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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夜色中这么匆匆回想一遍后，就觉得眼前这个看上去十分寻常的“小山包”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所在。
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博物馆，也是半部中国艺术史，又是几大文明的交汇地。它因无比深厚而长久沉默，也许深厚正是沉默的原因，恰如喧闹总是浅薄的表情。
但是，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兴旺发达时什么都好说，一到了衰落时期，一些争夺行动便接连而至。除了我们一再感叹过的莫高窟藏经洞事件，藏经洞之外的壁画和雕塑也成了争夺的对象。
莫高窟本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友好交往的现场，这下倒成了某些人对中华文明很不讲情义的见证。他们如果看上了什么要有所动作，总需要给它的主人打个招呼吧。主人是谁？只能是莫高窟历代开凿者、续建者、绘画者、雕塑者、供养者、巡礼者的血缘后裔。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群，不应该偷偷绕过。
主人再穷再弱，也总是主人。
主人再不懂事，也总是主人。
而且，谁能断定主人完全不懂事呢？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莫高窟曾经成为越界白俄士兵的滞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里支起了锅灶，生火做饭，黑烟和油污覆盖了大批壁画和雕塑。他们还用木棒蘸着黑漆，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这些士兵走了以后，不久，一群美国人来了。他们是学者，大骂白俄士兵的胡作非为，当场立誓，要拯救莫高窟文物。他们的“拯救”方法是，用化学溶剂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剥下墙壁，带回美国去。
为首的是两位美国学者，我要在这里记一下他们的名字：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一位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
兰登·华尔纳带回美国的莫高窟壁画引起轰动，他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带够化学溶剂，因此又来了第二次。这次他干脆带来了一名化学溶剂的调配专家，眼看就要在莫高窟里大动手脚了。
但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次在莫高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事态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几十个村民放下他们的工作，从大约十五公里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以便有理由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
结果，他们只是拍了一些遗迹的照片，什么也无法拿走。化学溶剂更是一滴也没有用。
这几十个从十五公里之外赶来的村民，就是我所说的“主人”。说实在的，我很为他们的行为感动。
后来华尔纳在美国读到一本书，是他第二次去莫高窟时从北京雇请一位叫陈万里的翻译写的。这才知道，那些村民所得到的信息正是这位翻译透露的。陈万里先生到敦煌的第二天，就借口母亲生病离开了华尔纳，其实是向村民通报美国人准备干什么了。
为此，我还要向这位陈万里先生致敬。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加上几十个他原先不可能认识的当地村民，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做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对比之下，我看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以及那些助纣为虐的翻译，还怎么来寻找遁词？
陈万里先生不仅是翻译，还是一位医生和学者。中国另有一位姓陈的学者曾经说过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位陈先生叫陈寅恪，后来两眼完全失去了视力。
陈寅恪先生看不见了，我们还张着眼。陈万里先生和村民没有来得及救下的那些莫高窟文物，还在远处飘零。既然外人如此眼热，可见它们确实是全人类的精粹，放在外面也罢了；只是，它们记录了我们历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欢，我们一有机会总要赶过去探望它们，隔着外国博物馆厚厚的玻璃，长久凝视，百般叮咛。
莫高窟被那些文物拉得很长很长，几乎环绕了整个地球。那么，我们的心情也被拉长了，随着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