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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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拣回故乡是在上大学之后，但拣回来的全是碎片。我与故乡做着一种捉迷藏的游戏：好像是什么也找不到了，突然又猛地一下直竖在眼前，正要伸手去抓却又空空如也，一转身它又在某个角落出现……
进大学后不久就下乡劳动。那乡下当然不是我的故乡，我痴痴地看着与故乡一样的茅舍小河，一样的草树庄稼。正这么看着，一位一起下乡来劳动的书店经理站到了我身边，轻轻问我：“你是哪儿人？”
“余姚。浙江余姚。”我答道。
“王阳明的故乡，了不得！”当年的书店经理有好些是读了很多书的人，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点燃了，突然激动起来，“你知道吗，日本有一位大将军一辈子裤腰带上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一生崇拜王阳明’！连蒋介石都崇拜王阳明，到台湾后把草山改成阳明山！你家乡，现在大概只剩下一所阳明医院了吧？”
我正在吃惊，一听他说阳明医院就更慌张了。“什么？阳明医院？那是纪念王阳明的？”原来我从小不断从村民口中听到的“养命医院”，竟然是这么回事！
我顾不得书店经理了，一个人在田埂上呆立着，为王阳明叹息。他狠狠地为故乡争了脸，但故乡并不认识他，包括我在内。我，王阳明先生，比你晚生五百多年的同乡学人，能不能开始认识你，代表故乡，代表后代，来表达一点歉仄？
从此我就非常留心有关王阳明的各种资料。令人生气的是，当时大陆几乎所有的书籍文章只要一谈及王阳明都采取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他在哲学上站在唯心主义这边，在政治上站在农民起义对立面，是双料的反动。对此，我不想作学术上的声辩，只觉得有一种非学术的卫护本能从心底升起：怎么能够这样欺侮我们余姚人！
我点点滴滴地搜集与他有关的一切，终于越来越明白：即使他不是余姚人，我也会深深地敬佩他；而正因为他是余姚人，我由衷地为故乡骄傲。
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寥若晨星。三国时代曹操、诸葛亮都能打仗，文才也好，但在高层哲理的创建上毕竟未能俯视历史；身为文化大师而又善于领兵打仗的有谁呢？宋代的辛弃疾算得上一个，但总还不能说他是杰出的军事家。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
王阳明是无可置疑的军事天才。他打过起义军，也打过叛军，打的都是大仗。从军事上说，都是独具谋略、干脆利落的漂亮动作，也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军事行为。明世宗封他为“新建伯”，就是表彰他的军事贡献。
我有幸读到过他在短兵相接的前线写给父亲的一封问安信，这封信，把连续的恶战写得轻松自如，把复杂的军事谋略说得如同游戏，把自己在瘴疠地区得病的事更是一笔带过，满纸都是大将风度。
《明史》说，整个明代，文臣用兵，没有谁能与他比肩。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哲学家之一。因此，他的特殊性就远不止在明代了。
我觉得文臣用兵真正用到家的还有清代的曾国藩，曾国藩的学问也不错，但与王阳明独建心学的成就相比，显然还差了一大截。
王阳明一直被人们诟病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的人其实并不太多。请随便听一句：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这是多高超的悟性，多精致的表达！我知道有不少聪明人会拿着花的“客观性”来反驳他，但那又是多么笨拙的反驳啊！又如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千古命题，对教条如此轻视，而对人类共通本性却抱有如此信心。凡此种种，对我来说，只有恭敬研习的份。
王阳明夺目的光辉，也使他受了不少难。他入过监狱，挨过廷杖，遭过贬谪，逃过暗算，受过冷落，但他还要治学讲学，匡时济世，终生是一个奔波九州的旅人。最后病死在江西南安的船上，只活了五十七岁。临死时学生问他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一生指挥的战斗正义与否，他的哲学观点正确与否，都可以讨论。但谁也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别强健的人。我为他骄傲，首先就在于此。能不能碰上打仗是机遇问题，但作为一个强健的人，即使不在沙场，也能在文化节操上坚韧得像个将军。
我在王阳明身上看到了一种楷模性的存在，但是为了足以让自己的生命安驻，还必须补充范例。翻了几年史籍，发现在王阳明之后最让我动心的很少几位大师中，仍有两位是余姚人，他们就是黄宗羲和朱舜水。
黄宗羲和朱舜水，都可称为满腹经纶的血性汉子。生逢乱世，他们用自己的嶙峋傲骨，支撑起了全社会的人格坐标。因此，乱世也就获得了一种精神引渡。
黄宗羲先生的事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多次提到，可知佩服之深，今天还想说几句。你看他十九岁那年在北京，为报国仇家恨，手持一把铁锥，见到魏忠贤余孽就朝他们脸上刺过去，一连刺伤八人，把整个京城都轰动了。这难道就是素称儒雅的江南文士吗？是的，浑身刚烈，足以让齐鲁英雄、燕赵壮士也为之一震。在改朝换代之际，他又敢于召集义军、结寨为营。失败后立即投身学术，很快以历史学泰斗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形象，巍然挺立。
朱舜水也差不多，在刀兵行伍间奔走呼唤多年而未果，毅然以高龄亡命海外，把中国文化最深致的部分向日本弘扬，以连续二十余年的努力创造了亚洲文化发展史上的宏大业绩。白发苍苍的他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海边向西远望，泣不成声。他至死都在想念着家乡，而虔诚崇拜他的日本民众却把他的遗骨和坟墓，永久性地挽留住了。
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
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黄氏自忠端以风节厉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之重心；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他从整个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来如此激情洋溢地褒扬余姚，并没有同乡自夸的嫌疑。我也算是梁启超所说的“生斯邦者”吧，曾经“闻其风，汲其流”，不禁自问，那究竟是一种什么“风”、什么“流”呢？
我想，那是一种神秘的人格传递。而这种传递，又不是直接的，而是融入到了故乡的山水大地、风土人情，无形而悠长。这使我想起范仲淹的名句：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写下这十六个字后我不禁笑了，因为范仲淹的这几句话是在评述汉代名士严子陵时说的，而严子陵又是余姚人。对不起，让他出场实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觉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