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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堡》中，克拉姆始终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出现的。他是城堡夜晚中最黑暗的部分，也是通往城堡的布满蛛丝小径的地图上模糊不清的标志。他就像某种气味，人们只能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无法予以任何现实的直观。被描述的次数的多少对我们看清他的真正面目并无帮助；相反，这些自相矛盾的描述只不过在他的身上覆盖上一层层的遮蔽物而已。无论是对K，弗丽达，还是奥尔珈和巴纳巴斯，克拉姆都是一个意念的中心，他们从各个不同的方位趋近他，议论他，交换着有关他的一切信息。
当K通过酒吧的某个小洞眼打量着这个对手时，卡夫卡的描述是十分精细的：“克拉姆先生就坐在书桌旁的一只舒适的沙发里，他的脸给一盏盏低挂在他前面的白热灯照得容光焕发，一个中等身材、臃肿颟顸的人。他的脸蛋还是光溜溜的，但是他的两颊由于年龄关系，多少有点松弛。浓黑的胡须又长又尖，眼睛藏在一副斜搁在鼻子上的闪闪发光的夹鼻镜后面……”
这段文字与后来巴纳巴斯在城堡见到克拉姆时的描述大致相仿，当时，克拉姆正在擦他的眼镜，但他的眼睛差不多总是闭着，看起来好像已经睡着了，只是在梦里擦着他的眼镜罢了。他似乎在看书，有时也会低声对录事们说几句含混不清的话。
然而问题在于，K和巴纳巴斯看到的克拉姆是否是同一个人？
对于所有城堡治下的居民们来说，克拉姆给人的印象总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种特殊的点头姿势，一件没有扣上的背心，擦眼镜时的动作手势，在昏暗的灯光下凝视着书本的脸……在这些与克拉姆打交道的人中，假如我们依照他们与克拉姆关系的远近排出一个顺序表的话，应依次为：K、巴纳巴斯、弗丽达、老板娘。K只能通过书信与克拉姆进行联络；而巴纳巴斯则可以时常出入城堡，在克拉姆和K之间传递信件：弗丽达和老板娘则同为克拉姆的情妇。
在K的意识里，克拉姆的亲笔信无疑是他与城堡官方关系密切的首要证据。这既是一种对信心的支撑和鼓励，又是希望所在。而村长则对这种关系不屑一顾，因为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克拉姆的私人信函，既不代表官方，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村长的嘲讽明确地暗示了以下情节：克拉姆是不是城堡的最高当局？即使他是无可争议的权威人物，他是否具备发号施令的权力（城堡的日常事务并不依赖于某一个个人，而是决定于这部庞大机器的工作程序，这一点，村长在此之前已向K作了详细的说明）?还有，他从巴纳巴斯手中接过的那些信件是不是出之克拉姆的手笔？
从克拉姆信件的内容来看，也颇有蹊跷的成分，当K在进行土地测量这项工作还远看不到任何眉目，纠缠于一些毫无意义的外部事务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克拉姆却在信中向他发出了这样的指令：
“不要松弛懈怠，希望继续工作。”
这与其说是一种鼓励，还不如说是讽刺，或者是一幕恶作剧。
K唯一有可能与克拉姆正面接触并与他直接讨论自己的工作的机会是在赫伦霍夫旅馆，当时，他从佩披（弗丽达的继任）口中得知，克拉姆就在这座旅馆中，而且不久之后将坐雪橇离开，K终于看到了希望，他找到了那驾雪橇，并打算在那儿守候到见到克拉姆为止。一直到天快黑下来，克拉姆还迟迟没有露面，在这时，K与马车夫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饶有趣味的谈话：
K：克拉姆什么时候出来？
车夫：等到你从这儿离开之后。
马车夫在尚未弄清K的真实身份的前提下说出这样的话，实际上已经阻断了K追踪克拉姆的道路。随后出现的那个长得漂亮、脸庞白里透红的年轻人——克拉姆的私人秘书摩斯麦再次向K重复了这个意思。摩斯麦判断出K不等克拉姆露面不会离开，就命令马车夫将马匹卸下来，从而彻底粉碎了K的非分之想，道路依然在黑暗中，他的被幽闭的焦虑症状没有得到消除。
从表面上看，作为一个信使，巴纳巴斯在与克拉姆打交道的过程中处在了比K有利得多的地位。然而他在城堡里见到的每一位官员都有着相似的外貌和举止特点，连说话的语气都十分相近。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有关克拉姆的资料专家，一部百科全书，有关克拉姆模样的描绘，他早已谙熟于心，他收集了许多说法，反复进行比较。不过，正因为他收集的资料太多，真相反而越出了他的视线，“他甚至有一次在村子里从车窗外看见了克拉姆，或者是他相信看到的就是他。因此他作了充分的准备，打算好好认识一下克拉姆，可是——你怎么解释这一点？一当他在城堡走进办公室，他们给他指出那就是克拉姆的那个官员时，他又不认识他了……”
那么，作为时常要与克拉姆同床共枕的弗丽达或老板娘来说，他们对于克拉姆是否有准确的把握呢？这一点同样是值得怀疑的。通常她们被克拉姆召见的时间是在晚上，灯光又晦暗昏沉，况且既然被召意味着一种虚幻的荣耀，肌肤相亲也不会有太多的真实性。
克拉姆这个符号中最有人性的地方，就是残存不灭的欲念的残渣。当他（他们）在办完公事之后，不知如何打发时光的时候，欲念便蠢蠢欲动，驱使着肉体的主人心烦意乱地去炮制一封封下流的书信。欲念本身既是一种权威的变体，同时也是一个发泄口。“克拉姆是以粗野出名的，他能够一连几个钟头像哑巴似的坐着一声不响，然后猛地冒出那么粗野的话来吓得你禁不住发抖。”从欲望不受主人控制这种状况，我们才能看到克拉姆身上作为人的某种气息，但克拉姆或者索尔蒂尼平息自己欲念的方式却更深地反映出城堡机制的一般社会特点。
我们固然无法知道克拉姆用怎样的姿态与那些女性相处，但他猎获女人的途径往往是通过“情书”。“情书”在《城堡》中是一个十分暧昧的概念。作为一种古老的，代代沿袭的求爱方式，“情书”的原初特性和功能被彻底置换，在奥尔珈的眼中，它只能说是一纸行政命令，或公文，问题在于克拉姆或索尔蒂尼仍然沿用了情书的形式。他们在写“情书”时无法控制住自己，使它实质上成了下流诲淫的侮辱性文本。这一方面暗示了欲念的强大和迫不及待，同时又是变态性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只有当克拉姆意识到收信人在阅读这些信件时一边羞愧难当，一边索索发抖时，才会得到心理上的满足。这里，卡夫卡准确地揭示了性欲社会化的种种特点。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原始情书所包含的尊重、平等或者夸大对象的有利地位，显示出写信人的软弱等等特点对城堡的体制都构成了重大威胁，城堡官员之所以沿用情书的形式，实际上是在玩弄文化欺骗，城堡当局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剥夺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一个女人在收到情书后可以有拒绝或同意的选择自由），甚至他们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宣扬这种自由，但它正是通过形式、幌子，通过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满足居民的自由的同时剥夺了个人的自主性。尽管克拉姆的情书只不过是一封普通的求爱信，但“却从来没有被拒绝过”，这当中有老板娘，有弗丽达，佩披，还有一些我们尚不知道名字的女人，似乎只有一个人敢于拒绝城堡官员的情书，这就是奥尔珈的妹妹阿玛丽亚，而城堡则立即用它严酷的、令人发指的方式对她进行了惩罚。
正是通过比较克拉姆和另一位官员索尔蒂尼的情书，奥尔珈成了一个城堡巨大秘密的发现者，“你看不出这两个人的不同在什么地方”，他们两人的情书同样粗暴，同样下流，甚至连字迹也有几分相像，奥尔珈与众不同的视点无疑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信息，索尔蒂尼就是克拉姆。
这一充满智慧的猜测简直可以无限推衍下去。奥尔珈进而怀疑，克拉姆这个人是否存在？
像克拉姆这样的人是大家都想见的，可他又难得露面，这就很容易在大家的想象中产生不同的形状。比如，克拉姆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名字叫摩麦斯的秘书，你认识他吗？是吗？他也是躲在幕后不见人的，可我看见过他好几次了。一个长得挺结实的年轻小伙子，你说他不是这样吗？所以，显然他一点儿也不像克拉姆。可是你在村子里会发现有人发誓赌咒地说摩麦斯就是克拉姆。他就是克拉姆，此外不再有别的克拉姆了。人们就是这样把自己弄得迷迷糊糊的。
如果说摩麦斯就是克拉姆，那么可疑的克拉姆的名单几乎可以扩大到格拉特、索尔蒂尼、希伐若、村长、小学教师、K的两名助手，以及一切与城堡有关的官方人物。甚至，连那位给克拉姆赶车的马车夫也未必不是经过伪装的克拉姆本人。因此，我们在说克拉姆这个人物并不存在的时候，实质上是在说，克拉姆在城堡里无处不在。
城堡阴影下生活的居民早已失去了反省自己存在的能力，更谈不上对城堡体制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因此，他们对于克拉姆的存在只有一丝好奇心而已，他们用不着去关心谁是真正的克拉姆。他们不仅是城堡的牺牲品，而且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城堡体制的组成部分（一旦奥尔珈家庭与城堡处在了对立面，他们便会立即出来助纣为虐）。
这一点，奥尔珈看得十分清楚。阿玛丽亚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反抗者，她甚至还爱上了侮辱她的官员索尔蒂尼，假如索尔蒂尼的情书写得稍为文雅一些，假如她不是出于一时的孩子气的冲动，她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弗丽达或老板娘。也就是说，奥尔珈一家是被迫成为城堡的反抗者或对立面的——命运将他们强拉进了反省者的行列。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奥尔珈一家的命运和K的出现是城堡庞大而齐整的乐队中的两个不和谐音，也是城堡故事的中心情节。他们陷入了同样的命运的怪圈：奥尔珈一家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K为了找到自己存在的合法依据，这迫使他们踏上了对克拉姆的苦苦寻访的艰难道路。
而克拉姆雄踞在遥不可测的城堡的某处，它既是城堡本身，又是它在令人迷乱的积雪中投下的影子，影子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