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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嘴唇翘起来，看了看卫生局长。
卫生局长点头：“是啊，很不好啦。”
他又看了看矮胖的院长：“这样做很不好哩。我们了解了一些情况，有的小同学要越级上告，还说要追究责任——追究谁？责任又在哪里？出了事，就该大家负责，全面总结经验，而不是非要找出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你找得出嘛！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够多了，难道还要捅更大的娄子吗？这样做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
肖潇实在有些忍不住，站起来问了局长一句：“谁是‘亲者’？谁是‘仇者’？”
大家面面相觑：是呀，谁是“亲者”？谁是“仇者”？
肖潇讲下去：“如果讲‘亲者’，首先就是死者父母，他们与死去的同学有血缘关系；除了他们，唐小岷、怡刚，还有今天没有出席座谈会的廖若，是不是亲者？‘仇者’又是谁？那些眼瞅着他掉下万丈深渊，连手也不愿伸一下的人、那些看着他在地上挣扎无动于衷的人，能算他的‘仇者’吗？谁能讲得清？谁来回答？”
老校长擦擦厚镜片，呆呆地望着肖潇。老骆夫妇又哭了。园艺场负责人走过来，小声安慰他们，说先开会嘛，先开会嘛。
场长的话被达子嫂的呜咽打断了：“肖老师，我身上日夜揣着孩子的照片，就这么一张照片。你们看哪，看哪，这是个什么孩子啊，什么孩子啊！我的宝贝啊，我的孩子啊……”
她把照片贴到胸口那儿，伏到了桌上。有人从她手里拿到照片——这张照片就在母亲的哭声里传递，差不多传遍了会场。
一个粗哑的嗓子说：“咱们静一静、静一静了……”他就是那个副局长。刚才他阴沉着脸一直没有做声，这时站起来，双手一拢一拢，像是在打拍子。
唐小岷压根不理他，只哭着嚷：“你们算什么医院！你们的心都被钱熏黑了，熏坏了，你们连孩子都不要了。如果是你们自己的孩子呢？还说他是祖国的花朵，可你们把花朵踩烂了……”
“小岷！”有人大喊一声，这声音够严厉的了。
喊话的正是园艺场长。可他站起来喊过之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下子跌在椅子上。
“感情用事，无济于事嘛！”教育局长在仅有的一瞬静寂里插了一句。
矮胖院长站起来哈了哈腰，那表情不知是笑还是哭：“我身为院长，应该说是有责任的，可是我这里只请求一条：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实事求是为好，不要给我们扣大帽子。因为现在我们的心情够沉重的了。出事之后，我就召集所有医务人员，分别开了不同的会议。我们也有自己的整改措施，我们也不想完全推卸责任。但责任毕竟要大家来负，每人负起自己应负的一点就行了——不是这样吗？当然大夫的业务水平还亟待提高，比如刚才说的病因吧，由于死者家属拒绝解剖，所以也就只能大致分析一下。病因对于责任的判断谁能说不重要？我想死者患的是胃穿孔，或者是肠梗阻……”
有人在角落里发出了嘘声。矮胖院长闭闭眼睛又说：“当然了，也不排除别的病。比如说有人就怀疑是肠道血管栓塞——这样可以让病人痛得打滚，主血管破裂引起大量出血，病人休克死亡……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由于没有解剖，还不能够确定。总之这是难以预料的、非人力所及的……有一些急症，即使很快手术恐怕也……手术要有准备时间，有个必要的诊断过程，这不能否认吧？比如说你们搞教育的，上课时还要起立、坐下，问一声同学好老师好，再开始讲课吧？讲课时还要打开课本，取出粉笔；如果黑板上有字，还要用黑板擦子把它擦掉嘛！”
说到这儿，他为自己这段比喻感到陶醉，露出了淡淡笑意，摇头晃脑说下去：“是不是？你们上过一节课也会疲倦，也要休息一下，还要做操，唱支歌，是不是？放学了是不是要打铃？打铃时是不是要排队走出校园？是不是？校门到了晚上是不是还要上锁、到了早晨是不是还要打开？是不是？是不是？请不要交头接耳，你们可能认为我在啰嗦，其实我无非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事情都是——嗯——有个过程了，有个规矩了，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当然了，我们可以抓得更紧一些；可是抓紧并不等于不做，不做并不等于没有抓紧。嗯，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还可以更好地，嗯，把工作做好；再抓紧一点——是不是？是不是呢？”
卫生局长不快地瞥他一眼。他于是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h5>3</h5>
胖胖的女教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声不响，后来泪眼模糊地述说起来。她的声音不大，好像只说给自己听：
“……他那天一下子趴在了地上，我还以为他怎么了呢，想过去扶他起来。他就在地上滚，一边滚动一边啊啊叫，我想这是怎么啦？我说骆明你怎么啦？唐小岷跑来了，其他同学也围上了。他说我痛，哎呀痛死了……他只是哎呀。学校没有医生，就到园艺场去看场医。场医看不出什么，给他按一按，摸一摸。骆明老是这样叫，说不清楚。回来还是打滚，从教室门口滚到了野菊花那儿，把野菊花都压折了。同学们去扶他，一扶他喊得更厉害。快上医院啊，同学们都喊。真是人急无智呀，都不知去找一辆车。廖若他们几个背起他就跑，要知道跑得再快，也不能一口气跑到医院哪。医院离这儿还远，怎么办？这时才想起找一辆自行车……大家把他扶上去推着跑，跑，跑到半路人又从车子上跌下来。同学们都跑软了腿，心也慌了，扶不住他。骆明坐都坐不住了，老喊。就这样，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到医院。急诊室在哪？到处是人，找也找不到，坐着的，吐了一地的，插不进脚。怎么也找不对地方……那里排了一支长队，急症不该排队呀。后来才知道排队的都是化验抽血的。走廊里面又是一些病床，病床堵了路，抬着他走不过去呀，怎么办？有个病人骂，说碰了他的吊瓶了。那股臭味呀药味呀。到处打听急诊室，谁也不知道。有个箭头钉在墙上，原想那肯定是指了急诊室，跑啊跑啊，过去看看那边是施工的，路都不通，只得再折回来。骆明趴在怡刚背上，把怡刚的衣服都弄湿了。他一声连一声喊，我急得腿都不好使了，也喊起来。到处找，找大夫，只要是穿白衣服的就成，我们急蒙了。过来一个老太太穿了白衣服，我赶紧扯住她，她就跺脚，原来是个清洁工。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听到急诊室——原来它前面围了一大堆人，把牌子挡住了。进去了，两个人，一男一女，说说笑笑，好像没事儿似的看着滚动的骆明。我那时慌了，也忘了介绍病情，说快救救他呀！‘怎么啦怎么啦？’女的去按骆明，一按孩子就尖叫一声。天哪，他疼死了，你别这样按。她呵斥我，又去按，骆明喊疼死了。我凑过来，那个男医生让我一边去，抓住我的胳膊往旁边一抡。唐小岷他们抱住了那个女医生的胳膊，说阿姨救救他，快些啊！骆明在床上滚了有二十多分钟，他们只给他打了一针。我想骆明慢慢会好一点儿，眼睁睁看着他，指望他好一点儿。谁知打了这一针，他滚得更厉害了。‘你们还等什么呀，还等什么呀？快啊，快啊！’我喊，人家不睬。好不容易等到了值班医生，还以为来了救星……她像别人一样，也是慢慢腾腾。后来才听说要手术就得先交押金，孩子的爸来了又走了，回去拿押金了……我也不知喊了些什么。我脑子不好使，记不住了。我现在一闭眼就是那个孩子在滚，他疼得一会儿睁大了眼，一会儿闭上了眼，一直喊……他是疼死的——一点一点疼死的……”
教育局长像被烟呛着了，大声地咳起来。他咳得面红耳赤，最后胖胖的女教师竟然有些吃惊地停止了叙说，直盯盯地看着局长。
唐小岷和几个同学都站起来。他们要说什么，但更大的声音又插进来。会场有些混乱了。我两耳都是呼喊的声音，听不清谁说了什么。我闭上眼睛时，眼前只剩下一个挣扎的骆明。他的呼叫充塞了我的两耳……
教育局长伸出手，试图把所有的声音都压下去。他咳着，喊着。老校长看看局长，然后去制止几个老师和同学。桌旁的几个领导都用力拍手，叫大家安静、安静。
教育局长从一只人造革皮包里抽出了一张白纸。喊着，说听听，听听局里新近做出的一个决定。
大家这才稍微静了一些。局长清清嗓子郑重地宣读了全文：授予廖若、唐小岷、怡刚以及所有抢救骆明的同学“见义勇为救死扶伤好学生”光荣称号，同时还号召全校师生向他们学习。
宣读了决定之后，有几个人跟上鼓了几下掌。然后就是发奖状，有人喊着廖若、唐小岷几个学生的名字。
几个同学一动不动伏在桌子上，无声地抽泣，肩膀颤抖。
最后是老校长走过去，替他们领下了那沓奖状。
座谈会就要接近尾声了——这时会议室里的人几乎都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啪啪的敲门声——门被呼的一声推开了。
所有人都站起来——进来的人是廖若！他头发蓬乱，两眼闪着尖利的光，衣衫不整，满身泥土……几个人都一块儿喊他，他像什么也没有听到，那双焦干的双眼扫扫大家，突然破开嗓子喊起来。这声音苍老沙哑，真不像是他的声音——
“骆明死了……他是吃了毒药……是我们俩……害死的……”
我的头嗡嗡响。他只一声声大喊：“你们要相信我——我不说出来就是撒谎，就是胆小鬼……我们早就想给他点颜色。包学忠一直和我商量怎么对付他——他早就说要干掉他；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不说……我们就一块儿干了。真的……放在了野餐里，但不想毒死他。原以为他会转醒的。我吓坏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告诉了爸爸妈妈，可他们说我疯了……”
廖若大哭大嚷，然后又蹿到唐小岷和怡刚跟前。
唐小岷和怡刚用力把他抱住，他就全力挣脱。整个会议室大乱起来。
几个领导交头接耳……
我去牵廖若的手，没想到他的手劲那么大，只一下就把我推开；最后是肖潇把廖若紧紧地抱在怀里……廖若全身颤抖，汗珠儿沿着脸、脖子流下来。肖潇抚摸他的头发，一下一下抚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