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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认识个高个子，”他继续道，“他也没名字。你肯定就是他儿子，继承了他的渺小和所有虚无。你老爸现在怎么样？人在哪儿？”
我心想，父亲没名字，所以儿子也没名字，这倒也说得通。不过，警长显然是把我跟别人搞混了。但这也无妨，我不如将错就错算了。他对我一无所知固然好，可他如果认错了人，那岂不更妙。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利用他，帮我最终找到黑匣子。
“他去了美国。”我答道。
“哦，这样啊。”警长说，“不会吧？他可是个顾家的好男人。我上回问他，他说弄丢了打气筒。他老婆给她生了十个儿子，当时又怀上一个，眼看就快生了。”
“那孩子就是我。”我微笑着说。
“哦，就是你啊。”他附和道，“你那十个哥哥现在在哪儿？”
“都去了美国。”
“那可是个神秘的国家，”警长说，“幅员辽阔，住的全是黑人和外国人。听说那儿的人很喜欢射箭比赛。”
“的确是很奇怪的地方。”我说。
这时，门口响起一阵脚步声，一个胖墩墩的警察提着警灯，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他有一张犹太人的脸，肤色暗沉，鹰钩鼻，浓密的毛发又卷又黑。他下巴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是每天都刮两次胡子。他嘴里两排亮白的烤瓷牙，一看就知道是曼彻斯特产的，所以笑的时候特别好看，就像橱柜上摆放的代尔夫特精陶[21]。他和警长一样，也很粗壮、敦实，但看着却要精明得多。他的脸瘦得出奇，目光机警而敏锐。单看这张脸，他更像诗人而非警察；然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又太缺乏诗意。
“麦克鲁斯金警官。”普拉克警长介绍说。
那警官把灯往桌上一搁，跟我握握手，很严肃地告诉我现在几点几刻。他的嗓音很细，近乎女声，语调也十分柔和。然后，他把那小灯放到柜台上，来回打量我和警长。
“是自行车的问题吗？”他问。
“不是。”警长说，“他是外地来的，说是没有骑自行车。他也没有名字。他老爸住在很远很远的美洲。”
“哪个美洲？”麦克鲁斯金问。
“美洲合众国。”警长回道。
“要是在那边混，怕是已经发大财了。”麦克鲁斯金说，“那边都用美元，地底下都是美元、美钞和金条，打壁球、打高尔夫、玩各种乐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都说那是个自由的国家。”
“人人享有自由。”警长附和道。“我问你，”他对麦克鲁斯金说，“今天的读数记了吗？”
“记了。”麦克鲁斯金说。
“把黑本子拿出来，好好念给我听。”警长命令道，“说个大概就行，看我明不明白。”
麦克鲁斯金从胸口的衣兜里掏出个小黑本。
“十点六。”他说。
“十点六。”警长说，“表盘上显示几度？”
“七点四。”
“杠杆上是多少？”
“一点五。”
说到这儿，两人都停了下来。警长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就像在解一道复杂的算术题。过了片刻，他终于想明白了，于是又问他的同事。
“有没有下跌？”
“三点半的时候跌得挺厉害。”
“这很好理解，也相当不错。”警长说，“你的晚饭在里面炉架上。牛奶喝之前，记得晃一下。这样，后面的人也能喝到里面的脂肪，也就是最精华、最有营养的部分。”
一提起吃的，麦克鲁斯金警官笑了。他松了松腰带，走进里屋。不一会儿，就听里面响起了稀里哗啦的声音。他好像在喝玉米粥，没用调羹，也没用手端着。警长请我坐下陪他烤火，然后，从兜里掏出根揉皱了的烟卷递给我。
“你爸真是走运，能住在美国那样的地方，”他说，“尤其是年纪大、牙不好的话。没什么病不是牙引起的。”
“是啊。”我附和道。我打定主意尽量少说话，不如等这两个怪警察先摊牌，然后再找办法对付他们。
“因为人唾沫里的细菌和病毒比老鼠皮里面还多。美国人啊，牙齿就是棒，跟刮胡子的肥皂沫似的，比打碎的瓷盘子还考究。”
“的确如此。”我说。
“就像黑乌鸦孵的蛋。”
“是很像蛋。”我说。
“你走南闯北，进过电影院吗？”
“没有，”我谦虚地说，“可我知道里头黑漆漆的，除了墙上的照片，什么也看不见。”
“但你能瞧见美国人的好牙。”警长说。
说完，他认真看了一眼炉火，无聊地摸起了残留的黄牙。而我则还在好奇他和麦克鲁斯金之间那段神秘的对话。
“请问，”我壮起胆子说，“你们警察那黑本子里记的是什么读数？”
警长狠狠瞪了我一眼，目光灼热得像那炉火。
“智慧源于问而非答。”他说，“你问问题，那是智慧，而我不回答，同样是智慧。这地方犯罪率大幅上升，你信吗？去年共有六十九起无灯驾驶，四起车辆盗窃。今年可好，八十二起无灯驾驶，十三起占用人行道，四起车辆盗窃。此外，还发生过一起蓄意破坏三挡变速车的事故。下次开庭肯定会提出控告，控告方将会是教区。你等着瞧吧，年底前肯定还会有打气筒被偷。真是卑鄙无耻，给咱们郡抹黑啊。”
“是啊。”我说。
“五年前有人报案，说车把手松了。你说，这是不是很少见？结果，害得我们仨花一周时间才拟出一份控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