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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人眼里，女知青安然被揭发后试图自杀正名的行径，或许难以理解：
明明是个愿意为升学出卖身体的，怎么突然就三贞九烈起来？
但其实这都是正常的时代特色。
比如翻看当时的刑事司法审判记录，不难看到诸如此类的案子：“某厂男工夜里做梦梦到与厂花啪啪啪，次日与工友分享梦境细节，因太过逼真，且传播产生广泛影响。那个被意淫的厂花不堪羞辱，上吊自杀”。
因为出了人命，最后那个男的按说应该判侮辱诽谤一类的罪名（口头谣言损害了对方名誉），但在没有刑法、可以随便想罪名的时代大背景下，他成了“反革命梦奸罪”。
所以，说到底是当时的社会闭塞，对女性的舆论压力太大。
对她们而言，肉体上被隐蔽侮辱造成的伤害，或许还可以隐忍。但如果被舆论公开、成为整个熟人社会圈子里的耻笑对象，那就真活不下去了。
说是礼教吃人也不为过。
不过与之对等的是，那个时代强奸案对男方的死刑率也非常高。只要女方不堪受辱自杀，男的基本上都会被枪毙；不像后来有完备刑法的时代，一般也就10年以下。（YD时候的枪毙又不一样。YD是重刑主义，并不追求罪刑对等，耍流氓也能枪毙。）
……
顾骜的灵魂，终究还没有彻底契合这个时代的主流三观。
所以当他看到昏迷女子被抬走、王家父子也被反剪双臂押送上车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连累无辜”的内疚。
顾敏的感受却与他不同。
作为拥有土生土长灵魂、并且在茶场里务农了将近两年的人，她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有多么犯众怒。
把录音当众放出来，毁掉的不仅是那两个被王峰寅上卯妹的女生的名节，还毁掉了此前三四年里从这个农场走出去的每一个大学生的名节——或许他们并不是都给王家父子塞好处了，但他们已经无法证明自己。
大多数知青，都用冷漠、疏远的眼神看着顾家姐弟。其中那些女知青的眼神里，更是多杂糅了几丝兔死狐悲的仇恨。
还是常年处理一线问题的吴所长反应比较敏锐，他知道自己刚才迫不得已当众拿出录音，肯定是有后遗症的。
眼下看了这个阵仗，吴所长连忙分出手下一个姓庄的民警，让他好好保护顾家姐弟。
“弟弟，事情这么收场，我们是不可能在这里待下去了。估计将来你想插队，整个会稽都没公社敢收留你了。”顾敏咬着嘴唇，颓废地说。
追求正义是一回事情，导致“家丑外扬”又是另一回事情。这是一个小集体主义非常盛行的时代，无法用后世纯法治社会的尺度去要求。
被姐姐教育了一会儿，顾骜也只能接受了这个事实。
所有的知青，并没有人会感激他们搬掉了一个凶恶的统治者——反正在他们眼里，哪怕换个枢机来，还是要卖推荐指标的。而茶场出了劣迹的恶名，却要每个人承担集体耻辱。
顾敏知道轻重，悄悄回寝室收拾了行李，主要是把那台值钱的录音机带走，然后就准备跟着吴科长的警车下山了。
不过就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室友木明纱进来了，还跟着几个衣服看上去特别破旧的男女知青。
木明纱作为中介掮客，直截了当帮忙挑明来意：“敏敏，你今天闹出这么大事，连累了阿诚哥和拉拉姐几个，他们都有事儿找你呢。”
“连累？怎么了？”顾敏很虚心地轻声发问。
那几个男女知青面色黯然地叽叽喳喳说了一通，旁边的顾骜大致听明白了意思：
“你们是说，你们手上有几件本来要卖给王平山的旧东西，但他这次没给你们现钱结算、反而让你们先留着？为什么？”
几个知青相视一眼，由一个代表说：“因为我们几个的东西比较罕见，王平山不懂古物，说不知道是不是宋朝的，要等日本人看过之后，确认要，他才会给我们结钱——现在他出事了，就砸我们自己手上了。”
顾骜点头表示理解。
在文物生意领域，中间商如果强势的话，觉得个别罕见的东西真伪难辨，非得等专家掌过眼才给钱，也是很常见的。
另一个女知青低声下气地说：“年初那次王平山收的时候，我都没拿出来，就是觉得卖给日本人不太好。这次是我弟弟要毕业了，想谋个进厂实在缺钱，而且王平山还加了价，才卖的……”
“罢了，事情是我们姐弟闹大、伤到你们无辜的，能帮尽量帮。你们先把东西拿来看下吧，如果钱不多，我就帮了。”顾骜也很敞亮，当下表示愿意瞅瞅。
受害知青一共也就6个人，不一会儿拿来了七八件物件儿。
两样是木头的：一座散成好几片的屏风、一个朱漆镶嵌的首饰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