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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1920年2月至12月</h5>
奥尔德肖特军事拘留所的确是个可怕的地方，比利想，但这里总比西伯利亚要好。奥尔德肖特是伦敦西南部五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军事城镇。监狱是一幢现代建筑，中庭四周是三层的囚室回廊。屋顶的玻璃窗让这里光线充足，因此它有了一个“玻璃暖房”的诨名。这里有暖气管道和煤气灯，实在比四年来比利睡过的大部分地方都要舒适。
但他内心十分痛苦。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而他仍然留在部队里。大多数朋友都已经复员，拿着不错的薪水，带着女孩去电影院。他仍然穿着军装，给长官敬礼，睡在军用床上，吃部队的饭。他整天在织毯厂工作，这是监狱的产业。最糟糕的是，他从来就看不到一个女人。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米尔德里德正等着他——也许是这样。人人都能给你讲一个身边发生的故事，某个士兵回家发现自己的妻子或女友已经跟了别人。
他跟米尔德里德或外面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囚犯——或者按官方的称呼叫作“服刑的士兵”，有正常通信的权利，但比利是个例外。他因为用写信的方式泄露部队秘密被判有罪，他的信件全部被当局没收。这是军方的一种报复。当然，他现在也没什么秘密可泄露的。他有什么要告诉他姐姐的？“水煮的土豆总是欠火候。”
爸妈和外公知道军事法庭的事吗？他想，士兵的近亲应该收到通知，但他拿不准，也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不过汤米・格里菲斯肯定会告诉他们。他希望艾瑟尔能解释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没有任何人来探视他。他怀疑他的家人甚至不知道他已经从俄国回来了。他本来打算质疑对他收取信件的禁令，但他接触不到律师，也没钱请律师。唯一的安慰是，他心里隐约觉得这一切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
他从报纸上获取外界的消息。菲茨回到伦敦，发表演讲敦促向俄国白卫军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比利纳闷这是否意味着阿伯罗温同乡队也已返回家乡。
菲茨的演讲毫无效果。艾瑟尔的“不要插手俄国”运动已经赢得工党的认可。尽管陆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摇唇鼓舌反对布尔什维克，英国已经从俄国北极地区撤出了自己的部队。十一月中旬，红军将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赶出了鄂木斯克。比利对白卫军做出的所有判断，那些艾瑟尔在她的运动中一次次强调的，到头来都是对的。菲茨和丘吉尔说的全是错的。然而，现在是比利进了监狱，菲茨进了上议院。
他跟其他狱友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都不是政治犯，大多犯下了实际的罪行，包括盗窃、抢劫和谋杀。他们都很难对付，比利也是。他不怕这些家伙。他们对他敬而远之，保有戒心，显然觉得他犯下的罪行高出他们一等。他相当友好地跟这些人交谈，但他们没人对政治感兴趣，从不觉得监禁他们的社会有什么问题，而只是打定主意下次要战胜它。
他在半小时的午休时间里读报。这儿的大部分人都不识字。有一天他在《每日先驱报》上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片刻的困惑之后，他意识到那是他自己的照片。
他回想着拍那张照片的前前后后。米尔德里德拖着他去阿尔德盖特的一名摄影师那儿，让他穿着军装照了张相。“每天晚上我都把它贴在嘴唇上。”她当时说。他离开她之后，经常想起这句含义暧昧的承诺。
文章标题是：“威廉姆斯中士为什么要坐牢？”比利兴奋地读下去。
威尔士步枪团第八营（下称“阿伯罗温同乡队”）的威廉・威廉姆斯正在部队监狱服十年徒刑，他被定为叛国罪。这个人真的是叛徒吗？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投靠敌人，或逃离战场了吗？正相反。他曾在索姆河英勇战斗，随后的两年继续在法国服役，获得晋升中士。
比利很兴奋。这是我，我上了报纸了，他们说我作战英勇！
随后他被派往俄国。我们没有跟俄国交战。英国人民未必赞同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我们不会攻击每一个我们不赞成的政权。布尔什维克并未对我国和我们的盟国构成威胁。议会从未同意对莫斯科政府发动军事行动。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我们的这次出兵是否违反了国际法。
事实上，几个月来英国人民全都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的军队正在俄国打仗。政府做出误导性的声明，让人相信派兵到那里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财产，组织有序撤离，或应急待命。言下之意是他们并不是在跟红军作战。
这一谎言被披露出来，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威廉・威廉姆斯。
“嘿，”他嚷了一句，并没特别对着哪个人，“瞧这儿。感谢威廉・威廉姆斯。”
跟他坐在同一张桌子的人围上来，探头看着。他的同监狱友西里尔・帕克是个粗鲁的家伙，这时问道：“这是你的照片！你怎么上报纸了？”
比利把后面的部分读给他们听。
他的罪行是说了实话，用简单的代码写信给他的姐姐，以逃避审查。英国人民欠他一句感谢。
但他的做法让军队和政府里那些秘密将英国士兵用于自己政治目的的人很不满。威廉姆斯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
他不是唯一特例。大批军人因拒绝成为反革命企图的一部分，在俄国受到极其可疑的审判，被耻辱地判处长期徒刑。
威廉・威廉姆斯和其他人受到那些权势人物的恶意报复。这一错误必须予以纠正。英国是崇尚正义的国家。毕竟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听见没？”比利说，“上面说我受到权势人物的报复。”
“我也是。”西里尔・帕克斯说。他在一个谷仓里强奸了一个十四岁的比利时姑娘。
突然，报纸被从比利的手里抢走了。他抬头看见那个令人厌恶的看守安德鲁・詹金斯的那张脸。“我不管你认不认识什么权势人物，威廉姆斯，”这家伙说，“但你在我这里，你不过是一个该死的囚犯，快他妈的给我回去干活。”
“马上，詹金斯先生。”比利说。
1920年夏天，俄国贸易代表团到访伦敦，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在唐宁街10号迎接他们。这让菲茨大感愤怒。布尔什维克仍在与新生国家波兰作战，菲茨认为英国应该站在波兰一边，但没有什么人支持他。伦敦码头工人举行了罢工，拒绝为运往波兰军队的步枪装船，工会代表大会威胁说如果英国军队介入战事，他们就会发动一场总罢工。
菲茨只能忍下一口气，正视自己再也无法夺回安德烈王子的庄园的现实。他的长子和次子安德鲁从此失去了俄国的名分。他只得自认倒霉。
但是，当得知俄国人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在英国到处转悠，图谋不轨的时候，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了。“40号房间”依然存在，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英国的情报机构也在截取、破译俄国人发回家里的电报。列夫・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他正在无耻地进行革命宣传。
菲茨火冒三丈，厉声斥责劳埃德・乔治，当时还是八月，在伦敦社交季快结束的一次晚餐会上。
餐会是在西尔弗曼勋爵那幢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宅邸举办的。西尔弗曼已经不再像战前那样大摆筵宴，菜品较少，也很少有食物尝都没尝就被端回厨房的情况。餐桌上的装饰也更加朴素。上菜的都是女佣，而不像原来那样由男仆服侍——现在已经没人愿意当男仆了。菲茨觉得，那些奢侈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聚会恐怕已经永久消失了。不过，西尔弗曼仍然能够吸引举国上下最有权势的人光顾自己的家。
劳埃德・乔治向菲茨询问他妹妹茉黛怎么样了。
这又是一个让菲茨恼火的话题。“很遗憾，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去柏林生活了。”他说。他没告诉对方她已经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埃里克。
“我听说了，”劳埃德・乔治说，“我只是想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她是个让人感到愉快的年轻女性。”
首相喜爱快活的年轻女性，这一点尽人皆知，简直称得上臭名昭著。
“德国的生活恐怕很艰苦。”菲茨说。茉黛曾写信给他请求补贴，但被他一口回绝了。她不经他的容许便私订终身，怎么还敢指望得到他的资助？
“艰苦？”劳埃德・乔治说，“应该是那样吧，既然他们干了那些事情。不管怎样，我还是为她惋惜。”
“还有件事情，首相，”菲茨说，“加米涅夫那个家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你应该将他驱逐出境。”
首相心情不错，手里举着一只香槟酒杯。“我亲爱的菲茨，”他亲切地说，“政府不太担心俄国那些误传的消息，都是些粗糙的歪曲。请不要小看英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分得清什么是哗众取宠。相信我，加米涅夫的演讲给布尔什维克主义抹的黑是我和你都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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