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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廉·福克纳
威廉·福克纳（1897—1962），20世纪前半期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批评家看成是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发展的顶峰。他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50年获国家图书奖，1954年和1963年两次获普利策奖。他的作品几乎概括了整个美国南方社会，涉及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代表作有《圣殿》、《声音与疯狂》、《八月之光》等。
Ⅰ
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去世的时候，我们镇上所有的人都去参加了她的葬礼：男人们是因为对这座纪念碑的倒下怀着某种敬意；女人们则大部分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她的房子里面，那里除了一个老仆人——花匠兼厨子之外，近十多年来，没有一个人进去过。
这是一幢四方形的大木屋，过去曾漆成白色，装点着炮台和尖顶，配上带涡形花纹的阳台，透出一股浓厚的19世纪70年代的风格。它位于我们镇上当时最考究的街道上，但是，车库和轧棉机甚至与之类似的有损名誉的东西，都被驱逐出境，抹得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只留下爱米丽小姐的房子，兀自耸立在棉花车和汽油泵中，衰败的风姿高踞于上，显得顽固不化——简直是丑中之丑。现在，爱米丽小姐也加入了这些庄严人物的行列，他们躺在这些显得困惑无比的雪松群中——这里一排排的墓地都是南北战争时期在杰斐逊战役中阵亡的无名军人的。
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传统和义务的化身，备受人们关注。她在镇上享有一种世袭权利，从1894年那天开始，也就是镇长沙多里斯上校颁布了一道法令：黑人妇女必须系围裙上街时，便永久豁免了她的税收，从她父亲去世开始。爱米丽小姐并不是很愿意接受施舍，沙多里斯上校编了个谎言，说她父亲曾借给镇里一笔钱，所以，作为某种交易，用这种方式来偿还。这只有沙多里斯这代人和他这样的头脑才编得出来，也只有妇人才会相信。
当下一代人中更具现代意识的镇长和参议员上任时，这种安排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不满。那年元旦，他们寄了一张纳税通知单给她，到了二月份，也没见任何回复。他们又给她写了公函，让她方便时去一趟治安官办公室。又过了一个星期，镇长亲自写信给她，提出愿意登门拜访或者派车来接她，结果收到了一张古香古色的信笺便条，上面用褪了色的墨水写着细小、流畅的笔迹。大意是说，她根本不再外出，纳税通知单原样返回，没有任何评论。
参议员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她。他们敲了敲门，这扇门自从八年或十年前，她停止教瓷器彩绘课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进来过。他们被一个黑人男仆领进幽暗的大厅，再从楼梯上去，显得更加阴暗。屋子里有一股封闭已久的灰尘和废弃物的气味——窒息而又阴冷、潮湿。黑人引着他们进入客厅，里面摆着的笨重家具都用皮革包裹着，黑人打开一扇窗帘后，他们看见皮革已经裂开了。当他们坐下来时，臀下缓缓升起一阵灰尘，在光束下飞舞旋转。壁炉前挂着爱米丽小姐父亲的蜡笔画像，画架已经失去了金色的光泽。
她一进屋，他们都站了起来。她是一个矮小且肥胖的女人，一袭黑衣，带着一条细细的金链垂到了腰部，隐在腰带里，手里拄着一根乌木拐杖，拐杖头已经失去了金属光泽。她骨骼瘦小、削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别的女人身上看来是丰满的，而在她身上则显得肥胖的原因。她看上去臃肿无比，就像一具长时间泡在水里的尸体，肤色也那样惨白。她的眼睛凹陷在脸上肥肉的褶皱里，活像两个小煤块挤进生面团。当他们开始说明来意时，那两个小煤块便不断地从这张脸移到那张脸。
她没有让他们坐下来，只是站在门口，默默地听着，直到发言人结结巴巴地说完，才听见金链子另一端隐藏着的一块手表的滴答声。
她的声音冷若冰霜，“我在杰弗逊没有税。沙多里斯上校早就跟我说过了，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去查镇政府档案，自己去弄清楚。”
“可我们已经查过了，我们就是政府权力部门，爱米丽小姐。镇长亲自签署的通知，您没有收到吗？”
“我是收到了一份通知，”爱米丽小姐说道，“也许，他自认为是镇长……我在杰弗逊没有税要纳。”
“但是，纳税册上完全没有任何记录，您知道，我们必须根据……”
“去找沙多里斯上校，在杰弗逊我无税可纳。”
“可是，爱米丽小姐……”
“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沙多里斯上校已经死了差不多十年了），在杰弗逊我无税可纳，托比！”黑人出现了，“送这些先生们出去！”
Ⅱ
就这样，她打败了他们，打得他们人仰马翻，就像三十年前，为了那股气味，她打败了他们的父辈一样。那是她父亲去世两年后，不久，她的心上人——我们都以为他会跟她结婚——抛弃了她。她父亲死后，她就很少出门；她的心上人离开她后，人们根本就看不见她了。有几个妇女卤莽地去拜访她，但被她拒绝。那个地方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黑人男子，那时他还是个年轻人——挎着一个篮子进进出出。
“好像一个男人——任何男人——都完全能够收拾好厨房似的。”妇女们说，所以，对于越来越浓的气味，她们也就不奇怪了。这也成为芸芸众生与高贵的、有权有势的世界的另一种联系。
邻居当中有一个妇女向镇长斯蒂芬斯抱怨，镇长今年已经八十岁了。
“可是，太太，这事你叫我怎么办呢？”他说。
“为什么不通告她弄掉气味呢？”妇女说道，“这不是有法可依吗？”
“我肯定没有这个必要，”法官斯蒂芬斯说，“可能只是她那个黑鬼在院子里打死了一条蛇或一只老鼠，我会跟他说说的。”
第二天，他又接到了两起抱怨，一个男人怯生生地强烈反对道：“我们确实应该做点什么了，法官先生，我是最不想打扰爱米丽小姐的，但是，我们总得采取点什么措施。”那天晚上，全体参议员召开了会议，包括三位老人和一个年轻人——新一代的一员。
“很简单，”他说“通知她限期把屋子打扫干净，不然……”
“该死的，先生，”法官斯蒂芬斯说，“你能当面指责一个女士她那儿有难闻的味道吗？”
于是，第二天晚上，午夜过后，四个男人像夜贼一样，穿过爱米丽小姐的草坪，潜入她的房子，沿着墙角和地窖开口处不停地嗅。其中一个人肩上挎着一个大袋子，机械地不停用手从袋子里抓出什么东西撒播在地上。他们打开地窖门，在那儿撒石灰，所有的外屋也都撒上了。当他们再次穿过草坪时，一扇原本黑暗的窗户亮了，爱米丽小姐坐在里面，身后有一盏灯，她像一尊残缺不全的雕塑，直直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们蹑手蹑脚地穿过草坪，走到街道两旁的洋槐树下。过了一两个星期，气味消失了。
这时，人们才开始真正为她难过，我们镇上的人记起了韦亚特老太太——她的姑奶奶——最后完全变成了疯子。我们相信格里尔生家族的人都自视甚高，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地位。对于爱米丽小姐和她这样的人来说，没有哪个年轻人配得上她。长期以来，我们把他们看成是戏剧中的场景：背景处爱米丽小姐身材苗条，一袭白裙。前面是她的父亲叉开腿站着的侧影，他手里举着马鞭，背对着她。向后开的前门刚好框住了他们。所以，当爱米丽小姐年近三十仍然单身时，我们实在没有一丝欣喜，只是更加确信她的家族有着精神错乱的遗传，不然，她总不至于错过所有的机会——如果有的话。
她父亲死后，据说那所房子就是留给她的全部财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有些高兴了。至少他们可以怜悯一下爱米丽小姐了。孤苦无依、贫穷潦倒。她也变得有些人情味了，如今她也知道为多了一便士而激动得发抖，为少了一便士而痛苦绝望了。
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所有的妇女都准备去拜访她，表示哀悼和愿意提供援助，这是我们的习俗。爱米丽小姐在门口接见她们，她的穿着打扮和往常一样，脸上一丝哀容也没有。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没有死。她这样做了三天后，牧师也来拜访她，医生们都试着劝她，让他们来处理掉尸体。正当他们准备诉诸法律，使用强制手段时，她累垮了。于是，他们很快把她父亲的尸体埋葬了。
我们那时都没有说她疯了，我们相信她是无法控制自己。我们记得所有的年轻人被她父亲赶走，也知道她现在一无所有，她只好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就像所有的人都会那样做。
Ⅲ
爱丽米小姐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我们再次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已经剪短了，看起来像个小姑娘，也有些像教堂彩色窗户上的天使——带着几分悲哀肃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