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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明的第三心理品性,是面对国际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在内心从来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
中国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做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观念,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完全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
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做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
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
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不少人完全看不懂,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
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当时,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显著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颇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