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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不管任何城镇,至少都会有一两个令人头疼的人。
说是令人头疼,也不是一般那种令人头疼。
无论怎么形容,都会变成歧视性说法,难以三言两语解释清楚,简言之,就是肉体上虽然没什么缺陷,但在一般社会生活上,可能遭遇一些困难的人。
若在现代,他们应该会被冠上“发展障碍”或“行动障碍”之类的病名吧。不,或许有些例子,会诊断为更严重的疾病。
但在过去,他们被视为令人头疼的家伙、怪人、没用的人。
当然会受到厌恶,也会被瞧不起,敬而远之。
可是,我认为应该不同于轻蔑。
简单地讲,他们不被放在同一个水平上看待,大众才会是那种反应吧。不是所谓的歧视,因此会责骂他们,也会伸出援手,最后还是没个了局,于是会疏远、咒骂,也会指着他们笑。
现在不能这样。
倘若发笑,会遭指责是歧视。
不过……在论及歧视前,那些人早从城镇里完全消失,罕有机会遇上。我不认为是数量减少,只是看不见了吧。
有点寂寞。
话虽如此,一旦发生问题行为,仍会遭到隔离。即使没那么严重,要是难以自食其力,便会被送到相关机构,或受到照护与监视。这应该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在现今社会,不管是他们想普通地生活,或与他们一起生活,都变成几近不可能的事。
不过,以前情况不同,颇有全村合力照顾那种人的感觉。纵然不知会照顾到什么地步。
我上小学时住的城镇,有个叫长助的男人。
本名不详,我猜并非长助。这么喊他的主要是孩童,大人不如此称呼。至于大人怎么称呼他,我一次都没听过。
长助大概四十多岁,或超过五十岁——
在孩童眼中,已是中年人,其实可能才三十几岁。年龄不明。
长助会站在上下学路上,张着嘴巴——
真的是整个大张,不停傻笑。虽然不是每一天,但一个星期起码会碰到三次。他浑身脏兮兮的,拿着破洞的大黑伞。那把伞非常大,即使下雨,也不曾打开。遇上下雨天,长助往往湿淋淋,无数雨滴落入他张大的嘴巴,再满溢出来,说多脏就有多脏。有一次,附近大婶看不过去,为他撑伞,长助竟勃然大怒。
不曾用来遮雨的大黑伞,偶尔会在晴天打开,长助似乎透过伞上的几个破洞,眺望蓝天。
长助没有工作。有时他疑似会捡来几双胶靴或工作手套摆在地上,喊着十元、十元,当然没人买。不知为何,每回陈列的都是胶靴和工作手套,颇不可思议。
孩子们有点害怕长助,有点讨厌长助,又觉得他有点好玩。然后,我认为还有一点点怜悯。情感比例因人而异,害怕的会逃开,觉得好玩的经常逗弄他。从长助经常出现在上下学的路上看得出,他应该喜欢小孩。如果追他,他会跑;如果跑,他就会追,多半是笑嘻嘻的。
唯有顽童乱扔石头,长助会生气。
若发生在现今,会演变成重大问题。扔掷石头逗弄人的行为有问题,但会被视为严重问题的,是出现在上下学路上的长助。
不管怎么看,他都是可疑人物。
最近的风潮是,等出事就太迟,得防患于未然,往往搞到真正出事时却无能为力。实际上究竟如何?防范得再滴水不漏,仍会发生超乎预期的情况。该发生的就会发生。建立一套机制,以便出事时能确实解决,才叫危机管理,可惜最近的舆论导向并非如此。
具有危险性的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排除准没错——
是不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便是所谓的正义?
直到不久前,人们的想法都还是即使看起来危险,也不急着排除,会设法与其共存。
确实,对于共同体而言,长助不是理想成员。若有万一,极容易引发无可挽回的事故。正因如此,更需要悉心支援、巧妙控制,防止悲剧产生——
往昔大伙儿都是这么努力过来的。尽管没特别规定,却是天经地义。
与他们共存,是一种默契。
除了长助,镇上还有一个叫阿六的年轻人。
阿六和长助不同,姑且算有工作。
事后听闻,阿六是泥水匠学徒,只是从没见过他工作的模样。
阿六主要出现在堤防。
他约莫二十岁,通常穿工作服,夏天则只穿一件汗衫,面对河川,但并非在看河。
阿六什么都没在看。
阿六总是眼神涣散。要是有小孩进入他模糊的视野,他会面无表情地挥手,不然就是在摘花,双手抓着满满的蒲公英,有时会大口大口吃下蒲公英。
孩子们都随便乱说阿六,比方他是铁胃人、他家很穷没东西吃,或者他其实是头牛。
尽管面无表情,但阿六人很好,有些孩子偶尔会跟他一起玩。阿六不会做坏事,但经常大小便失禁。当他不小心拉在裤子里,多半会哭着回家。
虽然不晓得他有没有家人。
可能是附近的人在照看他。
可能是泥水匠师傅在照顾他。
长助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春天忽然消失。
谣言四起,有人说他死掉,有人说他住院,有人说他被警察抓走,有人说他突然恢复正常,返回故乡。不能问大人,感觉就算开口问,大人也不会知道,所以在孩子之间,长助变成传说人物。
至于阿六,有人看见他被送上救护车,载往什么地方。后来他返回镇上,却再也不见人影。不晓得是受了伤?吃到不好的东西?还是原本就患有什么病?有人目击阿六坐在泥水匠家的缘廊,恍惚吃着杂草,或在山上医院死气沉沉地盯着铁窗外,真相无从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