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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一年四月，俄国驻喀什领事馆开张，本来这很正常，但奇怪的是，领事馆里有六十名哥萨克骑兵。这些骑兵每天早晚两次列队穿越市区的大广场到城东河边操练，还向围观的人群表演刀术、马术、射击术。俄国驻喀什的领事很有学问，名叫彼得罗夫斯基，一个英国学者曾这样描述他：
彼得罗夫斯基是个能干、傲慢、狡猾而精于诱惑的家伙，任职的二十一年间对中国官员使尽了阴谋恐吓、威胁、利诱、收买、强迫之伎俩。他的目的便是将新疆最西部的绿洲从中国瓜分出去，使俄国得以控制通往印度后门的战略性山口。
（珍妮特·米斯基：《斯坦因：考古与探险》）
俄国要控制通往印度的后门，显然是在挑衅英国。当时，英国不仅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而且已经控制了昆仑山、兴都库什山、阿姆河以南的多数地区，怎么会允许俄国来插手？因此，后起的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占地面积，是俄国领事馆的整整两倍，而且也比英国自己在乌鲁木齐的领事馆豪华很多。一位英国记者写道：
在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的五十多年大角逐中，喀什一直是大英帝国最前沿的一个阵地。在那场大角逐中，大英帝国为了在亚洲取得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权，与沙皇俄国进行过漫长而又扑朔迷离的争斗。在大英帝国驻喀什领事馆上飘扬的那面英国国旗，是印度到北极之间唯一的一面。
（彼得·霍布科克：《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的回忆》）
就在那队哥萨克骑兵和那面英国国旗天天都在喀什对峙的时候，一些心在千年之前的学者也来到了这座城市。斯文·赫定来了，并从这里出发，发现了千年前的古城丹丹乌里克，又考察了塔里木河和罗布泊的迁徙遗址。斯坦因也来了，顺着斯文·赫定的成果进一步发现了“希腊化的佛教艺术”犍陀罗的遗存，又发现了楼兰遗址……这一系列文物，从不同方向展示了这片土地在古代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在古代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随着古代的结束而结束，第二类却可以延伸到现代。西域发现的文物，大多属于第二类。它们像古代智者留下的一排排巨大的数学公式，证明着几个大空间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把这种必然联系打通的实际可能。因此，就在这些西域考古大发现之后，历史学家威尔斯作出判断：“直到今天我才开始明白，塔里木河流域比约旦河流域和莱茵河流域更为重要。”
正是这种判断，使得喀什城里那队哥萨克骑兵和那面英国国旗更加抖擞起来。两国的领事，都会殷勤地接待那些考古学家，希望他们为帝国的现代野心提供更多的古代理由。但是，从种种记录来看，那些考古学家对于两位领事除了感谢之外并不抱有太多的尊敬。他们毕竟深谙历史，比眼前披着外交套装的情报政客更知道轻重。第二天他们又来到了沙漠深处，只要见到一点点古代的痕迹就会急速地跪下双腿，用双手轻轻地扒挖，细细地拂拭。很久很久，还跪在那里。
如果仅仅从动作上看，考古学家，是在代表现代人跪身谢恩。
无言的大地，有多少地方值得我们跪身，又有多少地方需要我们谢恩。
想到这里，我决定给上海援疆团队作一次演讲。我在演讲中叙述了喀什在中华历史和中亚历史中的独特地位，然后说：“即便从学术的立场，我也要深深感谢大家为新疆所做的一切。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能老是想着上海在支援新疆。请记住，当西域和喀什让世界文明血脉畅通的年代，上海还是海边荒滩。也就是说，没有西域和喀什，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亚洲、今天的世界。当然，更不会有今天的上海。”
由此联想到，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我到重灾区都江堰捐建三个学生图书馆，去的次数很多，有一次被上海前去救援的志愿者们发现了，要我为他们作演讲，我也说了类似的话。在那个挥汗如雨的大工棚里我说：“都江堰两千多年来灌溉的，远不止是川西平原。我曾写文章证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受到过它的滋养。现在，滋养百代的老祖宗突然受惊，我们赶过来侍奉梳洗，哪里说得上援助？”
中华文明有一个好处，就是永远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循环记忆。在中国人的心中，哪一条古代的大路都不会成为彻底的荒路，哪一种古代的灿烂都不会熄灭得无影无踪。正是时间和空间的大幅度回馈、反刍和互济，使这个文明成为人类所有古文明中未曾中断和湮灭的唯一者。更何况，我们前面说了，西域和喀什的大地上留下的一排排巨大的数学公式，永恒地证明着通向不同空间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因此，今天在那里的种种努力，不完全是为了古代，更是为了未来。
时代已经开始证明，亚洲不会像前两个世纪那么喑哑。亚洲腹地的风景，也将重新向世人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