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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克开始一个一个问他们为什么被抓。
他从坐在桌子边的五个人得到的答案几乎完全相同：
“因为萨拉热窝呗，”“因为斐迪南，”“因为大公殿下被暗杀，”“斐迪南呗，”“因为他们在萨拉热窝收拾了大公殿下。”
回避跟另外五个人在一起的那第六个人说，他不愿跟这些人打交道，怕的是遭到怀疑。他给抓来只不过是想杀死霍立采的佳尔斯，抢他的钱。
帅克就跟阴谋家们坐到了一张桌边。阴谋家们还在说着进来以后至少说了十遍的话。
他们全是从酒店、酒窖或是咖啡厅抓来的。只有一个例外。那是一位特别胖的先生，戴着眼镜，眼泪汪汪。他是在自己的公寓里被逮捕的，因为萨拉热窝暗杀前两天他曾在乌布雷什吉酒店请两个学工程的塞尔维亚学生喝过酒。那事叫警探布历喜看见了。布历喜也在热切佐伐街的蒙马特酒店跟他们一起醉过酒。按照布历喜签过字的警局报告，他自己也请那两个学生喝过酒。
在警局初审时，胖先生对所有的问题的回答都是一成不变的哀号。
“我是开文具店的。”
而他所得到的也是那一成不变的回答：
“那不是理由。”
从酒窖抓来的一位矮个子先生是个历史教授。他正在向酒窖老板讲述花样百出的暗杀史。抓他时正在对每一次暗杀作着心理分析。他说：
“暗杀的道理就跟哥伦布那个鸡蛋〔16〕一样简单。”
“对，就跟你要到潘克拉茨大牢去一样简单。”这是审问时警局侦探的意见，点睛之笔。
第三个阴谋家是霍柯维什吉一个慈善机构的会长多布洛密。多布洛密正好在暗杀事件发生的当天举行着一个花园音乐晚会，宪兵中士去命令客人回家，因为奥地利在举哀，多布洛密会长便心平气和地说：
“就等一会儿，《海斯洛范尼》〔17〕马上就演奏完了。”
现在他就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哀诉：
“八月份就要举行新会长选举，如果那时我不能回家，就有可能落选。那将是我第十次连任会长。丢了这份脸，我真是活不下去了。”
新近被哀悼的斐迪南对第四个被捕者开了个奇怪的玩笑。那人秉性认真，名声清白，连续两个整天躲开了有关斐迪南的一切话题，一直到了那天晚上他在咖啡馆里玩玛利亚什〔18〕的时候。那时他用王牌梅花7吃掉了黑桃老K，说：
“用小7点，就像在萨拉热窝。”
第五个人说自己被抓只是因为“大公殿下在萨拉热窝被暗杀”令他非常紧张，至今还是头发倒竖，胡子直立，脑袋令人想起一种冰麝马厩犬。
这人在饭馆被抓时一句话也没说，甚至连斐迪南被杀的报纸也没有看，只一个人坐在桌子边。那时一位先生来到了他身旁，在他对面坐下就说：
“读了吗？”
“没有。”
“知道吗？”
“不知道。”
“知道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我不感兴趣。”
“可是你应该感到兴趣。”
“我不知道应该对什么东西感到兴趣。我只是抽我的雪茄，喝我的几杯酒，吃我的晚饭。我不看报。报上说假话，我凭啥激动？”
“那么你对萨拉热窝的暗杀甚至不感兴趣？”
“我对一切暗杀都不感兴趣，不管是布拉格的，维也纳的，萨拉热窝的或是伦敦的。那些事有政府管，有法庭和警察管。他们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杀了什么人，都是那人活该，他干吗要那么不小心，成了个混蛋草包，给人杀了呢？”
这就是那次交谈的最后几句话。从那以后他每过五分钟就要重复他那哀号：
“我冤枉，我冤枉。”
他在警察总局大门尖叫过这几个字，在被转送到布拉格刑事法庭时尖叫过这几个字，还要尖叫着这几个字给送进监狱。
帅克听完了所有这些可怕的阴谋故事，认为应该向他们解释一个道理：他们的处境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我们大家都落进了这讨厌的一锅粥里，”他这样安慰他们。“你们说自己不会有问题，大家都不会有问题，你们错了。我们搞警察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惩罚我们说话出格么。既然局势这么险恶，连大公也叫人杀了，自己给抓进局子来有什么希奇？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热闹热闹，在开追悼会之前让斐迪南风光风光。我们在这儿的人越多，对我们的好处也越大，人越多越快活嘛。我在部队的时候，有时坐禁闭的人能有半个连。清清白白的人给判刑的多的是！不但军事法庭，就连老百姓法庭也一样。我记得有个女人给判了刑，说是她卡死了她刚生下的一对双胞胎，虽然她发过誓说她不可能卡死两个孩子，因为她只生了一个小女孩，卡死时并没有多少痛苦。可她仍然是因为两条人命被判了刑。还有个扎贝赫利策的吉卜赛人就更冤枉了。他在圣诞节晚上闯进了一家蔬菜水果店。他发誓说他进屋只不过想暖暖身子，可是没有用，一落到法庭手里，事情就坏了。可不做坏事也是不可能的。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们所想像的是坏蛋。但是好人和坏人你怎么能区别？特别是现今，局势这么严重，连大公殿下都叫人杀了的时候。我在布杰约维策当兵的时候，队长有条狗被人在检阅场后边的林子里杀了。队长一听到消息就叫我们集合站队，命令报数，报到十的人全部出列。不用说了，我准是那报十的人之一。我们就这样在那儿眼皮一眨不眨地立正站着。队长在我们行列前走来走去，说：‘你们这些混蛋，猪猡，野兽，满身斑点的土狼，你们，为了那条狗，我真恨不得把你们全他妈的关禁闭，绞成通心粉，枪毙了再煲粥。我不会手软的，为了让你们瞧瞧，我给你们每人十四天。’你们看，那时候不过是为了一条癞皮狗，而现在呢，为的是一个大人物：大公殿下。为了把丧事办得像模像样，搞点恐怖总是需要的。”
“我冤枉，我冤枉。”头发直竖的人又在重复。
“耶稣基督也冤枉，”帅克说。“可他们还照样钉了他十字架。现在谁还管谁冤枉不冤枉呀，笑呵呵地硬着头皮过呗——就像他们在部队常告诉我们的那样。天下万事，这才是最好的，最美的。”
帅克心满意足往床上一躺，呼呼地睡着了。
同时又有两个新抓的人给带了进来。一个是个波斯尼亚人，在号子里走来走去，咬着牙齿，每回张嘴都是怪话，“Jebem ti dusu〔19〕。”一个念头折磨着他：他的那卖货的篮子会在警察总局弄丢的。
另一个新客人就是帕里威茨老板。他一见到熟人帅克就把他叫醒，然后以最悲伤的口气叫道：
“嗨，我进这儿来了！”
帅克满腔热情跟他握手，说：
“你来了我很高兴，真的。我知道那位先生说他要来找你时，他说话是算数的。这样的说一不二倒是好事！”
可是帕里威茨说他那说一不二狗屎不值，然后放低了声音问帅克：那些挨抓的先生是不是小偷——他怕会影响了自己的生意。
帅克告诉他这一帮人全是为一桩案子被抓的——大公案件。只有那个想谋财害命的人不是——他想杀害霍立采的农民佳尔斯。
帕里威茨一听这话不乐意了。说他到这里来可不是因为大公那样的小角色，而是因为皇帝陛下。旁边的人一听便来了劲，他于是告诉他们他家的蝇子是怎么玷污了皇帝陛下的画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