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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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战事一直没有停,但我们不再上战场了。秋日的米兰[64]寒意颇浓,天黑得很早。华灯初上时分,沿街看看橱窗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店铺外面挂着许多猎物,狐狸毛皮上落满了雪粉,它们的尾巴在风中晃荡。掏空内脏的僵直的鹿身,沉甸甸地悬着。风吹荡着小鸟串儿,它们的羽毛被吹翻了开来。这是个寒冷的秋天,风是从群山上下来的。
我们每天下午全体都去医院。在阴沉沉的天色中,有不同的路线可以穿过城区去医院。其中有两条路线是沿着运河边走,但路比较远。不过,走到医院总是要从桥上过运河上的。有三座桥任你选。其中一座桥上,有一位妇人卖烤栗子。站在她的炭火前面,暖融融的;栗子揣进口袋里,过好一会儿还是热乎乎的。医院很老旧,也很幽美。进大门后走过院子,再走出对面的院子门,就到了。经常有葬礼,举行葬礼都是从院子里开始。旧医院后面,是几幢新建的砖头造隔离式病房。每天下午我们就在那儿相聚,大家彬彬有礼,互相询问伤势病情,坐到会给我们大大改善病情的诊疗椅上去。
医生走到我坐着的诊疗椅近前,询问道:“战前你最喜欢做什么?练什么体育运动吗?”
我说:“练啊,足球。”
“好,”他说,“你还能踢足球的,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膝盖不能弯曲,从膝盖到脚踝一条腿直僵僵没有腿肚子。诊疗椅帮我弯曲膝盖,像骑自行车那样帮我活动腿,但是还没有帮我弯过来,诊疗装置转到弯曲部分便摇摇晃晃转不动了。医生说:“不要紧,会弯过来的。你是个幸运的年轻人。你还会像个冠军似的重新踢足球。”
旁边那张诊疗椅上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像婴儿的手那么小,夹在两块皮革中间;皮子上下弹跳,拍打着他的僵硬的手指。医生检查他的手时,他一边朝我挤眼睛,一边说:“将来我也能踢足球么,医生上尉?”他曾经是个了不起的剑术家,战前他是意大利最棒的剑术家。
医生回到后面屋子他的接诊室,拿来一张照片。照片显示,一只手在诊疗前萎缩得跟少校的手差不多大小,经过一个疗程后变大了一些。少校用那只好手拿着照片,仔细地看着。“是枪伤?”他问。
“工伤事故。”医生说。
“很有趣,很有趣。”少校说,把照片递还了给医生。
“现在你有信心了吧?”
“没有。”少校说。
有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每天来医院。他们三个全部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想做画家,还有一个本来就想当兵。有时,诊疗结束后,回去的路上我们会结伴同行,到斯卡拉歌剧院[65]隔壁的科瓦咖啡厅去坐坐。我们有四个人,所以敢抄近路,穿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个街区的人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军官。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家酒店里会有人大叫:“A basso gli ufficiali!”[66]有时,另外一个小伙子也跟我们一起走,一行便有了五个人。他脸上蒙着一块黑丝绸手绢,因为当时他鼻子没了,正待做面部修复。他是直接从军事学院上前线的;第一次上火线,一个钟头不到就受了伤。他们修复了他的面部,但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要想把他的鼻子完全复原,那是办不到的。后来他去了南美,在一家银行里工作。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后来战事会如何发展。那个时候,我们只知道一直在打仗,而我们不会再上战场。
除了脸上蒙黑丝绸绷带的小伙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勋章。他上前线的时间不够长,什么勋章也没得到。那种勋章我们每人有一枚,想当律师的那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儿小伙子却有三枚。他当过敢死队队长,同死神打交道很长时间,有点超然了。我们全都有点超然。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相会,并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将我们凝聚在一起。不过,在我们去科瓦咖啡厅的路上,穿过那一段暴戾的街区,行走在黑暗中,经过透出灯光和歌声的酒店,有时因为人行道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不得不从他们中间挤出来,走到街上去,这种时候,我们会感到有种东西在起作用,将我们聚拢到一起。旁人,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他们不懂。
而我们自己懂得科瓦咖啡厅,我们每个人都懂。它富丽,温暖,灯光不耀眼,某一段时辰里声音嘈杂烟雾缭绕,任何时间桌子旁边都有姑娘坐着,墙上的报刊架子上放着画报。科瓦咖啡厅的姑娘们很爱国,我发现,意大利最爱国的人就是咖啡厅里的姑娘。我相信,现在她们仍然很爱国。
起初,小伙子们说到我的勋章时非常谦和有礼,问我立了什么功。我给他们看授勋状,那一纸文字非常华丽,满篇fratellanza、abnegazione之类的字眼[67],但去掉那些形容词,分明就是在说,我之所以获得勋章,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从此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只不过相对于外人,我仍然是个朋友。我仍然是他们的一个朋友,但自从他们看过授勋状之后,我便不能真正算是他们中的一员了。因为他们经历的跟我不一样,他们是做了非常不一样的事才获得勋章的。不错,我确实负伤了,但大家都知道,说到底,负伤其实就是个意外。不过,我从来没有觉得佩戴着勋章心中有愧,而且有时在鸡尾酒时辰过后,我会想象,他们获颁勋章所干的那些事,我自己全都干过。但是在夜深时分,空荡荡的街道上,寒风扑面,所有的商店都已熄灯关门,我尽量挨着街灯走回家去,那时,我心里知道,我决然干不出那样的事情。我非常怕死,经常在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害怕自己会死去,不知道如果重返前线,我会是怎样一副德性。
三个获得勋章的小伙子就像猎鹰。虽然在那些没有狩猎经验的人眼里,可能我也像是一只鹰,其实我不是。这一点,他们三位比较清楚,所以我们渐行渐远了。但是,那个第一天上前线便负伤的小伙子,我同他仍然是好朋友,因为当时他对自己将来会怎样肯定一无所知。所以,他也不可能被他们接受。我喜欢他是因为我心想,兴许他和我一样,将来不会变成一只鹰。
少校,那位了不起的剑术家,不相信人不怕死。我们坐在诊疗椅上时,他花许多时间纠正我的语法。他曾经称赞我意大利语说得好,我们聊起来毫不费力。有一天我说,我觉得意大利语很容易学会,激不起我很大的兴趣,意大利语说起来一点都不难。“啊,是的,”少校说,“那么,你为何不注意一下语法的使用呢?”于是我们注意起语法的使用来,一下子,意大利语成了一门很难的语言,脑子里语法条理没弄清楚,我都不敢开口和他说话。
少校非常守规矩地上医院。我印象中他一次也有没缺席过,但他肯定是不相信那种诊疗的。有一段时间,我们谁也不相信那些诊疗椅,上校说,那完全是胡闹。当时诊疗椅刚面世,正好拿我们来试验其疗效。他说,那个主意很白痴:“理论而已,跟别的理论没什么两样。”我语法没学进去,他说我笨蛋,丢人丢到家了,又说他自己是个傻瓜,居然为我操这个心。他是个小个子男人,笔直地坐在诊疗椅里,右手插进诊疗装置,眼睛直视着前方的墙壁,两块皮子夹着他的手指,上下拍打着。
“要是有那么一天,战争结束了,你准备做什么?”他问我,“回答时注意语法!”
“我会回美国去。”
“你结婚了么?”
“没有,但是想结婚。”
“那你就更傻了,”他说,他好像很生气,“男人不应该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能结婚,不能结婚。”他愤怒地说,“如果将来会失去,就不该置身于会失去那一切的位置。不该置身于会失去的位置。应该寻找不会失去的东西。”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愤怒和痛苦,眼睛直视前方。
“可是,为什么就一定会失去呢?”
“就是会失去。”少校说。他望着墙壁。然后他低下头去望着诊疗装置,猛地一下,将他那只小手从皮子中间抽出来,狂暴地拍着大腿。“会失去的,”他几乎是在吼叫了,“别跟我争辩!”然后他对看管诊疗椅的护理员叫道:“过来,关掉这该死的东西。”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做光疗和按摩。接下来我听见他向医生借用电话,关上了门。他回到我们这间诊室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另一张诊疗椅上。他已经披上披风,戴上帽子。他径直走到我的诊疗椅近前,将一只胳膊搭在我肩膀上。
“真抱歉,”他说,用那只好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该无礼的。我的妻子刚去世。你千万别介意。”
“哦……”我说,心里面很为他难过,“请节哀。”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我想顺天应变,”他说,“但是太难了。”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然后他哭了起来。“我根本做不到顺天应变。”他哽咽着说。然后他哭出声来,仰着头,眼神茫然,像士兵那样直挺挺地立着,两腮沾满泪水,咬着嘴唇,从一张张诊疗椅旁走过,出门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少校残废退出战场后才同她结的婚。她死于肺炎,得病后没能撑几天。没人料到她会死。少校三天没来医院。之后他又按往常的时辰来就诊了,军装袖子上戴着黑纱。他回来时,诊疗室四面墙壁上已经挂起镶着大镜框的照片,展示各种伤情在使用诊疗椅进行医治前后的对比。上校那张诊疗椅面对的墙上有三张照片,展示的是与他同样伤情的手完全康复的情形。我不知道那些照片医生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使用诊疗椅的第一批人。那些照片对少校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他目不旁视,只望着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