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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皇乌尔班二世来说，在克勒芒的演说只是给注定操劳的一年开了个好头。除了在君士坦丁堡会合与收复耶路撒冷之外，他“伟大的基督徒军团”还没有什么头绪。所以他这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奔走，不断写信、布道，完善东征的计划。神父和主教们作为他的代理人，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更远的地方，而他们正如教皇预料的那样取得了成功。他们当中许多人使用的比喻在紧张的局势下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耶稣基督号召的“背起你的十字架”如今混杂着领主们的责任感，拥有了不同的含义。一些传教士甚至绘制了耶稣受难的场景，只是其中施加迫害的罗马人换成了土耳其人。此举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等到乌尔班二世返回罗马的时候，远在苏格兰、丹麦和西班牙的朝圣者都已宣誓背起十字架。
乌尔班二世的理念赢得了巨大的呼声，但他本人的忧虑却甚于欣喜。教皇不是浪漫主义者。他很清楚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也知道自己能为身陷重围的拜占庭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把欧洲的王牌重装骑士派往前线。农民出征于事无补，甚至弊大于利。他们不仅无法承担征途的高昂费用，还有可能未抵达耶路撒冷就被屠戮殆尽，导致西方在一年一度的收获期劳动力不足。
最后一点是教皇最为重视的。在意大利北部，太多农民响应号召，以致饥荒成为一个真正引发恐惧的问题。乌尔班不得不改变策略，积极说服人们不要参加十字军。他撰写了信件，澄清远征只招收可以负担战争所需的地主阶级。为了给贵族留出时间打理好各项事宜，正式的出征时间延期到了一年后的1096年8月15日，所有的远征者都需要事先获得宗教导师的许可。为了确保军队的构成合理，乌尔班让神职人员拒绝所有不合适的报名者。非军事人员无法从实质上帮助东征，因此教会也没有给他们提供精神抚慰。老幼病残必须留在家里，穷人需要照看田地。神父和修道士需要留下为东征祈祷（除非主教特别允许他们加入东征），西班牙人则被禁止参加，因为他们将在本土与穆斯林战斗32。即使是符合条件的人士，如果新婚不久，也需要首先征得配偶的同意。
某种程度上说，乌尔班二世认为有必要限制东征参与范围，这似乎有点儿奇怪，因为这段征途本身就足以让大部分人知难而退。从陆路抵达耶路撒冷，需要在敌对领土步行前进三四千千米。此外，欧洲贵族很清楚他们将面临的抵抗程度。许多人都加入过拜占庭的雇佣军，直观感受过土耳其人的强大。更大的难题在于东征成本。骑士们需要为自身乃至兄弟和儿子的征途筹备资金。此外，他们还要养活一定数量的随从，例如铁匠、护卫和仆人，来满足沿途所需。这些成本加起来很容易达到他们年收入的五六倍，大部分东征者都要变卖不动产或家族财产才负担得起。许多骑士都依靠富有领主的慷慨赞助才得以成行。当然，沿途劫掠的战利品肯定可以弥补一些付出，不过这样的可能性显然不大。乌尔班二世宣布，收复的所有领土都将还给拜占庭，恢复其帝国的完整性，而违背这一点或是提早退兵返程，将受到绝罚33。
换句话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意味着倾尽全家财产，花费不知道多少年时间，前往未知的地点面对真实的死亡威胁。尽管危险重重，但在最富有的那群人当中，东征受到了热烈的支持。可惜他们当中大部分从耶路撒冷返回时都债台高筑，既没有钱也没有地，许多人的身体状况也十分糟糕。
为什么这么多人无视乌尔班的限制也要参加东征，原因在于中世纪人们心中深种的虔诚观念。尤其是在贵族看来，信仰需要当众展示出来。大领主会斥资建立教堂，保护修道院，借此补偿他们残酷血腥的生活。他们相信，如果自己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来捍卫本土或国外的教堂，以后在天堂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加入这次远征的原因当然还有很多，从参与伟大事业的单纯理想到满足最卑劣的欲望，不一而足。这一切混杂起来，构成了人们押上一切解放圣地的意愿。
乌尔班无意间打开了公众情绪的闸门，宣泄而出的洪流很快脱离了他的掌控。他原本只想召集一支训练有素的小规模骑士部队拱卫东方，但第一批前往耶路撒冷的军队与此完全不相干。克勒芒的呼吁可能激起了贵族的良心，但给农民带来的震撼却要强大得多。按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话说，欧洲西北部的穷人“污秽肮脏，粗野鄙陋，一无所有”。从9世纪到11世纪，维京人的不断侵袭让这片土地满目疮痍。农田荒废，桥坝失修，村庄也人丁单薄。由于不再有中央的命令，没有人可以保护农民免受当地领主鱼肉。在乌尔班演讲的前几年，这里百姓的生活尤其艰难。1094年，特大洪水刚袭击法国南部，蝗灾和疾病便接踵而至。第二年，这里又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和大范围的饥荒，让已然高企的致死率进一步攀升。
乌尔班远征圣地的号召给他们提供了逃离这种悲惨生活的机会。在下一个世界得到拯救的承诺也极具诱惑力。接连出现的神迹奇事增添了这些重要消息的可信度。据说，法国北部接连出现了两次月食，法国南部又出现了流星雨。还有传闻称，宣誓要参加东征的人，身上浮现出了熊熊燃烧的十字架图案。而那些不愿出征的人则四肢水肿，在痛苦的痉挛中死去，夺取他们生命的疾病被大家称作“圣安东尼之火”（St. Anthony’s fire）34。
亚眠的彼得
乌尔班二世原本只派了主教去宣传东征，但法国和莱茵兰的乡间很快就满是散播新闻的修道士和传教士。这些非官方信使中，最著名、宣传效果最好的是一个名叫彼得的男人。他出生于皮卡第（Picardy）的亚眠附近，尽管相貌不甚俊美——人们常常把他的脸与他一直骑着的毛驴的脸做对比——但拥有奇特的魅力。了解他的修道士诺让的吉尔贝（Guibert of Nogent）写道：“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看起来都仿佛半神一般。”倾听彼得讲话的人群往往会潸然泪下，即使彼得到了德意志，听众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情况依旧如此。
他吸引了社会各层人士的注意，当地贵族常常向他捐赠大量金钱。他又把它们散播出去，替追随者偿还债务，为穷苦的女性提供嫁妆，这让他的声望进一步提升。不久以后，大家甚至开始把他驴子的毛拔下来留作纪念。
彼得本身是个相当古怪的人。他总是赤足走路，不吃面包或肉类，只以鱼类和果酒为食，是个鱼素者。他唯一显眼的装扮是一件脏兮兮的披肩，这也让他得到了“隐士”的绰号。让他从当时的传教士中脱颖而出的，是他演说时散发出的一种特定气质。1093年，他试图前往圣地朝拜，但土耳其人狠狠殴打了他，以至于他没能亲眼看到耶路撒冷就被迫返程。这段经历让他对东方的实际情况有了直接的了解，也使得他的言辞庄重又带有紧迫感。35中世纪的百姓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耶稣基督再临之日，耶路撒冷将会是基督徒的领地。他们讽刺那些忙于筹钱准备东征的贵族缺乏信念。毕竟，号召已经发出，耶稣基督本人就能保证胜利，那些细心的规划和耗资不菲的随从无关紧要。
1095年的整个夏天，彼得都在法国的东北部传道，组织史学家所说的“贫民十字军”。等到他进入德意志的时候，追随者已经暴增至1.5万人，而此时，他才渐渐意识到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是多么艰巨。鼓舞人们行动起来是一回事，把他们组织好则是另一回事。他的追随者拥有各种背景，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很贫困，许多人拖家带口，队伍中包括女人、儿童和动物。还有一些小偷、罪犯和骑士家族中没有前途的年轻人试图在这里开始他们崭新的生活。除了对于东征的渴望外，他们没什么共同点，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不是一支军队。
彼得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需要设法吸引一些可靠的贵族加入，强化他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他被迫不断行军。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没有地方可以长期供养额外的1.5万人，尤其是这些人还自由散漫，不守纪律。当他抵达德意志大城市科隆，发现这里坐落于莱茵河畔，交通便利、物产丰饶时，他认为机会来了，便停了下来。
如果说乌尔班二世组建精英军队的计划被隐士彼得等人打乱，已经演变成一场大众运动的话，那么在德意志，情况就彻底脱离了控制。随着贫民十字军组建的消息逐渐传开，五花八门的各种人士也开始领导自己的小团队。有群农民甚至开始跟随一只鹅来行动，他们声称这只鹅得到了圣灵的启示。36尽管更加严肃的东征者对这些团体加以嘲笑——神父艾克斯的艾伯特（Albert of Aix）称他们既愚蠢又不可靠，他们的行为是一种令人憎恶的堕落——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
犹太人在信仰基督教的中世纪欧洲的地位有些模糊不清。他们是《旧约》中的选民，却又不接受耶稣。尽管官方的教会教义中宣称耶稣是因为全人类的罪恶而受难牺牲，但大众普遍认为犹太人过错最大。他们被称为“杀害基督的人”，受到猜疑乃至毫不掩饰的迫害。
犹太人有着与众不同的服装、宗教仪式、饮食教规，他们不愿近亲结婚，也拒绝被同化，这让他们得以保存自己文化的全貌，却也让他们很容易成为外来者的目标。由于他们被允许从事的行业非常有限，不稳定的局势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就更加糟糕。基督徒是不得出借财物的，这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人们几乎只能向犹太人借钱。基督徒陷入债务之中，而债主却是他们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犹太人，这种情况导致基督徒对犹太人极其厌恶。几个世纪以来，试图把犹太人赶出国家或强行同化他们的行为屡见不鲜。
在神圣罗马帝国，犹太人找到了安全感，得到了皇室的保护。然而，由于隐士彼得等人号召大众行动起来打击耶稣基督的敌人，1096年夏天，在德意志蒸蒸日上的犹太人成了愤怒的暴民的目标。
反犹太人的“十字军”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人是莱宁根伯爵埃米乔。他是莱茵兰地区的小贵族，时常抢劫路过他领地的商人和旅行者。在听过隐士彼得的演说后不久，埃米乔声称耶稣基督托梦给他，要求他前往君士坦丁堡推翻现有政权，成为“最后的罗马皇帝”。他将从那里进军耶路撒冷，击垮穆斯林，引领大家抵达世界的尽头。
埃米乔设法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声名和他一样坏的骑士——开始了自己的杀戮之旅。莱茵河沿岸，从科隆到施派尔（Speyer），大大小小的犹太人群体纷纷遭到毒手。埃米乔之流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金钱。毕竟，还有比从受人轻视的犹太人那里获取资金更好的办法吗？宗教和世俗权威都对这样的暴行感到震骇。皇帝下令保护帝国的所有犹太团体，当地的许多主教也尽力遵从命令，然而在暴徒面前，他们同样毫无抵抗之力。德意志西南部城市沃尔姆斯（Worms）的主教宣布，犹太人受到他个人的保护，但埃米乔照样大开杀戒，造成了超过800人死亡的后果。
埃米乔抵达美因茨（Mainz）时，主教禁止他进入城市，当地犹太人也筹集了一大笔钱贿赂他，希望他离开。但埃米乔收钱以后，依旧让追随者进城肆意妄为。主教试图尽到自己的最后一点努力来维护犹太人，把他们当中许多人藏在了自己的宫殿中。主教的宫殿拥有少量防御工事，基督徒商人也组织了自卫队。不过尽管埃米乔的先头部队被击退了几次，但他们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很快便突破了防线。
埃米乔的军队席卷了宫殿，屠杀了所有不愿接受洗礼的人，无论他们的年龄和性别。一位编年史作者写道，恐惧的犹太人开始自杀，他们宁愿死于自己之手，也不愿被这些未受割礼者戕害。
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埃米乔的追随者声称犹太人杀害了耶稣基督，在前往圣地之前，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净化帝国的城市。一名士兵对犹太学者说：“你是那些杀害了我们崇拜对象的人的后代。”不过教会明确否定了这种狡辩。艾克斯的艾伯特写道：“基于一些错误的思想，他们起来反抗犹太人……（但）主是公正的审判者，不会勉强或迫使任何人屈服于天主教信仰。”
即使在当时，埃米乔及其追随者的行为也遭到了谴责，被认为是倒行逆施，中世纪的编年史作者满意地记载道，这些反犹太人的“十字军”没有一个能够抵达东方。大部分暴徒都在遭遇了当地的抵抗或帝国的镇压后崩溃了。埃米乔伯爵走得稍远一些。他试图依靠一路劫掠抵达多瑙河，但他进入匈牙利，在乡间抢劫食物时，匈牙利军队摧毁了他那日益无组织、无纪律的团伙。
回来继续说科隆。很多小团体已经起程前往东方的消息，让隐士彼得的军队内部出现了分歧。他们抛弃了一切去收复耶路撒冷，如今却在一个外国城市里无所事事，而这个城市也对这些外来人口越来越厌烦。但是，彼得似乎不急着离开。他终于吸引了一些德意志贵族，并希望增强军队的实力。
彼得的追随者中最狂热的那一批觉得自己已经等不下去了，于是脱离了大部队。领头人名为沃尔特·桑萨瓦尔，是一个追随彼得的法国小领主。沃尔特的绰号是“穷汉”37，不过他可一点都不穷。实际上，沃尔特是巴黎西边法兰西岛（Île-de-France）的一片区域的领主，有8名随行骑士和一小队步兵。
带领着如今多达几千人的队伍，沃尔特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行进，于1096年5月初来到了匈牙利边界。他设法约束了部下，匈牙利国王保证他能安全通过，并为他提供了补给。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他们抵达了匈牙利和拜占庭帝国接壤的贝尔格莱德（Belgrade）。在他们等待渡过萨瓦河（Save）进入帝国领土时，沃尔特的16个部下试图在邻近城市赛姆林（Semlin）的集市上抢劫，却被当地的自卫队抓住了。为顾全大局，自卫队没有怎么难为这群人，只是把抢劫者的衣服和武器挂在城墙上作为警告，然后把全身赤裸却毫发无伤的他们还给了沃尔特。
此事本应该到此为止，但自卫队的做法反而激化了矛盾。十字军感觉受到了羞辱，决定掠夺乡间，当地居民则不堪其扰，激烈反抗。沃尔特的乌合之众里，甚至还有几个在躲藏的教堂里被活活烧死。谢天谢地，在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之前，拜占庭皇帝迅速给贝尔格莱德送来了物资补给，还派了一支军队来阻止事态发展。
皇帝之所以如此慷慨，部分原因在于他知道隐士彼得的大军再过几周就要到了。他们的征途并不轻松。彼得的十字军没有带够补给，他们显然认为东征沿途的人们会高兴地送上自己的一切所需。当这种幻想并未成为现实时，之后十字军的战士开始自行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起初他们还只是暗偷，后来就干脆明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