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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被搬运了很多次、已经陈旧不堪的锡质文件箱保存在查林十字街的考克斯有限公司的银行保管库里,上面刻着我的名字:约翰·华生,医学博士,曾隶属印度部队。箱子里满满地塞着纸张,记录的差不多都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各个时期侦查过的案子。其中却还有一些未曾侦破成功的案件,这些案子因为没有结局而无法加以叙述。也许对于研究者来说,没有结局的疑难问题是有意思的,但在一般读者看来就不免枯燥无味了。这一类中有詹姆斯·菲利莫尔案,这位先生只是回到自己的家中取雨伞,就从世界上消失了。还有这样的一个案子,有一艘阿丽西亚号的小汽艇,一个春天的早晨它驶入了一小团雾气中后就不见了,再也没有船上人的消息。还有伊萨多拉·伯桑诺案,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和决斗者,突然有一天彻底精神失常了,两眼瞪着一个装有一个奇怪的无名肉虫的火柴盒。除了这些,还有一些与某些家族隐私有关的案件,一旦公开出版会使许多上流社会的人产生恐慌。这种泄露秘密的事我是绝不会干的,这也不必多说。因为我的朋友现在有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如今就可以清理出这些旧记录并加以销毁了。此外,还有不少案卷都有不同程度的趣味,我本来也可以将其编辑出版,然而我想,读物太多可能会使我特别尊重的那个人的名誉受到影响,所以没有整理。在这些案子中,我曾参与过一些,可以说是目击证人;还有些我没参与过,或者只是稍稍过问过,因此只能以第三者的身份叙述。下面叙述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那件事发生在十月,一天早晨狂风大作,我在起床穿衣时亲眼看到狂风将后院里挺然立着的那棵法国梧桐所剩不多的树叶卷去。我到楼下去吃早餐,想到我朋友,认为他一定正郁郁寡欢,这就像所有的伟大艺术家一样,环境很容易影响到他的心情。然而我想错了,他都快吃完早餐了,而且心情十分愉快,表现出他高兴时特有的那种略有不祥的雀跃之情。
“有要办的案子了吧,福尔摩斯?”我问。
“推论法都有一定的传染性的,华生,”他对我说,“推论也被你用来研究我的秘密了。是的,是有案子了。琐事和停滞无为的生活已经持续一个月了,车轮又转起来了。”
“我可以参加吗?”
“可参加的行动没有多少,不过我们可以共同讨论,等你先把新厨子给咱们煮老了的鸡蛋吃掉再说。不能说鸡蛋的火候和我昨天看见的前厅桌上的那本《家庭》杂志没有一点儿关系。即便是煮鸡蛋这类小事情,对诸如计算时间这样的注意力也有要求,而这一点与那本优良杂志上的恋爱故事有矛盾。”
十五分钟后,桌子撤了,我们相对坐在那里。他把一封信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金矿大王奈尔·吉布森这个人你听说过吧?”他问我。
“你说的是那个美国参议员?”
“对,他曾当选西部某州的参议员,但更广为人知的是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巨头。”
“这个人我有耳闻。他不是还在英国住了不少日子吗?大家都熟悉他的名字。”
“就是,五年前,他在汉普郡买了一个挺大的农庄。他妻子惨死的事大概你已经听说了吧?”
“我想起来了。他就是因此成为新闻人物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
“这个案子找到我头上也出乎我的意料,早知道的话我应该已经把摘要弄好了,”他用手指了指椅子上的一沓儿纸。“事实上,这个案子虽然轰动一时,但在情节方面却简单清楚。被告虽说有动人的性格,却也无法掩盖确凿的证据。验尸陪审团持这种观点,和警察法庭起诉的观点一致。如今,这个案子已经移交温切斯特巡回法庭审理了。我担心接了这个案子费力不讨好。我可以发现事实,却不能改变它。如果找不到全新的、意外的事实,我的主顾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主顾,是谁?”
“嗯,我忘了和你说。华生,你那种倒叙的糊涂习惯也传染给我了。你先看一下这封信。”
这是一封笔迹粗犷的手札,内容是:
<b>克拉里奇饭店10月3日</b>
福尔摩斯先生大鉴:
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就要走向死亡,我不能不尽我的全力去援救她。我无法作任何解释,也不打算解释,但我真的知道邓巴小姐是无罪的。事实经过你是知道的,但谁又不知道呢?这件事已经成了全国的新闻,但站出来为她说话的人却一个都没有。我正是由于这种不公快要发疯了。这个女人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甚至不忍心去杀死一只苍蝇。明日十一时我将来访,不知你能不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也许我知道某些线索,但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它。但无论如何,我所知道的全部,我所有的全部,我完整的生命,都愿为你所用,只希望你能救救她。发挥出你的全部能力来办这个案子吧。
奈尔·吉布森谨启
“你看,信的内容就是这样,”福尔摩斯敲出了他早餐后抽完的一斗烟灰,又把一斗烟丝慢慢地装上。“我正在等候的就是这位先生。在情节方面,你已经来不及阅读这么多报纸了,假如你在逻辑方面对这个案子感兴趣,我就为你作个简短的说明。在我看来,这个人是世界上金融巨头中最有势力的,但也最暴躁和最令人畏惧。他的妻子,就牺牲在这次悲剧中。关于她的情况,我知道的只是她已过壮年,而且因为家中为两个孩子请了一位年轻可爱的家庭女教师,女主人的色衰对于她来说就是更为不利的事情了。主角就是这三个人,一所古老的庄园宅邸是事情发生的地点,那儿以前是英国政治历史的中心。悲剧的经过是:人们在离宅子近半英里的园地上发现了女主人,她的头被一颗手枪子弹打穿了。那是一个夜晚,她穿着晚礼服,披着披肩。人们没有在附近发现凶器,现场也找不到一点儿谋杀的线索。身边没有凶器,这一点需要注意,华生。谋杀似乎发生在夜晚,护林人员在十一点发现了尸体,警察和医生在尸体被抬回家之前也检验过。这样说也许过于简短,你能明白吗?”
“情况很清楚。但为什么对女教师产生了怀疑?”
“首先,证据很确凿。在衣橱的底板上面,她发现了一支开过一枪的手枪,和尸体内子弹所属于的枪口径一样。”这时,他双眼直视,将字音拉长了重复道:“在她衣橱的底板上。”然后他不说话了。我能看出一条思绪在他脑中活跃了起来,不能鲁莽地打断他。他又醒转了过来。“没错,华生,既然发现了手枪,就能定罪了,对吗?两个陪审团是这样的看法。还有,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个纸条,约她到桥头见面,署的是女教师的名字。如何?这回动机就清楚了。吉布森参议员这个男子很有吸引力。一旦他妻子死了,有希望继承她的,除了这位在各种材料中都表现得早已得到主人急切青睐的年轻女士外,还会有谁呢?爱情、财产、地位,这一切都由一个中年女人的死来决定。恶毒,太恶毒了!”
“就是这样,福尔摩斯。”
“还有,她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相反,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在事情快发生时到过雷神桥——就是发生悲剧的地方。她否认不了,因为有村民在路过时看见她在那个地方。”
“这么说似乎可以定案了。”
“不过,华生,我是说不过,这是一座很宽的石桥,有石栏杆,它从一湾又深又长、岸边长着芦苇的池塘最狭部上方横跨过来。湖名是雷神湖。尸体躺在桥头。基本事实就是这样。我看咱们的主顾已经到了,和约定的时间相比早了许多。”
毕利已经把门打开了,但他却通报了一个意外的名字。我们与马洛·贝茨先生都不相识。他这个人很瘦,也有些神经质,目光中满是惊恐,行为急促而犹疑。在我这个医生的眼中,这个人已经处在神经崩溃的边缘了。
“你过于激动了,贝茨先生,”福尔摩斯说。“请坐下说吧。我和你只能谈一小会儿,因为十一点钟我还有个约会。”
“这我知道,”这位先生一边喘一边说,上气不接下气地迸出短短的句子。“我的雇主吉布森先生就要到了,我在他的农庄当经理。福尔摩斯先生,他可是个恶霸,是个大恶霸啊!”
“你说得太重了,贝茨先生。”
“我只能这么说,时间不多。我在这儿的事绝不能让他发现。他马上就到了。但我没有能够早来的条件。弗格森先生,也就是他的秘书,今天早上才把他约你谈话的事告诉我。”
“你的职务是他的经理?”
“我已经向他辞职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就逃离他的奴役了。他这个人很冷酷,对任何人都是。他只是为了掩饰他的罪恶勾当才捐款给慈善事业,但主要牺牲品是他的妻子。他很残酷地对待她,很残酷!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但我能确定他让她生活得悲惨绝望。她来自热带,是巴西人,这你自然知道。”
“这我倒没听说。”
“生在热带,性格也是热带的。她是炎热和激情之女,并以这种热情来爱他,不过当她身上的魅力渐渐退去——据说她原本十分美丽,她就彻底失去了他的宠幸。她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和同情,我们都恨他那样残酷地对她。但他十分狡猾,能说会道。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些。不要信他那些花言巧语,他肚子里还藏着更坏的东西。我走了。别!别留我!他快到了。”
客人神情惊恐,看了一眼钟表后就向门外跑去。
“你看这事儿!看这事儿!”停了一会儿后,福尔摩斯说道,“看起来吉布森先生的员工很忠诚,不过警告还是有效果的。这会儿就等本人来了。”
到十一点整时,楼梯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这位闻名一时的百万富翁进到了屋中。只看了一眼,我不但对他的经理表现出来的恐怖和憎恶有所理解,也对他的无数企业对手诅咒他不再感到意外。假如我是一个想塑造一个典型的成功企业家的雕塑家,希望塑造出的人物具有钢铁意志和铁石心肠,那么奈尔·吉布森先生就是我必选的模特儿。他身材高大、瘦骨嶙峋,让人感到这个人很贪婪。用卑下来替换亚伯拉罕·林肯之像的高贵之处,和他就有几分像了。他的脸好像是用花岗石雕成的崎岖不平的头像,显得冷酷无情,上面有深深的皱纹和累累的伤痕,似乎很生气。他那浓眉下面闪烁着精明又冰冷的灰眼睛,来回地打量着我们俩。当福尔摩斯把我的名字说出来时,他微微地鞠了一躬,然后神色威严镇定地拉过一把椅子,正对着我的朋友坐下去,两个人的膝盖差一点儿就碰到一起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就直说了吧,”他说,“我对办这个案子的费用绝不计较。你可以把钞票当成火把来烧,如果你需要用这种方式照亮真理。这个女子真的很无辜,她的罪名必须得到洗刷,你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费用你说吧。”
“在业务报酬方面,我有固定数额,”福尔摩斯语气有点儿冷淡,“我从来不会变更,除了有时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