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眺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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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我多次在红海和苏伊士湾的西岸边站立，想着一个问题：中国人最早在什么时候，把目光投向这里？
首先想到的是一千九百年前的那位叫甘英的汉朝使者。当时专管西域事务的班超有一块长年的心病，觉得中国历来只与安息（今伊朗）做生意，而安息实际上只是一个中转站。西部应该还有很大的天地，我们为何不直接与他们做生意呢？于是派出甘英向西旅行，看看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甘英此行历尽艰辛，直到波斯湾才返回。他一路上处处打听，知道从波斯湾向西再走过一些国家，还会遇到一个大海。这大概就是我现在面前的红海了。
甘英听说，到了这个地方，一个真正的大帝国就在眼前。甘英出于多种理由把这个大帝国称为“大秦”，其实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红海边的埃及也已被罗马所占领，那么我想，甘英所知道的红海边的大帝国，大半就是埃及。
于是，从《后汉书》开始，中国人已朦胧地把这儿作为西眺的终点。
甘英回来之后，中国人西行还是很少。只知道唐代有一个叫杜环的军人被西域的军队俘虏后曾不断向西流浪，最后可能从地中海进入了北非。但这也只是从他杜撰的一些地名中猜测，是否真的到了非洲，完全没有把握。
由此想起梁启超先生在八十余年前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从黄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代到乾隆末年，即十八世纪结束，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可称“世界之中国”，由被动受辱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梁启超先生的这种划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宏伟壮观，一扫中国传统史学的平庸思维，我很喜欢。
梁启超先生没有读到二十世纪新发现的一些中外交流史实，划分有些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是对的。十九世纪之后中国不得不与外部世界碰撞，首先碰撞到的也是亚洲之外一些比较年轻的国家，与希腊没有什么牵涉，更不待说埃及。
古代的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显然缺少交往。对于这件事，没有必要作负面评价。路实在太远，彼此很难抵达，两种文明自成保守系统，几乎不可能互相介入。
两个相安无事的远邻，彼此之间不知对方的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好。要知道时，总会知道。这就像人际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何况是两个一直没有见过面的老君子。
不热络，也不容易破碎；不亲昵，也不容易失望。中国古代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交情不深，恩怨不大，这反而成了后来平和相处的基础。不被过度热情或过度愤恨所扭曲，才是大文明的大气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开罗，夜宿Les 3 Pyamides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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