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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记作者的笔下，詹姆斯·乔伊斯常常被描述成一个冷漠、厌倦、消极悲观、极端个人主义的作家；而写作《尤利西斯》时的乔伊斯则又多少有点玩世不恭（天知道他在这部旷世奇书中故意设置了多少陷阱，让后世的教授和学者伤透了脑筋）。所有这些标签组合成了詹姆斯·乔伊斯的世俗形象，这个形象与作者本人所宣称的国家观念、宗教态度和处世哲学倒是颇为契合。乔伊斯在言论上对于国家观点的淡漠是众所周知的。有关他的宗教态度，他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曾借助戴德勒斯之口，把天主教称为coherent absurdity（有条理的荒谬），而基督教称为incoherent absurdity（混乱的荒谬），关于他的处世态度，消极、悲观与机巧、圆滑只不过是一个处世方式的两种表现形式，其实质是遗世独立，清高自守，孤傲而冷漠。
乔伊斯在写作《都柏林人》的时候，他的人生道路似乎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不管怎么说，二十岁的乔伊斯对他眼中的世界产生这样的观感（我们知道这种观感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生哲学正左右了他的一生）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在读完《都柏林人》之后，我曾经不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障碍使他的情感无法逾越，什么样的因扰那么早就抓住了他脆弱的心，使他精神状态陷入空前的危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同样的问题抛给《悲痛的往事》中的达菲先生。
叙事者在这篇小说中的陈述：达菲先生有一种构思自传的奇特习惯，时常在自己的脑子里组成一个关于自己的短句，句子的主语虽说是第三人称，传主只能是他本人。《悲痛的往事》所采用的也是第三人称，这个叙事者与乔伊斯本人又有多少联系呢？
在达菲先生的辞典中，平庸、现代化、自命不凡是同一个概念，所谓的中产阶级当然是“愚蠢”的同义语。他们把本阶级的道德观念交给警察，把本阶级的美好艺术交给歌剧团的经理。如果我们认为达菲先生生来就与中产阶级过不去，对他们的庸俗趣味不屑一顾，这是不符合实情的。因为达菲先生对社会底层的工人也同样没有什么好感，在他看来，这是一群不能连续思考六十秒种的空谈家，甚至对于乞丐，达菲也感到十分厌恶，他从来不给他们任何施舍，他时常在自己的书桌上写下一些费解的句子，比如说，男人与男人之间不可能有爱情，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由此看来，达菲先生并非只是讨厌生活中的某一类人，而是讨厌所有的人，不是厌恶生活中的某些趣味，而是厌恶生活本身。为了与这个世界斩断一切的联系，他似乎也只有离群索居这一条路了。这个世界是否存在着达菲先生所喜欢的事物呢，他认为就是“过去”。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去”或“往事”是乔伊斯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概念，往往意味着幸福的回忆，但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非常抽象而空洞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乔伊斯只是在某种象征的意义上使用它，用来反衬“现实生活”的绝望与无趣。在达菲先生看来，他内心的绝望感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世界的与人的精神的双重“混乱”。为了与这种无处不在的混乱相抗衡，他用自己的全部生活建立起个人的“清洁”与“秩序”，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希望在无望的人间建立起上帝的天国，而他把自己一生的全部奋斗与抗争，耗费在整理自己的居室的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代偿行为”，也是一个充满反讽的寓言。他的房间越清洁，他个人心灵的自闭壁垒也就越厚重；他自以为是的步伐越坚定，他内心的迷茫感也就越深刻。他看上去忙得很，工作，看书，写作，参加墓地遗体告别仪式，在圣诞节访问他的亲戚，甚至他还去剧院听音乐会，他这样做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避免自己处在“闲暇”之中，与其说憎恶“闲暇”和无所事事，不如说他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
就在他去剧院听音乐会的过程中，一段悲哀的“艳情”故事发生了。他似乎“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指导她读书，他接近她，与她交谈，充当她的“精神牧师”，使后者很快陷入情网，然后突然地、没有预兆与理由地断然离开她，导致她饮酒过度，精神恍惚而死于非命。这个“艳情”故事，我们可以把它与辛格的《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作一个比较。在辛格的小说中，主人公谢菲尔德教授因为女佣的“献身”而奇迹般地获救，从而让他明白了歌德“生活之树常青”这个训诫的真谛，而在《悲痛的往事》中，爱情的结果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殉葬品而已。不仅如此，我以为乔伊斯的用意是为了让这段离奇而温馨的情感纠葛来测量一下主人公达菲先生的虚无的深度。所以，在《悲痛的往事》中，悲剧的主角并不是埃米莉·辛尼科太太，而恰恰是达菲先生本人。达菲觉得自己是一个“被人生的盛宴排斥在外的人”，他活着，而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死了。他没有了爱欲，没有了生活的动力与激情，甚至丧失了基本的意愿。假如说，达菲的身体与精神状况已完全麻木，他的悲剧性也许还没有那么深刻。问题在于，他理智还能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荒谬，他与埃米莉的交往显然不完全是被动的，他甚至主动接近对方，“抓住机会同她亲热一番”，只有当对方表现了明显“爱情”的信号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内心已经死去，没有任何能力。这一点，我们在埃米莉死后，达菲的追悔与悲伤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我个人认为，尽管乔伊斯在这篇小说中使用了淡淡的揶揄和讽刺，但达菲先生的精神状况正是这个时期乔伊斯本人的真实写照。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死者》中作进一步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