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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在开罗结束了他的临时汇报后，便请求准许他去叙利亚的难民营中探视他的父母。他得到了四天假期，先是飞到大马士革，然后乘出租车驶向难民营。
但是，他并没有探视他的父母。
他在难民营稍事询问，一名难民带着他换乘了一连串公共汽车，抵达德拉，越过约旦边境，一路前往安曼。那里有另外一个人带他搭乘另一趟公共汽车，来到约旦河。
第二天夜里，他由两名背着冲锋枪的男人护卫着渡过了约旦河。到此时为止，他一直身穿阿拉伯长袍，头缠他们的头巾，但他没有要枪。那两个人都很年轻，他们刚刚成年的脸上初显疲惫和残忍的线条，如同一支新军中招募来的士兵。他们坚定沉默地跨越约旦河谷，用一下触碰或一声低语指引着哈桑：他们看来已经多次走过这条路。走着走着突然察觉到在四分之一英里开外之处有光线和士兵的声音传来，他们三人迅速卧倒在一丛仙人掌背后。
哈桑感到无助，以及别的什么。起初，他以为这种感觉是由于自己完全置于那两个年轻人的手中，他的生命全都取决于他俩的智识与勇气。但是后来，当他被他们撇下，独自一人设法在乡间公路上搭乘汽车时，才意识到这次行程是一种回归。多年来，他一直是个欧洲的银行职员，住在卢森堡，有自己的汽车、电冰箱和电视机。可是此刻，突然之间，他脚穿便鞋，走在尘土飞扬的巴勒斯坦大路上：没有汽车，没有飞机，又成了阿拉伯人，成了他诞生的土地上的一个农民，一个二等公民。他轻松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一概无法实现——他不可能靠拿起电话或者掏出信用卡或者叫一辆出租车来解决问题。他感到同时如同一个孩子、一个孤儿和一个难民。
他走了足足五英里，没有看见一辆汽车，随后一辆载运水果的卡车从他身边。车子的发动机像一个患肺疾的老人，不停地咳嗽着，喷着黑烟，在他前面几码的地方停了下来。哈桑在后边追跑了几步。
“去纳布卢斯吗？”他高叫道。
“上来吧。”
司机是个大块头汉子，在他驾车以最高速度绕过弯道时，前臂的肌肉隆起如山脉。他一路不停地吸烟。他一准知道，夜里路上不会有其他车辆，便始终在路当中行驶，而且从不踩刹车。哈桑本想睡上一觉，可司机却想聊天。他告诉哈桑：犹太人把这地方治理得不错，自他们占领约旦以来，这儿商业市场变得繁荣，不过，这块土地终有一天应该得到解放。毫无疑问，他的话有一半并非由衷之言，可惜哈桑判断不出哪一半是真、哪一半是假。
他们在撒玛利坦的清冷的黎明时分进入了纳布卢斯，一轮红日在山后升起，镇子还在沉睡。卡车轰鸣着驶进了市场广场，停了下来。哈桑与司机道了别。
太阳升起，带走了夜间的寒冷，他缓步走在空荡的街道上。他吮吸着清新的空气，浏览着低矮的白色建筑，欣赏着种种细节，尽情回忆着童年的记忆亮点：他身在巴勒斯坦，他回到了家。
他极准确地走向了一座没有街名没有门牌的房子。那是在一处贫民区，石头小屋紧靠在一起，街道无人打扫。一只山羊拴在门外，他一时想不出羊以什么为食，因为周围没有草地。大门没有上锁。
他在门外踌躇了片刻，抑制下内心的激动。他离开的时间太久了——如今总算又回到了这片乡土。他等待了多少年，才得到这个机会，为受尽屈辱的父亲报仇。这些年，他饱尝流离之苦，内心深处努力压抑着这份仇恨，越积越深。他走了进去。
地板上睡着四五个人。其中的一个是女的，她睁开眼睛，看到了他，当即坐起身，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可能是去摸一支枪。
“你想干吗？”
哈桑说出了指挥突击队的那个人的姓名。
马赫莫德和亚斯夫·哈桑在三十年代末还都是男孩的时候，住得不远，可他们从来没有相遇过，即使碰过面，也都不记得彼此。在欧洲那场战争之后，亚斯夫到英国去上学，马赫莫德跟他的祖父、父亲和叔叔以及兄弟们一起牧羊。若不是1948年那场战争，他们的生活轨迹会继续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延伸。马赫莫德的父亲和亚斯夫的父亲一样，决定收拾行装出逃。两人的儿子——亚斯夫比马赫莫德大几岁——在难民营中相遇了。说来奇怪，马赫莫德对停火的反应比亚斯夫还要强烈，虽说亚斯夫失去的更多。但是，马赫莫德满腔怒火，一心要为解放自己的家乡而参战。直到那时，他始终回避政治，认为政治与放牧无关，如今他开始懂得政治了。在他投身政治之前，他要教自己读书。
他们在五十年代的加沙重逢。彼时，马赫莫德已经发迹了——如果这个字眼适合那项如此狂热的事业的话。他已经研读过克罗塞维茨的《战争论》、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的《资本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凯恩斯、加尔布雷斯和甘地的著述，历史和传记，经典小说和现代戏剧。他能讲漂亮的英语、凑合的俄语和一知半解的广东话。他指挥着一小伙恐怖主义骨干溜进以色列，进行爆炸、射击和盗窃活动，然后撤回到加沙的难民营中，如同老鼠钻进垃圾堆里一样销声匿迹。恐怖主义分子从开罗获取资金、武器和情报，简要地说，哈桑是情报机构的一部分，当他们再次相遇时，亚斯夫告诉了马赫莫德他的终极的忠诚属于——不是开罗，甚至不是泛阿拉伯事业，而是巴勒斯坦。
亚斯夫当时本已打定主意，立即放弃一切——他在银行的工作，他在卢森堡的家，他在埃及情报机构中的角色——并加入自由战士的行列。可是马赫莫德不同意，他发号施令的习惯已经像定做的外衣一样适合于他。他说，不出几年——因为他有长远的观点——他们就会集结起想要的全部游击队员，但他们依旧需要在上层，在欧洲的关系，在秘密情报机构中有自己人。
他们在开罗又碰了一次面，还建起了绕过埃及人的通信线路。随着情报机构的建立，哈桑练就了一身伪装的形象：他装出一副显得迟钝的样子。起初，他发出大体上与给开罗的情报相同的东西，主要是把那些财产藏匿在欧洲，从而可以动用其资金的忠诚的阿拉伯人的姓名。后来，由于巴勒斯坦运动开始在欧洲开展，他就有了更直接的实用价值。他预订旅馆和机票、租用住房和汽车、囤积武器和转移资金。
他不是那种使用枪支的人。他自知这一点，并且稍感自惭，因此，他对自己能够在非暴力却又实用的其他方面有所作为倍感骄傲。
他的工作成果当年便在罗马开始爆发了。哈桑相信马赫莫德在欧洲执行恐怖主义的纲领。他深信，阿拉伯军队即使有苏联人的支持，也永远无法打败犹太人，这会使犹太人知晓他们深陷包围之中，那些人保卫家园，抵抗外国士兵，因此而有动力。在哈桑心目中，实际情况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对抗入侵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保家卫国。将难民营中的流亡者计算在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比以色列的犹太人要多，正是他们，而不是来自开罗和大马士革的乌合之众，才真正致力于解放自己的家园。但他们首先要相信突击队。诸如罗马机场的爆炸案之类的事件会让他们信服：突击队拥有广泛的国际资源。人们一旦信任了突击队，他们自己就会成为突击队，之后便会不可遏止。
罗马机场事件，与哈桑头脑中的设想相比，不过是小事一桩。
那只是一次使突击队占据各国报纸头版若干周的惊心动魄的行动，证明他们是一支强有力的国际部队，而不是一群衣衫褴褛的难民。哈桑竭力希望马赫莫德会予以接受。
亚斯夫·哈桑就提出建议，突击队应该干一场劫船大案。
他们像亲兄弟那样拥抱，亲吻着面颊，然后便退后一步，互相端详着。
“你嗅着像个妓女。”马赫莫德说。
“你嗅着就像牧羊人。”哈桑说。他们哈哈大笑并再次拥抱。
马赫莫德是个大块头，比哈桑略高，但要宽很多，而他走路说话时扬着头的样子，看上去显得很高大。他身上确实有味：他长期生活在一处缺乏现代洗热水澡条件、空间狭小而堆满垃圾的地方，再加上和许多人往得过于密集，自然就有了那种熟悉的酸味。哈桑使用须后水和爽身粉还是三天前的事，但在马赫莫德嗅来，他身上还是有一股涂脂抹粉的女人的气味。
那栋房子有两个房间，一间就是哈桑进门的那个，另一间在后面，是马赫莫德和另外两个人睡觉的卧室。没有二层楼。做饭在后院，最近的一处水源在一百码以外。那个女人点起火，动手做起碎豆粥。他们等待的时候，哈桑给马赫莫德讲了他的故事。
“三个月前，我在卢森堡遇到了在牛津结识的一个犹太人，叫狄克斯坦。原来他是摩萨德一个重要的行动执行人。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监视着他，我有苏联人的协助，尤其是一个叫罗斯托夫的克格勃官员。我们发现了狄克斯坦准备盗窃一船铀的计划，由此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要能制造原子弹了。”
起初，马赫莫德拒不相信。他反复盘问哈桑，这条情报有多大好处，确凿的证据是什么，可能是谁在撒谎，可能犯下了什么错误。后来，哈桑的回答越来越有道理，真情开始渗入，马赫莫德变得十分认真了。
“这不仅对巴勒斯坦事业是个威胁。这些炸弹还会毁掉整个中东。”
哈桑心想，这样恰好投其所好，马赫莫德愿意看到大画面。
“你和那个苏联人打算怎么办呢？”马赫莫德询问着。
“计划制止狄克斯坦并揭露以色列的阴谋，表明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还没有想好细节。不过我倒另有设想。”他停顿了一下，搜寻着恰当的字眼，然后才脱口说出，“我认为突击队应该赶在狄克斯坦前面劫持那条船。”
马赫莫德茫然地瞪了他好长时间。
哈桑思忖着：看在真主的份上，说句话呀！马赫莫德开始缓缓地左左右右地摇晃着脑袋，然后张嘴微笑，先是咯咯笑着，最后爆发出摇撼着身体的放声大笑，引得屋里周围其余的人都想弄明白出了什么事。
哈桑斗胆地问：“你到底怎么看？”
马赫莫德叹了一口气。“这主意太妙了。”他说，“我还没想好我们该怎么干，可这主意真棒。”
接着，他开始问问题。他的问题问了整个早餐时间，并持续了大半个上午：铀的数量、相关的船只的名称、黄饼如何变成核爆炸物、时间、地点和人员。他俩在后室中商谈，大部分时间只有他们两人，但马赫莫德偶尔会叫进一个人让他聆听哈桑重复某些具体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