亲的医学书籍，因此根本没必要去福楼拜和医学史博物馆。
随后，我盯着作家的眼睛说：“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时，情人路易斯·高莱给了他灵感，和他在小镇的酒店和马车上做爱，福楼拜把她的一缕头发、手帕和拖鞋藏在了一个抽屉里，不时把它们拿出来抚摸，还看着拖鞋幻想她走路的样子，就像在小说里那样。这些您一定从他的书信里知道了，奥尔罕先生。”
“不，我不知道。但我很喜欢。”
“奥尔罕先生，我也深爱过一个女人，我收藏了她的头发、手帕、发夹和所有的物件，多年来一直用它们来寻求安慰。我能用全部的真诚把我的故事讲给您听吗？”
“当然。”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鸿卡尔饭店里，它的前身是福阿耶饭店，我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无序地、想到什么说什么地、跳跃式地把我的整个故事告诉了他。那天我太激动了，喝了三杯双份的拉克酒，我感觉因为兴奋，我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平淡无奇了。
“我认识芙颂，”奥尔罕先生说，“我也记得希尔顿的订婚仪式。对她的早逝我很伤心。她在那边的精品店里干过。在您的订婚仪式上，我还和她跳了舞。”
“真的吗？她是一个多么非凡的人，不是吗……我指的不是她的美丽，而是她的灵魂，奥尔罕先生。跳舞时你们聊了些什么？”
“如果您那里真的有芙颂的所有物件，我想去看看。”
我带他去了楚库尔主麻。对于从一栋旧房子转变而成的博物馆和里面收藏，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动，表现出了真诚的兴趣。有时他拿起一个物件，比如我在香舍丽榭精品店第一次见到她时，芙颂穿的那双黄色的鞋子，问我它的故事，我就立刻告诉他。
随后，我们开始了有序的工作。我在伊斯坦布尔时，他会每星期去一次阁楼。他问我，为什么要把我按序码放的物件和照片放在博物馆里相同的盒子或展柜里，在小说里要出现在相同的章节里，我会愉快地告诉他原因。看他不仅认真听我说每句话，还做笔记，我很开心，也很自豪。
“您快把小说写完吧，好让那些好奇的参观者拿着书来我的博物馆。当他们为了近距离感受我对芙颂的爱情，逐个看展柜参观博物馆时，我将穿着睡衣从阁楼上走下来，混入人群。”
“凯末尔先生，但您也还没能完成您的博物馆呢。”奥尔罕先生回答道。
我会笑着说道：“世界上还有许多我没看过的博物馆。”我会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去告诉他，博物馆的静谧对我产生的精神影响，我也会试图去让他明白，在世上一座遥远的城市里，在任何一个星期二，避开工作人员的目光，独自徜徉在边远街区里一座被人遗忘的博物馆，为什么会让我获得幸福。一回到伊斯坦布尔，我会立刻找奥尔罕先生，跟他讲自己看过的博物馆，给他看门票、宣传册、一件从自己特别喜欢的博物馆里买来的便宜小玩意、博物馆里面的路标。
依然在这样的一次旅行后，我先给他讲了我的故事，随后是我参观的那些博物馆，最后我问他小说写到什么程度了。
奥尔罕先生说：“我用第一人称单数写书。”
“那是什么意思？”
“凯末尔先生，在书上，您用‘我’来讲述您的故事。我在用您的口吻叙述。这些天，为了把自己放到您的位置上，为了成为您，我费了很大劲。”
“我明白了。”我说，“那么奥尔罕先生，您经历过这样的一次爱情吗？”
“嗯……我们的主题不是我。”说完他沉默了。
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在阁楼上喝了拉克酒。跟他讲芙颂，讲我们经历的事情让我感觉很累。他走后，我躺在曾经（四分之一世纪前）和芙颂做爱的床上，想了想在他用我的口吻叙述故事这件事上，让我感觉怪异的东西。
我不怀疑，故事将是我的故事，他将对此表示尊重，只是我觉得他发出我的声音很别扭。这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一边给参观者们展示物件，一边由我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我看来很正常，甚至我经常在幻想博物馆马上就会开放，而我正在这么做。但是对于奥尔罕先生把他放到我的位置上，用他的声音来取代我的声音，我很恼火。
带着这种情绪，两天后我问了他和芙颂跳舞的事情。晚上我们还是在博物馆的阁楼见了面，每人都早已喝下了一杯拉克酒。
“奥尔罕先生，是否可以跟我说说那天晚上您和芙颂跳舞的事情？”
他有些抵触，我认为他害羞了。但当我们又喝下一杯酒后，奥尔罕先生说出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他和芙颂跳舞的事情，他是那么真诚，以至于我立刻信任了他，我明白，只有他才能够用我的口吻最好地把我的故事讲给参观者们听。
也是在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出现得太多了，让他来结束我的故事会更合适。从后面那段开始直到小说结束，讲述我的故事的人就是奥尔罕先生了。我相信，跳舞时他对芙颂表现出来的真诚和认真，也会在这最后的十几页里得到体现。再见！
您好，我是奥尔罕·帕慕克！经凯末尔先生允许，我从和芙颂跳舞开始说起：她是夜晚最美丽的女孩，很多男人都在等着和她跳舞。那时我并不是一个足以引起她注意的英俊惹眼的人，甚至——尽管我比她大五岁——还不是一个足够成熟或是自信的人。何况，脑子里还有妨碍我从夜晚获得快乐的伦理学者的思想、书籍和小说。而她也在想着别的事情，这个你们是知道的。
但她还是接受了我的邀请，当我跟着她走向舞池时，我看着她细长的脖子、裸露的胳膊、美妙的后背和瞬间的微笑，沉浸在了幻想里。她的手很轻，但很热。当她把另外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时，仿佛不是为了跳舞，而是在向我表达一种特殊的亲近，瞬间我感到了一种自豪。轻轻地摇摆着，慢慢地旋转时，她的肌肤、她挺直的身体、生动的肩膀和胸脯让我的脑子一片混乱，越是努力抵抗这种吸引，我试图压抑的幻想却越是不知停息地快速在我眼前闪现：我们手拉手离开舞池走到了上面的酒吧，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彼此，我们在前面的树下接吻，我们结婚了！
完全为了没话找话说，我说的第一句话（“走在人行道上时，有时看见您在店里。”）极为乏味，只会让她想起自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售货员，她甚至没搭理我。第一支舞曲还不到一半，她就明白我没戏了，她在看来宾，她在注意谁在和谁跳舞，许多对她感兴趣的男人在和谁说笑，她也在注意那些漂亮、可爱的女人，她在思考跳完这支舞后去干什么。
我带着敬意和享受把右手放在了她的腰间，我在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像感觉一个直至最细微跳动的脉搏那样，感受着她脊柱的动作。她挺直的身姿既奇怪又让人眩晕，很多年我一直没忘记。有些时刻，我在指尖感到了她的骨骼、她身体里快速流动的血液、她的生动、瞬间她对一件新事物表现出来的关注、她内脏的跳动、她整个骨架的优雅，我艰难地克制自己不去紧紧地搂抱她。
舞池变得越来越拥挤，因为后面的一对舞伴撞到了我们，瞬间我们的身体贴到了一起。那令人震撼的接触后，我沉默了很久。看着她的脖子和头发，我沉浸在她能够给予我的幸福里，我感觉自己将可以忘却书籍和成为作家的梦想。那年我二十三岁，决定要当一名作家，每当尼相塔什的中产阶级和朋友们得知我的这个决定，笑着对我说，这个年纪的人还无法了解人生时，我总会很生气。三十年后，当我在组织这些句子时，我要说，现在我认为这些人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那时了解人生，跳舞时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吸引她，我相信她会对我感兴趣的，我也不会那么无奈地看着她从我的怀里溜走。“我累了。”她说，“第二支舞曲后我可以坐回去吗？”我用一种从电影里学来的礼貌一直陪她走到了桌前，瞬间我没能控制住自己。
我自以为是地说：“多么乏味的一帮人。我们上去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好吗？”因为嘈杂声她没完全听到我说的话，但她立刻从我的脸上明白了我的意图。“我必须和我母亲他们坐在一起。”说完她礼貌地走开了。
听我说到这里，凯末尔先生立刻祝贺了我。“是的，这完全是芙颂的所作所为，您对她很了解！”他说，“那些有损尊严的细节您也毫不避讳地说了出来，因此我很感谢您。是的，奥尔罕先生，主题是骄傲。我要用我的博物馆不仅让土耳其人民，还要让世界人民学会，要以我们经历的人生为荣。我在外面看到，当西方人在骄傲地生活时，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则在羞愧中生活。而事实上，如果能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我们人生中那些令人羞愧的东西，那么它们就会立刻变成令人骄傲的东西。”
这是半夜，在博物馆的阁楼上，凯末尔先生喝下几杯拉克酒后，用一种说教的口吻提出的第一个论点。因为在伊斯坦布尔，每个看见小说家的人都会带着一种共同的本能，发表一些说教性的言论，因此我没觉得太奇怪，然而在往书上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我的脑子（用凯末尔先生常用的一句话来说）也还是混乱的。
“奥尔罕先生，您知道是谁让我懂得博物馆真正的主题是骄傲的吗？”在另外一个夜晚，当我们依然在阁楼上见面时，凯末尔先生说道，“当然是那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无论在哪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骄傲、热情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个问题。在格鲁吉亚哥里市的斯大林博物馆，一个年老的女工作人员用了近一个小时，告诉我斯大林是一个如何伟大的人物。在葡萄牙波尔图市里的浪漫主义时代博物馆，我从一个可爱的工作人员的骄傲讲述中得知，被流放的老撒丁岛国王卡洛·阿尔贝托1849年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三个月，而这对葡萄牙的浪漫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尔罕先生，如果在我们的博物馆也有人提问，工作人员们必须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告诉他们，凯末尔·巴斯玛基的藏品历史，我对芙颂的爱情，她的那些遗物的意义。请您把这点也写进书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职责，并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保护馆藏（当然，和芙颂有关的一切东西必须永远被保存！）、让人不要喧哗、警告吃口香糖和接吻的人，而是要让参观者们觉得，他们身处在一个像清真寺、寺庙那样需要感到谦逊、尊重和敬畏的地方。为了符合藏品的氛围和芙颂的审美爱好，纯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必须穿深木色的天鹅绒套装、配粉红色衬衫、戴我们博物馆特制的——绣有芙颂耳坠图案的——领带，当然，他们绝不该去干涉那些吃口香糖或是接吻的参观者。纯真博物馆的大门，将永远为那些在伊斯坦布尔找不到一个接吻地方的情侣们敞开。”
有时，我会对凯末尔先生喝下两杯酒后表现出来的、让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那些自负的政治作家的专横风格感到厌烦，我会停止做笔记，也不愿意在随后的几天里立刻看见他。然而芙颂故事里的曲折情节，博物馆里物品组成的那种特殊氛围会吸引我，一段时间以后，我依然会去阁楼，听这个想起芙颂就喝酒、越喝就会越兴奋的疲惫男人的说教。
凯末尔先生会说：“奥尔罕先生，您千万别忘记我博物馆里的逻辑，那就是在展览空间的每一点上都可以看见整个收藏、其他的每一个展柜。因为从每个地方在同一时刻都可以看见所有的物品，也就是我的整个故事，因此参观者将忘记时间的概念。人生最大的安慰就是这个。在那些用发自内心的动机建造起来、富有诗意的私人博物馆里，我们之所以会得到安慰，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喜欢的旧物件，而是因为时间的消失。也请您把这写进书里。也要让读者知道我是怎么让您写这本书的，您又是怎么来写的……等书完成后，请您把书的草稿和您的笔记本给我，让我把它们展示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读者们为了能够看到芙颂的头发、衣服和一切，当然也会想来这里，像您一样。请您在小说的最后放上一个地图，让那些好奇的人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走着来找我们的博物馆。知道芙颂和我们故事的人们，当他们走在街道上，看着伊斯坦布尔的风景时，就像我通常所做的那样，一定就会想起她的。给我们的读者一次免费参观的机会。为此最好在书上印一张门票。让门口的工作人员，用纯真博物馆的特制印章在书上盖一个章，然后放他们进去。”
“门票放在哪里？”
“就放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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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奥尔罕先生，在最后几页再放一个人物索引。也是在您的帮助下，我想起了有那么多人知道我们的故事，那么多人见证了我们的故事。连我都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
其实，凯末尔先生并不乐意我去找那些和故事有关的人，但他赞成我的小说创作。有时他会好奇我找的那些人说了什么，现在他们在干什么，有时他会对他们一点不感兴趣，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对他们感兴趣。
比如，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给萨特沙特公司开塞利的经销商阿卜杜勒凯利姆先生写信，约他来伊斯坦布尔时见面。丢下萨特沙特、转为奥斯曼和吐尔嘎伊先生合办的泰克亚伊公司经销商的阿卜杜勒凯利姆先生，则像讲述一个导致萨特沙特倒闭的爱情和羞耻故事那样，给我讲了凯末尔先生的故事。
我找到了见证他们在佩鲁尔头几个月经历的、曾经饰演坏女人的苏罕丹·耶尔德兹（叛徒·苏罕丹），和她交谈了一下。她说，她知道凯末尔先生是一个无奈而孤独的人，尽管像所有人一样，她也知道他是多么地爱芙颂，但她并不很同情他，因为她不喜欢那些为了追求漂亮女孩而和电影人混在一起的有钱人。其实，叛徒·苏罕丹真正同情的是芙颂，“因为她为了在电影里扮演角色，为了成为明星，表现出一种近乎慌乱的迫不及待”。她说，即便芙颂成了明星，但和那些色狼在一起，她的结局依然不会很好。她也根本无法理解芙颂为什么要嫁给“那个胖子”（费利敦）。她说，那时她坐在佩鲁尔为外孙织着三色毛衣，外孙现在已经三十岁了，每当他在电视里看见外婆以前出演的电影就哈哈大笑，但他也很诧异伊斯坦布尔当时的贫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