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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孙氏仍旧割据东南,自命吴主,在江东士族的辅佐下,与晋国隔江对峙,中原衣冠皆称之为大敌。
追根溯源,孙氏本是东汉时吴郡富平县的小吏,虽世代为官,俸禄却不过百石,并不是什么名门大族。直到百年前灵帝时,其始祖孙坚从军,数灭贼寇,又参与平黄巾、御羌乱等战事,孙氏这才飞黄腾达,成为将门之家。
后来灵帝驾崩,董卓篡权,袁绍袁术兄弟于关东倡议讨贼,孙坚当即加入袁术麾下,占据豫州之地,西破董卓于前,南征刘表于后,俨然中州第一名将。
然而天道,盛极而衰,孙坚追讨刘表败兵时,于岘山误中伏击,一代名将殒命山林。袁术夺其旧部,与曹操争锋,结果两三年间,连战连败,不得退退居淮南,将士也斗志丧尽,苦不堪言。
到了初平四年(193年),孙坚的长子孙策守孝结束,便替父从军,投入袁术麾下。年方二十的他皮肤白皙,身材高大,容貌俊美,有非常之相,甚有武略,故而深受其父旧部倾慕。
孙策厌恶袁术为人反复无常,许诺言而无信,便暗藏立业之心。他明面上逢迎袁术,暗地里招兵买马,于当年南下江东,先后击败刘繇、许贡、王朗、陈瑀、太史慈,华歆,一统江东。又西击荆州刘表大军,大败刘勋与杀父仇人黄祖。
可惜孙策其人骄躁,勇不惜身。在北方袁曹官渡大战之际,他筹划北上中原,偷袭许都,不料大军方集,自己却遇刺荒野,遂不成行。是年,孙策将基业托付于其弟孙权后,遗恨而亡,年不过二十六。
与其父其兄不同,孙权性格沉稳,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他统治江东八载,内抚百姓,外纳贤才,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成功渡过了江东动荡。
待曹操率军南讨,兵临江夏,孙权力排众议,与刘备联盟,启用周瑜为都督,在赤壁之战中大破曹军。后背盟,于襄樊之战、夷陵之战中两败蜀汉,夺取荆州、交州,又于石亭之战再败曹军,自此改元称制,建都武昌,终于在黄龙元年(公元229年),成就三分之业,史称“吴大帝”。
只是随着年岁渐老,大皇帝孙权日渐昏聩。
在赤乌四年(241年),孙权长子孙登逝世后,出现了新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宠的局面。而孙权纵容两子,令其各自结党,相互攻讦。
积年累月下,朝纲昏乱,政风失和。以致牵扯人员轻辄流放,重辄灭族。丞相陆逊愤死,其余下狱如杨竺、陆胤、吾粲者更是不计其数,史称“二宫之乱”。
二宫之乱后,孙权病逝,东吴皇权衰落。辅政与皇帝之间,辅政与辅政之间,无不相互猜忌,迭加残害。
建兴二年(公元253年),武卫将军孙峻杀丞相诸葛恪,废太子孙和,夷三族,自命丞相。
太平元年(公元256年),孙峻忧死,其弟武卫将军孙綝杀骠骑将军吕据、大司马滕胤,夷三族。
太平三年(公元258年),大将军孙綝杀吴少帝孙亮。
同年十一月,吴景帝孙休杀大将军孙綝兄弟。
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吴景帝孙休驾崩,因太子年幼,丞相濮阳兴与左将军张布迎孙皓为帝,后为孙皓所杀,孙皓又杀朱太后与旧太子,东吴的政局动荡才告一段落。
但在此时,蜀汉既灭,曹魏亦亡,一个崭新的西晋王朝出现在长江以北。天下三分的局面已被彻底改变,东吴莫非能够避免步入汉魏的后程吗?
一时间,江东谣言四起。在荆州有个很著名的传闻,说长沙郡巴陵县有名杨公,他善于望气。在宝鼎元年(公元266年)春三月,荆南连日大雨,突然就有一天放晴,万里无云,而杨公见云梦泽上有千里王气,随江而下直往江东涌去。于是当地就有人传谣说:“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
消息传到建业,孙皓大为厌恶,干脆自建业迁都武昌。
恰逢吴郡永安贼施但造反,劫持乌程侯孙谦,聚众万余人,竟反攻至建业。孙皓当即遣丁固、诸葛靓击败施但,又派数百人敲锣打鼓地到建业宣传,当众处死施但三族数百人,自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正好响应了此前的图谶天命。
也不知是否是孙皓真应了天命,在这以后,孙皓派兵与晋国攻伐,竟然是胜多败少。
建衡三年(公元271年),陶璜击破交阯晋军,擒获晋将主帅杨稷,又斩杀杨稷长史张登、将领孟通、交趾人邵晖等两千多人。历时数年的吴晋交趾之战,以吴军全面收复交州告终。是年,凤凰云集于昭明宫西苑,孙皓便改元凤凰。
而在凤凰元年(公元272年,也就是刘羡出生的那一年),晋吴再次爆西陵之战。东吴西陵督步阐叛降西晋,而西晋天子司马炎兵十万,试图兵分三路攻陷荆州。谁料乐乡督陆抗,也就是曾经的东吴丞相陆逊之子,仅以区区三万之军,以一敌三,先包围西陵,再逐个击破西晋的两路援军,令西晋名将羊祜不战而败。
自此晋军胆寒,西陵之战后近六年,吴晋两国都没有再爆过任何战事。
但这仅仅是表象。西晋皇帝司马炎素怀一统之志,几年来一直与征南大将军羊祜秘密来信,商议灭吴的具体战略。一段时间后,羊祜总结得失,向朝廷上了一道极为著名的奏疏。
由于西陵惨败,西晋朝廷内对灭吴一议多有反对,所以羊祜的奏议,先是批驳那些反对者。他在文章中说,灭吴并非是好大喜功,而是因为“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如果不“一大举扫灭”,则边境的百姓士兵就永无宁日。朝中有一些人,说什么“吴楚有道后服,无礼先强”,希望用王化让吴国自然臣服,这不过是一种春秋时期的臆想。
当年先帝消灭蜀汉,难道就不困难吗?最后不也是获胜了?从地形上看,“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从人心上看,“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从我军实力上看,“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甚于往时”,现在还不着手灭吴,我们难道白白劳苦边疆百姓,靡费国财吗?
论述完灭吴的必然性后,羊祜又在文章中谈论战略。
由于两国的国力差距是如此巨大,羊祜认为最重要的战略便是以众凌寡,故而将征南方略自西向东分为四路:
第一路是蜀军,“引梁、益之兵水陆并进”;第二路是荆州军,“荆楚之众进临江陵”;第三路是豫州军,“平南、豫州,直指夏口”;第四路是重心,“兖、扬、青、徐,并向秣陵”。
这四路大军大张旗鼓,同时向吴国起进攻。吴国区区一隅之地,能拿多少兵马来抵挡呢?当然会捉襟见肘,挡住一路,便放开了另外几路,这是举国交战下必然会导致的局面。
其中羊祜着重分析到吴军的作战风格。
他认为受吴国朝局影响,东吴士卒向来不敢野战,“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应付一下也就对得起上司了,“其俗急,不能持久”,之所以这么多年能够割据,也不是因为其它,还是水师强盛,“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只要我军能够渡过长江,吴人打不了水战,他们就束手无策了,“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
这就是羊祜最著名的《请伐吴疏》,只是在上奏后,依旧受到贾充等开国元勋的反对,仅有张华、杜预等寥寥几人上表赞成。
到了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八月,西晋伐吴派领袖羊祜病逝,作为国家外戚,镇南名将,羊祜的死,是西晋一大损失。天子司马炎得知噩耗后,不胜惊愕,随后涕泪沾巾,悲叹道:“我还想让羊公统帅征吴大军,怎料他竟然撒手西去了。”
在羊祜葬礼上,天子更是感情至深,当众流涕,对身边人说道:“羊公一去,我该把统一大业交给谁呢?”
结果在当年年底,龙骧将军、监梁益诸军事王濬突然上疏朝廷,自称已在益州造成楼船水师,足可横行江上,水战无敌。如果再拖宕时日,导致木船腐朽,恐怕伐吴就将再无机会了。
而在次年八月,新任镇南大将军杜预上任,他自行其是,率军突袭吴军名将张政,又将抓到的俘虏直接送往建业,以此激怒孙皓,使得孙皓临阵换将,以武昌监刘宪取代张政。
至此,伐吴的时机已完全成熟,虽然仍旧有王浑、贾充、荀勖等老臣反对伐吴,在这一次至关重要的辩论下,杜预、王濬等人的坚持取得了胜利,司马炎终于下定决心伐吴。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费解的反对意见。
此人便是尚书仆射山涛,他私下里这么对司马炎说道:“天家不是圣人,若是消灭了外患,就必定会生出内忧,现在灭吴也就能让朝廷不再惧怕外敌,实际上却不利于长远啊!”
这话实在是莫名其妙,什么叫消灭外患就必定生出内忧,莫非打胜仗还能有坏处不成?还有那句诛心的“自非圣人”,又是什么意思?好在司马炎为政宽宏,既然决心伐吴,也就不在这些细枝末节上计较了。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西晋朝廷调集二十余万大军,以鲁公贾充为主帅,按照羊祜生前的战略计划,兵分六路:
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巴东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东下,直指建业;
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方向进军,尔后南下长江、湘水,攻略交广;
平南将军胡奋自荆州攻夏口;
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攻武昌;
安东将军王浑自淮南攻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