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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
出生的村庄这次没有去，只在余姚城里见了一位远房亲戚：比我小三岁的表舅舅。记得吗，当年我初到上海时在钢琴边与我握手的小男孩，终于由于语言不通而玩不起来；后来阴差阳错，他到余姚来工作了，这次相见我们的语言恰好倒转，我只能说上海话而他则满口乡音。倒转，如此容易。
我就算这样回了一次故乡？不知怎么，疑惑反而加重了。远古沧桑、百世英才，但它属于我吗？我属于它吗？身边多了一部《余姚志》，随手翻开姓氏一栏，发觉我们余姓在余姚人数不多。也查过姓氏渊源，知道余姓的一脉，是秦代名臣由余氏的后裔。但我在学术研究中又发现，更有生命力的余姓一脉，是古羌族，世居凉州，即今天甘肃武威。后来加入了西夏王朝，又曾纳入成吉思汗的队伍，行迹不定。我的祖先，是什么时候泊到浙江余姚的呢？我口口声声说故乡、故乡，究竟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河姆渡、严子陵时代的余姚，越窑鼎盛时期的上林湖，肯定与我无关，我真正的故乡在哪儿呢？
正这么傻想着，列车员站到了我眼前，说我现在坐的是软席，乘坐需要有级别，请我出示级别证明。我没有这种证明，只好出示身份证，列车员说这没用，为了保护软席车厢旅客的安全，请我到硬席车厢去。
车厢里大大小小持有“经理”证明或名片的旅客开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视我，我赶紧抱起行李低头逃离。
可是，我车票上的座位号码本来就不在硬席车厢，怎么可能在那里找到座位呢？只好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口处，把行李放在脚边。
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离开余姚到上海去时坐火车的情景，也是这条路，也是这个人，但那时是有座位的，行李里装着酒浸杨梅和霉干菜，嘴上嘟哝着余姚话。今天，座位没有了，身份模糊了，乡音丢失了，行李里也没有土产了，哐啷哐啷地又在这条路上走一趟。
从一个没有自己家的家乡，到一个有自己家的异乡。离别家乡，恰恰是为了回家。人生的旅行，怎么会变得如此怪诞？
火车外面，陆游、徐渭的家乡过去了，鲁迅、周作人的家乡过去了，郁达夫、茅盾的家乡过去了，丰子恺、徐志摩的家乡过去了……
他们中有好多人，最终都没有回来。有几个，走得很远，不知所终。
车窗外的云彩暗了，时已薄暮。淅淅沥沥，好像下起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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