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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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戈立即想到了保罗和比尔的妻子。她们是她多年的朋友。鲁丝·恰帕罗恩是一个身材矮小、性格温和的女孩，总是笑盈盈的，有一头漂亮的金发。她看上去就很脆弱的样子，男人总是想保护她。她知道丈夫被抓了，一定会深受打击。艾米丽·盖洛德比较坚强，至少表面上如此。她是一个瘦瘦的金发女人，热情活泼，精神饱满。她得知消息后一定会乘飞机自己去把丈夫从牢里救出来。两人的性格从各自的衣着就能看出来——鲁丝喜欢质地柔软、线条温柔的衣服；艾米丽则中意剪裁考究、颜色靓丽的衣服。艾米丽即使痛苦也不会表现出来。
“我要回达拉斯。”罗斯说。
“外边有暴风雪。”玛戈说。望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山坡上，她知道自己是在白费口舌，风雪是阻挡不了罗斯的。她预见得到，在两名员工被关在伊朗监狱的情况下，罗斯很难待在达拉斯的办公室里。他不会去达拉斯，玛戈想。他会去伊朗。
“我开全轮驱动车去。”他说，“我可以在丹佛坐飞机。”
玛戈抑制住恐惧，强作欢笑。“小心开车，亲爱的。”她说。
佩罗在雪佛兰萨博班的方向盘后面弓着身子，小心翼翼地驾驶。路上结了大量的冰。雪沿着挡风玻璃的底部堆积起来，缩小了刮雨器清扫的范围。他眯眼看着前面的路。丹佛距维尔一百零六英里。这给了他思考的时间。
他依然愤怒难当。
这不仅仅是因为保罗和比尔被关进了监狱。他们之所以被关进监狱是因为他们去了伊朗，而把他们派到伊朗去的人就是佩罗。
几个月来他一直担心伊朗那边的情况。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了很久，然后到办公室下令：“我们撤离吧。如果我们错了，损失的只是三四百张飞机票的钱。今天就撤离。”
但他的命令罕见地没有得到执行。达拉斯和德黑兰的所有人都裹足不前，这也怨不得他们。是他摇摆不决。倘若他下定决心，保罗和比尔当天就会撤离，但他未能果断，而伊朗的警察第二天就没收了保罗和比尔的护照。
他本就亏欠保罗和比尔太多。他们在EDS公司还是个为生存而挣扎的小公司时，就赌上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加入了公司。对这样忠于公司的下属，他总觉得还欠着他们的情。当年，有很多接受过他面试，并且各方面都适合的人，尽管也被勾起了兴趣，而且获得了佩罗的邀请，但在同家人商量之后，都拒绝了佩罗，因为EDS公司太小、太新，进这里工作的风险太高。
保罗和比尔不仅接受了挑战，还为公司的发展拼尽了全力，以确保自己的选择获得回报。比尔设计了管理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项目的基础电脑系统，该系统如今已应用到美国的许多个州，奠定了EDS公司的商业模式。为研发该系统，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回家，还经常带着家人到处搬家。保罗也同样尽心尽责。公司人手和资金不足时，保罗承担了三个系统工程师的工作。佩罗还记得公司同纽约的百事可乐公司签的第一份合同。当时保罗为完成工作，只能冒着大雪，从曼哈顿步行穿过布鲁克林大桥，以绕过警戒线——百事公司的工人正在罢工。
佩罗欠保罗和比尔太多，把他们救出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必须动员美国政府尽可能地向伊朗人施压。
美国政府曾经让佩罗帮过忙，他把三年的时光——还有一大笔钱——都投入了关注战俘运动。现在，他要找美国政府帮忙了。
他的思绪飘回到1969年，当时越南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在海军军官学校的一些朋友阵亡或者被俘了：比尔·莱夫特威克，一个热情强壮的好人，在三十九岁的年纪战死疆场；比尔·劳伦斯沦为北越的战俘。佩罗不忍看到他的祖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意志不坚定而输掉战争，但他更不忍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并非毫无理由地抗议这场战争，因为它是不义的，所以不应该赢。1969年的一天，佩罗见到了小男孩比利·辛格顿，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比利的父亲在越南战场失踪了，他还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谁都不知道他是被俘了还是死了。小比利的悲惨身世令佩罗心碎。
对佩罗来说，怜悯不是悲情，而是行动的号角。
他知道比利绝不是孤例，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是阵亡了还是被俘了。越南人声称自己不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因为美国从未对其宣战，所以拒绝公布他们俘虏的美国士兵的姓名。
更糟的是，许多战俘因遭虐待而濒临死亡。尼克松总统计划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并在三年内撤军，但根据中情局的报告，到那时一半的战俘可能都会死亡。即使比利·辛格顿的父亲还活着，也可能挨不到回家那天。
佩罗想做点事。
EDS公司同尼克松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佩罗前往华盛顿，同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会面。基辛格制订了一个计划。
越南人坚称——至少是为了宣传而坚称——他们与美国人民没有仇恨，他们的敌人是美国政府。而且，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他们向世界展示自己是弱小受辱的一方。他们似乎很看重自己的公共形象。基辛格认为，通过发动一场揭露战俘及其家人悲惨遭遇的国际运动，也许可以让越南人觉得难堪，从而改善战俘的待遇，公布战俘的姓名。
这场运动的资金来源必须是私人融资，必须从表面上看同政府没有关系，但事实上，白宫和国务院的一个小组会密切监督运动的进展。
佩罗接受了挑战。佩罗最爱接受挑战，他念十一年级时的老师达克夫人就意识到了这点。有一次，达克夫人对他说：“很遗憾，你没有你朋友聪明。”年幼的佩罗坚持说自己同朋友一样聪明。“那为什么他们的成绩比你好？”佩罗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们喜欢学校而他不喜欢。“所有人都可以辩解说自己做得到。”达克夫人说，“但看看记录吧，你的朋友做得到，而你做不到。”佩罗被触及了痛处，他告诉达克夫人，自己接下来六周都会拿A。而事实上，不仅在随后的六周，而且在剩余的高中时段，他都拿到了A。富有洞察力的达克夫人发现了操纵佩罗的唯一方法——激将法。
接受基辛格的挑战后，佩罗找到J.沃尔特·汤普森——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告诉他们他想干什么。他们提出了一套三十到六十天的活动方案，它能在一年内取得一些成效。佩罗拒绝了他们——他想今天就开始运动，明天就看到效果。他返回达拉斯，组织了一小批EDS的管理人员，让他们给报纸编辑打电话，发布他们自己写的简单易懂的广告。
然后邮件如潮水般涌入。
在支持战争的美国人看来，战俘的遭遇显示了越南人确实是坏人；而在反对战争的人看来，战俘的遭遇是从越南撤军的又一个原因。只有最强硬的抗议者才会反对这个运动。1970年，联邦调查局告诉佩罗，越共已经下令黑豹党【8】杀死他（在疯狂的20世纪60年代末，这听起来并不特别奇怪）。佩罗雇佣了保镖。果不其然，几周后，一帮人翻越了佩罗十七英亩大的达拉斯宅邸的围墙。他们被凶猛的狗赶走了。佩罗的家人，包括他大无畏的母亲，都不愿他因为担忧自己的安全而放弃这场运动。
1969年12月，他使用了最高明的宣传手段——他包下了两架飞机，试图飞往河内，给战俘送圣诞晚餐。当然，他未能获准降落，但此举却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全世界都开始关注战俘问题。这次行动花费了两百万美元，但他认为宣传效果可能价值六千万美元。他后来委托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北越的态度都是负面的。
20世纪70年代，佩罗采用更低调的宣传方式。他鼓励美国各地的社区举行自己的关注战俘运动。他筹集资金送人去巴黎丑化那里的北越代表团。他们制作了长时间的电视节目，复制了关押战俘的笼子。他们将无数抗议信寄往河内，以至于北越的邮政系统不堪重负。佩罗受邀到全国各处发表演说。他在老挝会见北越的外交人员，将他们在南方扣押的战俘名单、战俘写的信以及战俘生活状况的影片给他们看。他还带了一名盖洛普公司的朋友，同北越的外交人员一起看了民意调查的结果。
一系列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美国战俘的待遇得到了改善，他们开始能收到邮件和包裹了，北越也陆续公布了战俘的姓名。最重要的是，老战俘从新战俘那里听说了关注战俘运动，士气大为高昂。
八年后，在冒雪驾车去丹佛的路上，佩罗回想到那次运动的另一个结果。当时看来，这一结果只是有点恼人，但现在却显得重要而珍贵。在宣传关注战俘运动的过程中，他自身的名气也不可避免地大大提高。全美国都知道了他的名字。权力机构——尤其是五角大楼——对他印象深刻。监督关注战俘运动的委员会成员包括：汤姆·摩尔将军，当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亚历山大·海格，当时是基辛格的助手，现在是北约军队总司令；威廉·沙利文，当时是副助理国务卿，现在是美国驻伊朗大使；当然还有基辛格本人。
这些人可以帮助佩罗与政府内部建立联系，确定到底出了什么事，并尽快促成营救行动。他将打电话给理查德·赫尔姆斯，此人曾当过中情局局长和美国驻伊朗大使。他可以打电话给克米特·罗斯福，他是泰迪的儿子，泰迪参与了1953年中情局发动的帮助伊朗国王恢复王位的政变……
但倘若这些手段都无效呢？
他习惯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倘若卡特政府不能或不愿出手相助呢？
那我就亲自将他们从牢里救出来，他想。
这种事该怎么做呢？我们从未做过类似的事。我们该从何着手？谁能帮助我们？
他想到了EDS公司的高管梅夫·斯托弗和T.J.马尔克斯，以及他自己的秘书萨莉·沃尔瑟，他们都是关注战俘运动的关键组织者——对他们来说，安排半个地球之外的复杂工作如同吃肉喝酒一样自然，不过……这次可是越狱啊！谁来执行这次行动呢？从1968年开始，EDS公司就优先录用越战老兵。这一政策起初是出于爱国才制定的，但后来佩罗发现，老兵往往能成为一流的商人，于是这一政策得以继续执行。但现在，那些曾经身材匀称、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成了大腹便便的电脑公司管理人员，更习惯拿电话而不是扛步枪。那么，谁来制订计划、率队突袭呢？
佩罗的特长是知人善任。尽管他是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成功的白手起家者之一，但他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电脑专家，也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销售员，甚至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者。他只有一件本事：找到合适的人，给他资源，激励他，然后授权给他去完成工作。
现在，在驶往丹佛的路上，他问自己：谁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营救专家？
他想到了“公牛”西蒙斯。
“公牛”阿瑟·D.西蒙斯上校是美国军队里的传奇人物。1970年11月，他的名字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因为他和一组突击队员袭击了距河内二十三英里的山西战俘营，试图救出那里的战俘。那是一次勇敢而精心策划的行动，但整个行动所依据的情报却不准确——战俘被从山西转移走了。大多数人认为这次行动以惨败告终，但在佩罗看来，这样的评价有失公允。受邀与突击队队员会面时，他告诉他们，至少他这名美国公民感激他们的英勇行为，这给了他们极大的鼓励。他在北卡罗来纳的布拉格堡待了一天，在那里见到了西蒙斯上校。
透过挡风玻璃，佩罗在漫天雪幕中勾勒出西蒙斯的模样：身高近六英尺，魁梧健壮，长着公牛一样宽阔的肩膀；他留着平头，头发花白，但眉毛仍是黑的；大鼻子两侧，两条深深的法令纹延伸到嘴角，让他看起来永远咄咄逼人；他头大，耳朵大，下巴结实，还有一双佩罗见过的最强有力的手。他似乎就是由一整块花岗岩雕刻出来的。
同他共处过一天后，佩罗觉得：在这个假货当道的世界里，他是十足的真品。
那天以及随后的数年里，佩罗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西蒙斯。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西蒙斯的手下对他们这位领导的态度。佩罗不仅联想到了文斯·隆巴迪，西蒙斯同“绿湾包装工”橄榄球队的这位传奇教练一样，都能激发队员的情绪，从畏惧到尊敬，再到仰慕，最后直至热爱。西蒙斯仪表堂堂，却又颐指气使——他经常骂人，告诉士兵：“照我说的做，否则我就砍掉你的脑袋。”但这并不是他能俘获那些桀骜不驯的突击队员的理由。在他强硬的外表下还有坚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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