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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系列的盘查来保护政治保安处的迈尔斯·吉尔马丁免受临时访客和心怀恶意之人的胡搅蛮缠,但对于充满挫败感、愤怒和不耐烦的达格利什而言,在等着通过的每道关卡看起来都无比幼稚、不必要且低效。他完全没有心思玩这种游戏。等到他终于被一位集过人的美貌与清楚知道自己享有为这么伟大的人效力的特权于一身的秘书领进吉尔马丁的办公室时,达格利什已经完全不想去考虑什么谨慎不谨慎的了。比尔·达克斯伯里和吉尔马丁在一起,他们还没来得及交换完最初的几句客套与寒暄,达格利什的怒火就通过语言宣泄了出来。
“我们应该是站在同一战线的,但是你们这些人只想着你们自己。保罗·博洛尼被谋杀了。如果我从你们这里都得不到配合,我还能指望跟谁合作?”
吉尔马丁说:“我们之前没有告诉你特拉弗斯是我们的特工,我能理解你由此而生的憎恶……”
“特工。你说得好像她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你后来也没有告诉我,我是自己发现的。哦,我看出来你们那个世界都在为什么着迷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上的预备学校。我们也有自己的小秘密、自己的暗语和入会仪式。但是真见鬼,你们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好吧,我知道至少有些事必须得这么做,有些时候也有必要这么做。但是你们已经痴迷于此道。为了保密而保密,整个政治保安处成了官僚主义肆虐的间谍机构。难怪你们这种组织内部会生出叛徒来。同时,我在调查的是一桩货真价实的谋杀案,如果你们停止玩这些游戏,回归到现实世界中来会很有帮助的。”
吉尔马丁淡淡地说:“你这段话也许更应该讲给军情五处 [1] 听。你说的话也有道理,但你应该更加谨慎,不应该太激动。我们确实是有些过于官僚化了,但又有哪个机构不是呢?毕竟我们处理的是情报,如果情报没有被认真地记录在案以便于寻找的话就毫无价值。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还是对得起纳税人交的每一分钱的。”
达格利什看着他:“我说的话你连一个字都没听懂啊。”
“哦,我听懂了,亚当,但这简直不像你。那么激烈!你读了太多的间谍小说了。”
达格利什苦涩地想,三年前,吉尔马丁就算不敢说出来,也会想:你写了太多的诗了。但是他现在不会这么说了。吉尔马丁继续说:“你确定博洛尼的谋杀案没有让你太难以释怀吗?你认识他,对吧?”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如果再有别人说因为我认识受害者,所以我没办法办这个案子,我就干脆辞职。”
吉尔马丁无动于衷、几乎毫无血色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忧虑的表情,就像突然感受到一阵痛苦。
“哦,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么做,至少不会因为我们这一方出的这么一个小疏忽就辞职。顺便一提,我觉得博洛尼是被谋杀的。有传言说有可能是自杀,毕竟他那个时候确实不太正常,居然还养成了在教堂的小礼拜堂睡觉的习惯。据说他还获得了某种神明的启示?他本来应该听从首相,却听从了那个声音。他选的教堂也很奇怪。我能理解他对英国垂直哥特式风格的热忱,但是帕丁顿的一座罗马式的长方形教堂想必不适合睡一晚上的好觉,更别提能指引他走上朝圣之路了。”
达格利什很想问问他是否觉得若是博洛尼男爵选择了圣玛格丽特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他就能更容易接受。吉尔马丁似乎很满意自己能如此精巧地表明对于教堂建筑和《圣经》至少有一些粗浅的了解。他从桌旁站起来,在窗户之间来回踱步,好像是突然才意识到他是唯一坐着的人,而这种相对矮一些的位置会让他处于某种劣势。他穿得起裁剪上乘的衣服,今天就非常仔细地穿了一套正装,如果是别的不那么自信的人,这可能表明他知道安保部门的声誉向来暧昧,所以不想因为自己在仪表方面太过懒散而加强别人的这种印象。但是吉尔马丁这么穿只是为了取悦他自己,他所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出自这个目的。今天他穿了一身高雅的灰色,肩上有几乎看不出来的深色军衔,在此之上是一张方形、几乎毫无血色的面庞,油光发亮的黑发里过早地混杂了几缕银丝,头发被梳到脑后,露出了高高的额头,更强化了这种形象与颜色上的对比:精心搭配好的灰色与银色为背景,老派风格的领带尽管还算庄重,相比之下却显得像是一面充满蔑视与挑衅的旗帜。
与其相反,比尔·达克斯伯里矮壮结实,面色红润,嗓门粗大,看起来就像一位乡绅,而且乡下的耕作事业要比他的绅士生涯更为成功。他站在那里,向窗外张望着,就好像是小孩子被大人要求远离成年人,不要涉足他们的事务当中。达格利什发现他最近刮掉了自己蓄的小胡子。没有了胡子,他的脸看上去很不完整,光溜溜的,就好像他刮胡子是因为受到了胁迫。他穿着一件花呢格子西装,对于还不算太冷的秋天来说有点厚重。西装外套的后襟开了个衩,紧紧绷在他像女人一样硕大、丰满的臀部后面。虽然并不频繁,吉尔马丁每次看向他时都露出一种略带吃惊的痛苦表情,就好像在对他下属的身材和裁缝的剪裁水平同时发出哀叹。
很明显,吉尔马丁负责开口讲话。达克斯伯里肯定已经给他做了简要的报告,但是在会面中,达克斯伯里会保持沉默,除非他这位上司要求他开口。达格利什突然想到好些年前一场晚宴上的对话。他发现自己和一位女士坐在了一张三人座的沙发上,但这种沙发一般就只适合两个人坐着。那是在一间乔治王朝风格的会客室,属于一座位于北伊斯灵顿广场的宅邸。但是他现在完全想不起来当时那位女主人的名字,也只有上帝知道他去那里究竟是为了什么。他的女伴喝得微醺,并没有酩酊大醉,但也足够让她变得轻浮、嬉闹甚至太轻信于人。他怎么回忆也想不起她的名字,但这一点无关紧要。他们一起坐在那里待了半个钟头,直到宴会的女主人非常巧妙、熟练地将他们分开。他只记得那段对话的一部分,她和她丈夫住在一座顶层公寓里,俯瞰着一条经常有学生进行示威游行的街道。警方——她很确定是政治保安处的人——曾要求获准使用他们的客厅,从窗户向下进行拍照。
“当然了,我们同意他们这么做,他们也确实都非常和善。但是其实我也有一点不开心。我想说:‘他们也是英国国民。如果他们愿意,就有权利进行游行。如果你们想给他们拍照,就不能在街上公开拍摄吗?’但我没有说。毕竟,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很有意思。这种自己属于一名知情者的共谋感。况且也轮不到我们来表明立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这些人作对没什么好处。”
当时和现在,他都觉得这总结出了全世界所有正派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轮不到我们来表明立场。和这些人作对没什么好处。”
他苦涩地说:“我很吃惊,你们和军情五处居然不支持与克格勃频繁进行人员借调。你们和他们之间的相似程度远远大于你们和任何外人之间的相似之处。看看克格勃是怎么处理文书可能会对你们有所启迪。”
吉尔马丁抬了抬眼,看了达克斯伯里一眼,似乎是在说在这种无理取闹之士面前有必要一致对外。他温和地说:“就文书工作这一方面而言,亚当,如果你们的人更加谨慎小心的话,能帮我们不少忙。我们要求马辛厄姆提供有关艾弗·加罗德的情况时,他本来应该提交IR49的。”
“当然,还要一式四份。”
“登记部门那边也需要一份,所以恐怕是这样的。我们还得让军情五处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当然了,我们可以去查看具体的程序步骤,但我认为最少应该提交四份。”
达格利什说:“这个女孩,黛安娜·特拉弗斯,他是你们能找到的在大臣家当奸细的最合适人选吗?就算是对于政治保安处而言,这个选择也有点奇怪。”
“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监视大臣,她不是被派去监视博洛尼的。你问及他情妇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你了,博洛尼从来就构不成什么危害。巧的是,也没有IR49的报告送到这里。”
“我明白了。你们想让特拉弗斯渗透进加罗德的群体或者说是小组织,不管这帮人叫自己什么,然后在我们问及加罗德的情况的时候,你又刚好忘了提起这一点。当时你肯定已经知道他是一名嫌疑人了,他现在也仍然是犯罪嫌疑人。”
“当时两件事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关联。毕竟我们的运作建立在‘需要知道’的原则上。我们也没有派她打入坎普顿小丘广场,是加罗德这么做的。特拉弗斯为我们做的一点工作和博洛尼的死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特拉弗斯的死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她的死亡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你肯定也研究过尸检报告了。”
“我也注意到这份报告并不是出自泰晤士河谷内政部的病理学家之手。”
“我们喜欢用自己人。我向你保证,这个人非常称职。她或多或少死于自然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她吃了太多,喝了太多酒,一下子跃入冰冷的河水里,被芦苇缠住,挣扎了一会儿,然后就淹死了。尸体上没有可疑的痕迹。你肯定还记得尸检报告上写了,她在死之前刚刚发生过性关系。”他在说出这个词之前犹豫了一小会儿,这是达格利什唯一一次看到他表示出轻微的不安。就好像“做爱”这个词非常不恰当,他没有办法让自己说出这么一个更不雅的表达。
达格利什沉默着。愤怒让他发出抗议,但现在他觉得那种抗议幼稚得令人可笑,而且徒劳无益。他什么目的都没达成,反而还有可能使得刑侦队、政治保安处和军情五处之间即将爆发的专业竞争愈演愈烈,而它们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又很容易蔓延到政界的高层当中。下一次吉尔马丁可能就会说:“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也给亚当·达格利什通报情况吧。要是蛋糕没给他分一块儿,他马上就会恼火。”但最让他沮丧、让他自我厌恶至极的还是自己居然险些失去控制。他意识到冷静、疏离、不投入、不参与的名声对自己有多么重要。好吧,他现在投入进来了。也许他们是对的。如果你认识受害者,就不该接手这个案子。但是他怎么能说自己认识博洛尼呢?他们在一起待了多久?只有在火车上的那三个小时,在他办公室里短短的十分钟,以及前往圣詹姆斯公园的那段时间。但他知道自己对于任何其他的受害者都没有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共鸣。他想要把拳头挥到吉尔马丁下巴上,想要看着鲜血沿着那完美无瑕的衬衣和老派的领带流下来。好吧,要是放在15年前,他可能真的就这么干了,但现在他知道,这种冲动会使他付出丢掉饭碗的昂贵代价。可是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是渴望找回这种早已失去的、年轻人才有的简单冲动。
他说:“我很吃惊,你居然愿意为加罗德而大费周折。他在大学里就是左翼激进主义分子。根本不需要便衣特工,你就可以知道加罗德没有投票给保守党。他对自己的信仰也从来没有保密过。”
“不是他的信仰,而是他组织的活动。他的组织可不仅仅是一群不满现状的中产阶级分子想要为自己的激进态度或是某种革命事业寻找一种道义上可以接受的宣泄渠道,最好还能让他们产生为之献身的错觉。哦是啊,值得为他这么做。”
吉尔马丁看了一眼达克斯伯里表示许可,他说:“这个团体规模还很小——他称之为‘基层组织’。目前一共有13个人,4人是女性。他从来不多招人,也不少招。在反对迷信这方面他这一招很妙,当然了,这也为这种共谋增添了一丝神秘。一个有魔力的数字,正配那个封闭的圈子。”
达格利什想,这个数字也很符合具体操作的逻辑。加罗德可以把手下分成三个四人组或者两个六人组去完成一些现场工作,然后自己依然可以独立于其外,成为总协调者和总指挥,扮演公认的领袖。达克斯伯里继续说:“他们都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这样就维持了凝聚力,也避免了不同阶层之间可能会造成的紧张情绪。毕竟,‘同志们’并不以其拥有的兄弟之爱闻名。这些人有共同语言,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常见的那些术语,他们也都才智过人。可能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傻,但他们的智商确实很高。这可能是很危险的一伙人。碰巧的是,他们都没有加入劳工党。劳工党也不会吸收他们。其中的六个人,包括加罗德,都是工人革命运动的带薪成员,但是他们并不担任公职。我的猜想是工人革命运动不过是种表面掩饰,加罗德更愿意组织自己的活动。我想他天生就沉迷于阴谋。”
达格利什说:“那他倒是应该加入政治保安处。莎拉·博洛尼也是其中一员吗?”
“过去的两年是这样的,既是成员之一又是加罗德的情人,这让她在组织里享有独特的权力。某些方面而言,这些‘同志们’还都相当的老派。”
“你们从特拉弗斯那里都掌握了什么情报?好吧,让我猜猜,是加罗德把她介绍到坎普顿小丘广场去。这一点都不难,现在可靠的家政工十分短缺。如果不是刚好猜中的话,可能是莎拉·博洛尼告诉了他们招聘广告的事。任何愿意做家务活,并且带着前任主人夸赞自己的介绍信的人——你们肯定也能确保她有这种介绍信——肯定都能拿下这份工作。可能这就是他那个‘基层组织’的功能,让这些当选的议员丢脸,败坏他们的名声。”
这次开口回答的是加尔马丁:“他们的功能之一。他们的目标大多是温和的社会党人。挖掘一些丑闻,比如不正当的风流韵事——如果是同性恋就更好了,交了不该交的朋友、忘记了本要予以赞助的南非之旅、染指党派活动经费的暗示等等。等到这个可怜的家伙再次参选的时候,他们就明智又谨慎地把这些新闻四处散播,让人们注意到这些不当的行为。让现任的政府官员名誉扫地恐怕是他们偶尔不得不做的职责,而不仅仅是为了从中取乐。我想加罗德选择保罗·博洛尼更多的是出于个人而非政治因素吧。莎拉可不仅仅是不喜欢她爸爸所在的党派。”
那么,给阿克罗伊德和全国性刊物的八卦专栏作者寄出那封诽谤信的就是加罗德了。不过,在这件事上,达格利什一直都认为他的嫌疑最大。仿佛是猜到了他在想什么,吉尔马丁说:“我怀疑你是否能向法庭证明是他把那封信寄给媒体的。他们干得非常聪明。组织的一名成员会前往那种售卖新旧打字机的商店,在那里可以试用这些机器。你也知道那种场面,一排排锁在一起的打字机供消费者们砰砰地打字。认出其中某一个可能在场的顾客的概率几乎为零。我们不可能一直监视所有的组织成员。他们还不值得我们下那么大的功夫,而且我也不确定这种行为究竟触犯了刑法里面的哪一条律令。他们使用的都是准确的信息。如果不准确的话,对他们而言就毫无用处。顺便一问,你是怎么意识到特拉弗斯的问题的?”
“在她搬到自己公寓之前寄住的那户女房东那里了解到的。女人对这种大男子主义式的秘密社团都抱有一种极为轻蔑的态度,也非常擅长识破他们。”
吉尔马丁说:“所有同性人群都属于同一个秘密社团。我们原想让特拉弗斯自己住的。我们本应坚持如此,但我没想到她居然会吐露实情。”
“她什么都没说。她的女房东并不相信一个失业的女演员居然能够买下一套公寓,但是你的人在那里出现,搜寻她的房间,这件事才真正证实了她的怀疑。顺便一问,除了在你的激进主义分子名单上增添几个人名之外,你对加罗德的真实意图何在?”
吉尔马丁紧抿嘴唇:“他有可能和爱尔兰共和军有关联。”
“那到底有没有?”
有这么一瞬间,达格利什觉得他可能会拒绝作答。他瞥了达克斯伯里一眼,说:“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你觉得加罗德就是你要找的凶手吗?”
“有可能是他。”
“好吧,那祝你追捕愉快。”突然之间,他似乎变得非常不自在,就好像不确定该怎么结束这场对话。然后他说:“和你的交谈非常有用,亚当。我会记下你提出的一些问题。你也会再留心一下办事的手续流程,对吗?IR49的事。那是张很简单的表格,但是也有它的作用。”
电梯载着他回到自己所在的楼层,达格利什觉得他好像和政治保安处的人待了好几天,而不是一个小时不到。他觉得自己被一种病态的无助感侵蚀了。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摆脱这些症状,他一向如此,但是这种感染仍然会存留于他的血脉中。他开始觉得自己必须要多多少少学会承受这种精神上的疾病了。
无论如何,这次会面虽然令人恼羞成怒,却也达到了目的,在他开展调查的主干道上清除了一系列盘根错节、毫无关联的杂草灌木。他现在知道了匿名信作者的身份和写信的动机,知道了黛安娜·特拉弗斯在坎普顿小丘广场想要做什么、是谁把她安插在那里,以及她溺死之后为什么有人来搜查她的房间。两个年轻女子死了,一个是自杀,一个是意外。关于她们为什么死、怎么死的,疑惑已经解开了;关于她们曾经有着怎样的生活也不再有疑问。但为什么他依然固执地坚信这两起死亡事件不仅与博洛尼被谋杀一案相关,甚至还处于这个谜团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