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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一、K的迷失</h2>
要想确定K的身份，他试图进入城堡的目的和意图，他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及他的结局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按照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和A.J.格雷马斯的叙事理论，有关K的一切活动似乎可以压缩成一个简单的序列或句式。事实上，正是这种被夸张了的简单性让人感到震惊。
假如我们将《城堡》视为一个巨大的暗房，那么依据K的行为而冲洗出来的底片则具有以下性质：行为线索本身的清晰程度使背景的映像更加模糊，反过来，背景的模糊又使得线索具有随意性，就像是一只颤栗的手画出的不规则的纹线。假如我们将K的活动看作一道照亮暗房的光线，那么，由于它过于微弱，飘忽不定，不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与其说它照亮了暗房的格局，不如说它使黑暗更加显著。在K的行动序列中，“照亮”假如不是变相的遮蔽，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在《审判》和《美国》中，主人公K和卡尔视觉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是叙事上的视角限制，也不是人为的修辞学和方法论，而是一种被决定的命运逻辑，也就是说，无论是K，还是卡尔，他们所看到的只能是局部，局部的局部，仿佛是一个自我幽闭症患者的内分泌腺所起的作用，“可能”只有首先成为“只能”，才能最终成为它自己。《城堡》中所蕴含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抵消，而是它的提纯物。这种不确定性以K内心的迷惘感以及在完成某种使命时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为前提，同时又构成了超越这种障碍的全部基础。这种自相矛盾的排斥性力量形成了卡夫卡喜剧的中心情节。
我们之所以将《城堡》看成一幕喜剧，不仅因为卡夫卡沿用并改造了传统喜剧故事中的戏剧性因素，还由于他的幽默感为叙事提供的反讽效果。
毫无疑问，K的身份只不过是一名土地测量员，作为一种职业，它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可有可无的性质，K固然可以凭借这一身份来城堡工作（事实上，他一接到通知就匆匆赶来了），但这一身份并不是自明的。它的重要性取决于城堡的态度。也就是说，K的身份的合法性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成分。一旦它所依赖的对象出了问题，合法性就会立即消失（土地测量员这一身份作为卡夫卡眼中的个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所占据的位置的转喻，本身就是焦虑的反映）。因此，当K踏着积雪，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到城堡的一个客栈时，城守的儿子希伐若对他的态度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希伐若是否应当接待K，如何接待K，都取决于城堡是否曾经需要过土地测量员这一事实；其次，即便他获悉了K的身份，了解到K的到来出于城堡的邀请，冷淡的态度却并未好转，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希伐若自有他的直觉（作为一个城堡官员的儿子，他对城堡的熟悉程度与K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在他与K的冲突中，希伐若地位的优越感是不言自明的）。假使城堡当局曾经下令招募一个土地测量员，那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和客栈老板、庄稼汉、希伐若对他职业和工作的冷漠相对应的是，K对自己作为一个优秀土地测量员的职业却充满了虚妄的自豪感。由于K对城堡当局向他的邀请确信不疑，对他在城堡工作期间理应受到的重视和礼遇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困难的估计，对自身状况的审视具有了讽刺性的偏差。当K面对希伐若的粗暴无礼表现出了真正的冷静、满有把握的自信时，喜剧的帷幕已经悄悄地拉开了。
在《美国》这部小说中的第二章，卡尔受到一位商人的邀请去乡间别墅作客。他的舅舅，也是他在美国惟一的保护人却出于某种隐秘的动机不同意他前往，但最终他还是被说服了，卡尔在赶赴乡间别墅的途中完全沉浸在乡间甘甜芬芳的气息中，沉醉在对商人女儿的不着边际的想象里，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判决的命运——在他去乡间的途中，舅舅已决定将他抛弃。他的舅舅派出了一位信使（它使我们多少会联想起《城堡》里的巴拉巴斯），同时追赶着卡尔的马车，去宣读让卡尔滚蛋的亲笔信。判决已经作出，只是不可思议地被悬搁着。真正的喜剧就出现在这样一种悬搁的缝隙中——K因为明显地意识到了商人的冷遇（这种冷遇可以解释为商人预先从信使的口中获悉了K被抛弃的真相，他没有必要再对K伪装好客以博取他舅舅的好感）而对主人发出威胁，赌气似的要求回家。卡尔的威胁可以看成是一个孩子的撒娇举动，其目的是为了索取更多的热诚和重视，其内在基础则依赖于舅舅显赫的地位。问题在于，卡尔发出威胁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甚至他也回不去了。
这一情节似乎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当商人提出邀请，让卡尔去乡间做客本身即是一个预先设定的阴谋，舅舅表面上的拒绝只不过让阴谋更像阴谋而已，不管情形如何，卡尔的命运在开始已经被决定。
在卡夫卡看来，个人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命运在判决前夕挣扎的自由——他可以选择的只是迷失（毁灭）的方式，就像一只老鼠，要么被捕鼠器夹住，要么扑入一只猫的怀抱。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堡》是《美国》第二章的重写，反之亦然。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还有K）不久就会看到，他受命前来城堡工作的所谓指令只不过是当局庞大机器在运转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故障。他来到城堡的理由被突然抽空，成了一个多余而又碍手碍脚的人，他首先应当做的工作不是丈量土地，而是确立自己地位的合法性。
K来到城堡的使命既然可以被界定为测量土地，那么，他要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必须获得开展这项工作的外部条件，而首要条件是当局的需要，这样一来，得到包括村长在内的城堡当局的工作许可，并与最高当局的代言人克拉姆见面就成了一个关键。K的迷失，首先是从使命的核心（测量土地）向边缘地带（获取工作的许可）溃败开始的。尽管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真正使命，但他在边缘地带逗留得越久，目标也就离他越远。他挣扎得越剧烈，返回中心的道路越遥不可及。K最终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虚幻。正如村长所告诫的那样，什么都无法确定：“你听到的惟一真实可靠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电话机传送的这种低声哼唱的声音，此外什么都是虚幻的。”
作为一个异乡人，K的行为举止，他的热情和执著，他的既天真浪漫，又英勇无畏的性格都与城堡的整个氛围格格不入，而对于K在来到城堡之前的所有经历作者却未作详细的交待。在小说的第二节，当阿瑟和杰里米亚两位助手向他行礼致敬的时候，K“不禁想起了他过去服役的日子”（他原先是一名军人吗？），随后，他想起自己的故乡：
……迷了路，或者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国度，比人类曾经到过的任何国度都远，这个国度是那么的奇异，甚至连空气都跟他的故乡大不相同，在这儿，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受不了这种奇异而死去，可是这种奇异又是这么富于魅力，使你只能继续向前走，让自己越迷越深……
在这里，故乡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它仅仅指向精神记忆的家园，指向一种传说。K在城堡中遭受的挫折使他多次回忆起自己的故乡，但却从未产生返回故乡的冲动，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也许会有人说，既然K在城堡进行土地测量的合法性始终得不到证实，那么他何不离开这个村庄，返回故乡呢？K的解释也许是城堡奇异魅力的蛊惑。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于这座废墟堆积成的迷宫的性质缺乏足够的了解，因为得不到证实的合法性未必就可以判为非法。城堡是否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这个问题虽然被无限悬搁，但当局毕竟给他派出了两名助手，克拉姆毕竟给他写出了一封封洋溢着鼓励，劝慰之辞的信函。“这儿没有谁留下你，但是也决不是说要把你撵走”，而且，城堡当局在无紧要的事情上立即满足了K的愿望，从而夺去了K获胜的可能性，同时也夺去了他的任何反抗的念头。可以自由进出的迷宫决不是一个真正的迷宫，而废墟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它几乎是剥夺了人的任何自主性，甚至包括“退出游戏”的愿望。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相信：不管K心目中的故乡具有怎样超凡脱俗的性质，无论K在来到城堡之前具有怎样的生活经验，毫无疑问在K的血液中，自有一种韵律应和着城堡的节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K显然意识到了迷失的危险性，正如一个在沙漠中迷路的人急不可待地寻找路标一样，K在城堡下的村庄里首先发现的标识物就是弗丽达和自己的两位助手，他无力辨别标识物的真伪，进而陷入了更大的迷乱。他异想天开地将当局派来的两名助手视为与他一样的外乡人，应当并且可以“互相支持”；而弗丽达的爱情，似乎为他提供了某种天然的许诺，甚至使他获得了共同对付黑暗，完成自己使命的信心。
K为了达到目标而表现出来的不顾一切的决绝姿态使我们想到了保罗·蒂里希对生存勇气的一系列描述。在蒂里希看来，这种勇气正是不顾一切，不顾非存在威胁的决绝姿态。只不过，保罗·蒂里希是正面的阐述，而卡夫卡则是反讽中的暗示。勇气在蒂里希那里是“必须”，而在卡夫卡那里则是“只能”。
K的勇气的确令人惊奇，为了完成虚无的工作，道德的概念被K偷换成了道德掩盖下的不择手段。这多少反映了K的性格中工于心计的一面。这在小说一开始，K对渥斯华尔德谎称自己是K的助手时就表现了出来。随后，他因为有可能接触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而立即将奥尔珈抛在了一边；伪装出孩子般的口吻与汉斯交谈，借此博取他的帮助，并通过他争取汉斯母亲的支持；他试图勾引佩披以便打听克拉姆的下落；最后，他牺牲了弗丽达的爱情。
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没有可能实现的目标，这是卡夫卡为他的喜剧所设置的前所未有的形式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