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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绞尽脑汁地想了十天，始终一筹莫展。到了第十一天，杨广终于大腿一拍，想到了一个主意——浮木传诏。
八月二十四日，数百根浮木被抛到流经雁门的汾水河上，迅速漂向下游的各个郡县，每根浮木上都绑着一道用黄帛写就的勤王诏。
随后的日子，汾水下游的一些郡县长官相继接获诏书，于是纷纷募兵奔赴急难。然而，仓促之间，各郡县募集的兵力都很有限，就算在最短时间内赶到雁门，恐怕也不一定打得过兵强马壮的突厥人。当时，有一支勤王队伍的将领叫云定兴，他手下有个十七岁的小兵，就针对这个问题献上了一计。
这个小兵的意见是：让队伍携带大量的军旗和战鼓，一路上大张旗鼓，虚张声势，借此迷惑敌人。他说：“始毕可汗胆敢以举国之师包围天子，必定认为我方短时间内难以集结大军。所以，我们应该大张军容，白天旌旗招展，夜晚钲鼓齐鸣，让敌人以为我方援军已大量集结，迫使他们闻风而遁。否则敌众我寡，万一突厥倾巢来攻，我军恐怕难以抵挡。”
云定兴觉得很有道理，当即欣然采纳。
这个献计的十七岁小兵，就是李世民。
在隋末乱世的舞台上，这是史书有载的李世民的第一次亮相。虽然他现在的身份还很卑微，但作为一个即将在几年后纵横天下的军事统帅，其见识和谋略已在此初露端倪。
杨广除了浮木传诏外，还采纳近臣萧瑀（萧皇后之弟）的建议，派密使从小道潜行至突厥王庭，向义成公主（与突厥和亲的隋宗室女）求救。义成公主闻讯，马上给始毕可汗送了一封急报，上面写着：北方边境告急！
始毕可汗不太相信，却又不敢断然否定。因为连日来，已经有斥候不断汇报：隋朝东都及各郡援军已大量集结，并正往雁门方向迅速移动，前锋已进抵忻口（今山西忻县）。也就是说，如果短时间内打不下雁门，就有可能反过来被隋军包了饺子。
始毕可汗越想越不安，不得不在九月十五日下达了撤军的命令。突厥人一撤，杨广如释重负，立刻派出两千骑兵一路尾追，在马邑攻击并俘虏了两千多名突厥的老弱残兵，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屈指一算，杨广在雁门总共被围了三十三天。
突厥人撤退之日，城中的粮食刚好告罄，杨广和所有人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好悬！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杨广在东都举行新年朝贺，天下有二十余郡的贺使缺席。这是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而之所以出现这种事，原因不外乎两个：要么是郡城已落入变民之手，要么是特使在中途被变民所杀。
杨广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派遣十二路招讨使分赴各地，负责征调军队镇压叛乱。到了五月，杨广在朝会上向大臣们询问叛乱的情形。宠臣宇文述等人都表示，大部分叛乱已被平定。杨广问叛贼还剩多少，宇文述从容奏答：“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
杨广显然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满朝文武中，只有老臣苏威硬着头皮对杨广说：“对于叛乱情形，各地奏报多不属实。臣在此仅举一例：从前叛贼据有长白山，距洛阳一千余里；而今却近在汜水，距洛阳仅一百余里。请陛下想一想，如果叛贼越来越少，又怎么可能离东都越来越近？”
杨广闻言，勃然大怒，随即找了个借口罢免了苏威，并把他子孙三代的官爵全部罢黜，贬为庶民。
大业十二年，四方叛乱愈演愈烈，隋朝的文武百官都对此心知肚明，却无人敢言。因为，杨广更愿意相信宇文述的话——天下的盗贼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
换句话说，杨广宁可相信天下无贼。
这年初秋，为了让自己忘却三征高丽和雁门被围的耻辱，杨广决定南巡，三下江都（今江苏扬州市）。
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再也不忍心保持沉默了。右侯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出来劝谏：“今百姓疲劳，国库空虚，盗贼蜂起，政令不行，愿陛下早回西京，安抚万民！”
杨广不由分说地把赵才扔进了监狱，随即下令龙舟队扬帆起航，毫不迟疑地离开了烽火连天的中原，朝着歌舞升平的江都翩然而去。
途中，大臣任宗、崔民象、王爱仁相继劝谏，却无一例外地掉了脑袋。龙舟行至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当地百姓联名上书：“陛下若执意南巡江都，天下将不再为陛下所有！”杨广二话不说，命人将他们全部砍杀。
从此，再也没人能阻止龙舟一帆风顺地驶向江都。
同时，再也没人能阻止杨广义无反顾地奔赴死亡。
离开洛阳时，杨广曾作诗向后宫嫔妃告别，其中一句是：“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杨广所说的江南就是江都。他曾在江都坐镇十年，对这座繁华富庶又风情万种的城市怀有很深的情感。相比于洛阳，他显然更喜欢江都，也一直将其视为灵魂的故乡。这几年，杨广感觉自己走了背运，没有一件事情顺心，所以他满心希望，美丽的江都能够抚平他的焦虑，疗治他的创伤，成为他生命中又一个崭新的起点。
然而，历史很快就将证明，这只是杨广的一厢情愿。
因为，江都不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是一个可怕的终点——终将把属于杨广的一切全部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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