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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鲸》是一部象征小说，这大概没有什么疑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作品中的象征、指代物及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何诠释象征的内涵和意义。在历来对《白鲸》的解读中，批评界似乎有过度诠释的嫌疑。如果一只烟斗（象征着享乐），一条绳索（代表着团结与协作），一尾乌贼鱼（暗示着恐怖）都具有无限诠释的可能，那么，《白鲸》中没有什么人物、事物和场景不具备象征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语言与它所表述的意义之间本来就不是榫合枘严的。由于文字本身的暧昧不明，它的暗示性，激发想象和联想的力量，阅读意图的水流总是要溢出文本内容的杯沿，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一旦进入“诠释”的领地，则没有什么诠释不是“过度”的。
有人（比如艾柯）曾提出，合理的诠释是让读者的理解和想象、作者的意图以及本文意图三者之间达成一种暂时的妥协与和解。这种说法的好处是：给读者的意图划定界限，使它受到一定的节制，不至于使诠释漫漶无涯，流荡失控。这种妥协一般来说是能够达成的。因为，不管作者将自己隐藏得多深，不管作家多么不愿意为作品的内涵和意义负责，从叙事中，我们总是能够捕捉到作者意图的蛛丝马迹。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那样，无论作者伪装得多么巧妙，“教谕”的目的总是若隐若现。但在《白鲸》这部小说中，情况却有所不同。作者从不惮于说出自己的观点，从表面上来看，这些观点或观念都十分明朗；作者也不会故意隐瞒自己的意图，这些意图有时还相当直露。但是，在作者的观点或观念之中，没有一个能贯彻到底，自圆其说；他的意图也不是处于统一和谐的状态。我的意思是说，麦尔维尔的观念从局部来看是明朗或明确的，但是，由于它的每一个命题总有其反命题，每一次意义的阐述总是伴随着相反的消解冲动，因而从总体上来说它是相当混乱、矛盾的。我认为，这种混乱和自相矛盾并非是有意为之（它与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有意识制造混乱的文体有着重要的区别），而是内心迷惘状态的真实反映。在这一点上，麦尔维尔既不同于他所崇拜的莎士比亚，也不同于他的启蒙者卡莱尔，甚至也不同于他的导师霍桑。正是他的困惑和游移给叙事意图带来了混乱，从而为读者的诠释腾出了广阔的空间。
亚哈船长率领“裴廓德号”的水手追击白鲸的过程是整部小说的中心情节，也是最富有象征意味的事件。如果我们假设读者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完全可以赋予这部壮观而浪漫的史诗以严格的社会政治视角。因为“裴廓德号”的冒险史可以被视为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发展状况的隐蔽的象征。“裴廓德号”就像一个微缩的世界，其社会分工、社会阶层十分清晰。从船长、大副、二副到一般水手，每个人都享用不同份额的拆账，而且海洋也不再是一个浪漫的冒险场所，它同样受到现实社会政治因素以及游戏规则的约束。亚哈船长一出场，就与那些试图通过捕鲸而分取红利的水手不一样。他既老派，又固执，还多少有点异想天开，不愿意受到一般社会化程序的控制；他去追击白鲸，既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娱乐，而是服务于某种“高尚而神秘”的目的。亨利·纳希·史密斯曾经将莫比－迪克描述成一头尚未为人们真正理解的庞然大物，从某种意义上它暗指美国社会急剧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而亚哈恰如福克纳笔下的那个老处女爱米莉（威廉·福克纳《献给爱米莉的玫瑰花》），完全生活在传统社会的阴影之中，对于新型社会的一般伦理既不能适应，也自动地游离于这个伦理之外。因此，亚哈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在这种社会更迭和巨变之中留下了难以除去的痕迹。如果说爱米莉小姐是一朵静静枯萎的玫瑰，那么亚哈则以他的非凡勇气与他身心所面临的几乎难以超越的障碍展开了自杀性的搏击，由于历史的潮流不为一己之力而改变，因而他的追击只能以毁灭而告终。在偏重于社会政治视角的学者眼中，亚哈的疯狂是他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陷入自我封闭和彻底孤立的必然结果。
对于弗洛伊德的门徒们来说，《白鲸》这部小说无疑是一个适合于精神分析的理想文本。亚哈这一形象也提供了一个病理学独特个案。麦尔维尔本人也认为亚哈船长身上的伟大与勇气本身就是一种疾病。用现代精神病的标准来衡量，亚哈所患的疾病既有忧郁症，也有妄想狂的成分，当然也还有自我幽闭和强迫症的明显征兆。如果干脆将亚哈描述成疯子，那也许是不确切的，因为在整个追击白鲸的过程中，他的理智并未崩溃，有时还相当清醒。比如，他为了迷惑那些水手，让他们误认为自己追击白鲸的目的亦不过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每次发现大鲸（不是莫比-迪克），他装出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下令攻击，甚至，为了防止自己险恶的机心过早的暴露激起哗变，他还下达了一条莫名其妙的命令：让瞭望手发现一只海豚也要报告。但是，只有亚哈本人心里明白他究竟要做什么，或者说，他的心智出了怎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简单地来说，他的心灵遭到了囚禁，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统摄并控制住了他。一个常年飘荡在海上，经受着单调孤寂生活折磨的人，很容易把这种无形的、不可知的控制者想象为一个具体有形的对象。对于亚哈来说，这个适当的对象就是那个他长久的对手兼伙伴、他从未战胜过、被数不清的传说伪装起来并咬掉了他的一条腿的莫比-迪克。
在亚哈的意识中，白鲸成了另一个象征：它是一堵墙，“那堵紧逼着我的墙”。他如果能够得救或康复，就必须打碎那道墙：“囚犯除了打穿墙壁怎么能跑到外边来呢？”也许，麦尔维尔也向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暗示，人人都是他心灵的囚徒。我们还知道这也是霍桑的主题，但与麦尔维尔不同的是，霍桑从未想到过要去打碎囚禁着自我的那道墙壁。所以，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亚哈追击白鲸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他与自我生死搏斗的过程，他惟一的敌人不是莫比-迪克，正是他自己。麦尔维尔也曾意味深长地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亚哈船长在追击自己的影子。”有评论说，亚哈是因为被莫比-迪克咬掉一条腿而产生了复仇心理，从而不惜一切代价去追击它。这一论点尽管在作品中亦能找到支持它的零星证据，但还是过于简单了。亚哈那条被咬掉的大腿只不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那堵紧逼着他、让他须臾不得喘息的墙的存在。美国著名的评论家牛顿·阿尔文，干脆将亚哈对白鲸的追击描述成“一种反抗的本我与一种压迫性文化的超自我进行殊死搏斗的历程”。然而，亚哈只不过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对亚哈所做的任何形式的精神分析必然都会把作者牵涉进来，尤其是麦尔维尔本人的童年。在美国，的确有人对麦尔维尔童年进行过考证并找出了相应的证据。
我们当然也可以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对亚哈与白鲸的冲突进行考察和描述。有人说，《白鲸》是一个道德寓言：它告诉人们必须顺从上帝的意志和神力。梅普尔神甫的讲道以及小说中三次出现的预言家的警告似乎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作者的这种告诫的意图。另外，麦尔维尔从小受到熏染的加尔文教的教义似乎也能够支持这一判断。加尔文教宣称宿命论，认为人企求得到拯救的惟一道路是向上帝归服，并企求他的悲悯。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一判断与作者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来的对亚哈向命运挑战的敬佩与赞扬是互为矛盾的。
另一个问题是，白鲸究竟象征着什么？是上帝呢？还是魔鬼？是不可抗拒的万能意志？还是破坏一切的魔鬼般的力量？从小说本身所提供的信息来看，无论我们认同哪一个答案，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矛盾的怪圈。顺便说一下，在霍桑那里上帝与魔鬼本来就是一回事。麦尔维尔观念上曾经受霍桑的影响，因此他创造出莫比-迪克这个神魔合一的怪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