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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孙氏仍旧割据东南，自命吴主，在江东士族的辅佐下，与晋国隔江对峙，中原衣冠皆称之为大敌。
追根溯源，孙氏本是东汉时吴郡富平县的小吏，虽世代为官，俸禄却不过百石，并不是什么名门大族。直到百年前灵帝时，其始祖孙坚从军，数灭贼寇，又参与平黄巾、御羌乱等战事，孙氏这才飞黄腾达，成为将门之家。
后来灵帝驾崩，董卓篡权，袁绍袁术兄弟于关东倡议讨贼，孙坚当即加入袁术麾下，占据豫州之地，西破董卓于前，南征刘表于后，俨然中州第一名将。
然而天道，盛极而衰，孙坚追讨刘表败兵时，于岘山误中伏击，一代名将殒命山林。袁术夺其旧部，与曹操争锋，结果两三年间，连战连败，不得退退居淮南，将士也斗志丧尽，苦不堪言。
到了初平四年（193年），孙坚的长子孙策守孝结束，便替父从军，投入袁术麾下。年方二十的他皮肤白皙，身材高大，容貌俊美，有非常之相，甚有武略，故而深受其父旧部倾慕。
孙策厌恶袁术为人反复无常，许诺言而无信，便暗藏立业之心。他明面上逢迎袁术，暗地里招兵买马，于当年南下江东，先后击败刘繇、许贡、王朗、陈瑀、太史慈，华歆，一统江东。又西击荆州刘表大军，大败刘勋与杀父仇人黄祖。
可惜孙策其人骄躁，勇不惜身。在北方袁曹官渡大战之际，他筹划北上中原，偷袭许都，不料大军方集，自己却遇刺荒野，遂不成行。是年，孙策将基业托付于其弟孙权后，遗恨而亡，年不过二十六。
与其父其兄不同，孙权性格沉稳，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他统治江东八载，内抚百姓，外纳贤才，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成功渡过了江东动荡。
待曹操率军南讨，兵临江夏，孙权力排众议，与刘备联盟，启用周瑜为都督，在赤壁之战中大破曹军。后背盟，于襄樊之战、夷陵之战中两败蜀汉，夺取荆州、交州，又于石亭之战再败曹军，自此改元称制，建都武昌，终于在黄龙元年（公元229年），成就三分之业，史称“吴大帝”。
只是随着年岁渐老，大皇帝孙权日渐昏聩。
在赤乌四年（241年），孙权长子孙登逝世后，出现了新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宠的局面。而孙权纵容两子，令其各自结党，相互攻讦。
积年累月下，朝纲昏乱，政风失和。以致牵扯人员轻辄流放，重辄灭族。丞相陆逊愤死，其余下狱如杨竺、陆胤、吾粲者更是不计其数，史称“二宫之乱”。
二宫之乱后，孙权病逝，东吴皇权衰落。辅政与皇帝之间，辅政与辅政之间，无不相互猜忌，迭加残害。
建兴二年（公元253年），武卫将军孙峻杀丞相诸葛恪，废太子孙和，夷三族，自命丞相。
太平元年（公元256年），孙峻忧死，其弟武卫将军孙綝杀骠骑将军吕据、大司马滕胤，夷三族。
太平三年（公元258年），大将军孙綝杀吴少帝孙亮。
同年十一月，吴景帝孙休杀大将军孙綝兄弟。
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吴景帝孙休驾崩，因太子年幼，丞相濮阳兴与左将军张布迎孙皓为帝，后为孙皓所杀，孙皓又杀朱太后与旧太子，东吴的政局动荡才告一段落。
但在此时，蜀汉既灭，曹魏亦亡，一个崭新的西晋王朝出现在长江以北。天下三分的局面已被彻底改变，东吴莫非能够避免步入汉魏的后程吗？
一时间，江东谣言四起。在荆州有个很著名的传闻，说长沙郡巴陵县有名杨公，他善于望气。在宝鼎元年（公元266年）春三月，荆南连日大雨，突然就有一天放晴，万里无云，而杨公见云梦泽上有千里王气，随江而下直往江东涌去。于是当地就有人传谣说：“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
消息传到建业，孙皓大为厌恶，干脆自建业迁都武昌。
恰逢吴郡永安贼施但造反，劫持乌程侯孙谦，聚众万余人，竟反攻至建业。孙皓当即遣丁固、诸葛靓击败施但，又派数百人敲锣打鼓地到建业宣传，当众处死施但三族数百人，自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正好响应了此前的图谶天命。
也不知是否是孙皓真应了天命，在这以后，孙皓派兵与晋国攻伐，竟然是胜多败少。
建衡三年（公元271年），陶璜击破交阯晋军，擒获晋将主帅杨稷，又斩杀杨稷长史张登、将领孟通、交趾人邵晖等两千多人。历时数年的吴晋交趾之战，以吴军全面收复交州告终。是年，凤凰云集于昭明宫西苑，孙皓便改元凤凰。
而在凤凰元年（公元272年，也就是刘羡出生的那一年），晋吴再次爆西陵之战。东吴西陵督步阐叛降西晋，而西晋天子司马炎兵十万，试图兵分三路攻陷荆州。谁料乐乡督陆抗，也就是曾经的东吴丞相陆逊之子，仅以区区三万之军，以一敌三，先包围西陵，再逐个击破西晋的两路援军，令西晋名将羊祜不战而败。
自此晋军胆寒，西陵之战后近六年，吴晋两国都没有再爆过任何战事。
但这仅仅是表象。西晋皇帝司马炎素怀一统之志，几年来一直与征南大将军羊祜秘密来信，商议灭吴的具体战略。一段时间后，羊祜总结得失，向朝廷上了一道极为著名的奏疏。
由于西陵惨败，西晋朝廷内对灭吴一议多有反对，所以羊祜的奏议，先是批驳那些反对者。他在文章中说，灭吴并非是好大喜功，而是因为“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如果不“一大举扫灭”，则边境的百姓士兵就永无宁日。朝中有一些人，说什么“吴楚有道后服，无礼先强”，希望用王化让吴国自然臣服，这不过是一种春秋时期的臆想。
当年先帝消灭蜀汉，难道就不困难吗？最后不也是获胜了？从地形上看，“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从人心上看，“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从我军实力上看，“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甚于往时”，现在还不着手灭吴，我们难道白白劳苦边疆百姓，靡费国财吗？
论述完灭吴的必然性后，羊祜又在文章中谈论战略。
由于两国的国力差距是如此巨大，羊祜认为最重要的战略便是以众凌寡，故而将征南方略自西向东分为四路：
第一路是蜀军，“引梁、益之兵水陆并进”；第二路是荆州军，“荆楚之众进临江陵”；第三路是豫州军，“平南、豫州，直指夏口”；第四路是重心，“兖、扬、青、徐，并向秣陵”。
这四路大军大张旗鼓，同时向吴国起进攻。吴国区区一隅之地，能拿多少兵马来抵挡呢？当然会捉襟见肘，挡住一路，便放开了另外几路，这是举国交战下必然会导致的局面。
其中羊祜着重分析到吴军的作战风格。
他认为受吴国朝局影响，东吴士卒向来不敢野战，“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应付一下也就对得起上司了，“其俗急，不能持久”，之所以这么多年能够割据，也不是因为其它，还是水师强盛，“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只要我军能够渡过长江，吴人打不了水战，他们就束手无策了，“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
这就是羊祜最著名的《请伐吴疏》，只是在上奏后，依旧受到贾充等开国元勋的反对，仅有张华、杜预等寥寥几人上表赞成。
到了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八月，西晋伐吴派领袖羊祜病逝，作为国家外戚，镇南名将，羊祜的死，是西晋一大损失。天子司马炎得知噩耗后，不胜惊愕，随后涕泪沾巾，悲叹道：“我还想让羊公统帅征吴大军，怎料他竟然撒手西去了。”
在羊祜葬礼上，天子更是感情至深，当众流涕，对身边人说道：“羊公一去，我该把统一大业交给谁呢？”
结果在当年年底，龙骧将军、监梁益诸军事王濬突然上疏朝廷，自称已在益州造成楼船水师，足可横行江上，水战无敌。如果再拖宕时日，导致木船腐朽，恐怕伐吴就将再无机会了。
而在次年八月，新任镇南大将军杜预上任，他自行其是，率军突袭吴军名将张政，又将抓到的俘虏直接送往建业，以此激怒孙皓，使得孙皓临阵换将，以武昌监刘宪取代张政。
至此，伐吴的时机已完全成熟，虽然仍旧有王浑、贾充、荀勖等老臣反对伐吴，在这一次至关重要的辩论下，杜预、王濬等人的坚持取得了胜利，司马炎终于下定决心伐吴。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费解的反对意见。
此人便是尚书仆射山涛，他私下里这么对司马炎说道：“天家不是圣人，若是消灭了外患，就必定会生出内忧，现在灭吴也就能让朝廷不再惧怕外敌，实际上却不利于长远啊！”
这话实在是莫名其妙，什么叫消灭外患就必定生出内忧，莫非打胜仗还能有坏处不成？还有那句诛心的“自非圣人”，又是什么意思？好在司马炎为政宽宏，既然决心伐吴，也就不在这些细枝末节上计较了。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西晋朝廷调集二十余万大军，以鲁公贾充为主帅，按照羊祜生前的战略计划，兵分六路：
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巴东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东下，直指建业；
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方向进军，尔后南下长江、湘水，攻略交广；
平南将军胡奋自荆州攻夏口；
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攻武昌；
安东将军王浑自淮南攻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