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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这种新的颜色其实很不好聊。因为太新颖、太奇妙，所以脑子不够用，就像是变傻了。其实，知道这点也就够了，别的都不必深究。我感觉这是无稽之谈；要不是为了金子和钻石，我才懒得跑进卧室，打开那盒子。
警长不知想起了什么愉快的事，嘴角和眉梢露出了笑纹。
“你周游各地，可曾碰见过安迪·加拉先生？”他问。
“没有。”
“他总是自顾自地笑，夜里躺床上都还在偷笑。他要在路上碰见你，一定会大吼大叫，弄得你很尴尬，尤其是容易紧张的人。一切都得从一桩自行车失窃案说起。那天，麦克鲁斯金和我正在调查这件案子。”
“嗯。”
“那辆车的架子是十字形交叉的。”警长解释道，“坦白说，这类案件不是每天都有，或者说非常罕见，所以找这种车反倒成了美差。”
“是安迪·加拉的车吗？”
“不是安迪的车。当时他还挺正常。不过，这人好奇心很重，等我们一走，就动起了歪脑筋。他公然藐视法律，闯入警局，花了好几个钟头，将所有窗户用木板封住，把麦克鲁斯金的房间弄得一片漆黑，然后就开始打那盒子的主意。他想摸一摸盒子里的东西，就算眼睛看不见。他刚把手伸进去，就大笑一声，想必是非常满意。”
“那东西手感如何？”
警长猛然耸耸肩。
“麦克鲁斯金说，不光滑也不粗糙，不像沙砾，也不像丝绒。感觉既不是冰凉如铁，但也没毛毯那么暖和。我以为可能跟发潮的面包差不多，但麦克鲁斯金说不对。可是，也不像一碗干瘪的豌豆。这绝对是不寻常的东西，摸着很不舒服，但又不乏独特的魅力。”
“是不是有些像母鸡翅膀下面羽毛的触感？”我追问道。
警长茫然地摇摇头。
“也难怪，”他说，“这辆十字形自行车会迷路。它非常困惑，既要载一个叫巴贝里的男人，还要承受他老婆的体重。你要见过那大块头的巴贝里太太，我都不用再跟你私下解释。”
话音未落，他站起身，两眼死死盯着桌面。我已经吃完早餐，把空碗推到一边。顺着他的视线，我发现原来放碗的地方多出来一张折好的小纸条。警长惊叫一声，快步冲上去，一把抓起纸条，然后来到窗边，打开纸条，伸直了手臂。只见他面色苍白，一脸困惑，久久凝视着手里的纸条，然后又将目光移向窗外，顺手把纸条扔给了我。我捡起纸条，发现上面印了两行很粗糙的字：
<b>独腿帮预谋劫持犯人，现正在赶来的路上。路线已经查明，预估人数为七。福克斯敬上</b>
我的心开始扑通乱跳。我一瞧警长，发现他还在眺望天空，可那至少有五英里之遥。他像是要永远铭记这云淡风轻的日子，这乡间褐黄的沼地、碧绿的草原、发白的卵石。就在这时，我在屋里看见田间急匆匆跑来我的七个好兄弟。他们拄着结实的手杖，一瘸一拐地斜穿过田野来救我了。
警长的视线仍然停留在五英里之外，但挺直的身体也有了些许颤动。他开始跟我说话。
“看样子，”他说，“我得出去瞧瞧，得采取点必要的措施，别让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他说这话的口气很吓人，也很诡异，仿佛每个字都枕着一块小垫子，轻柔且相隔甚远。话音刚落，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温暖、迷人的沉默，像瑰丽、深沉的曲子演奏完最后的乐符，余音袅袅，萦回不去。然后他走出屋子，来到后院，而我则鬼使神差地跟在他后面，脑中一片空白。很快，我们俩从容地爬上梯子，站到了靠近山墙的高处。两人立在绞架的顶上，我是受害者，他是刽子手。我茫然而细心地观察四周，一时竟看不出事物之间的差别；每个角落都一成不变，而且何其相似。我紧随在警长身后，听见他又在嘀咕那句话：
“天气倒还不错。”他说。
他的话飘在空中，飘到了门外，别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温润感，仿佛舌头上镶了一圈毛边，那些字眼就好比一串泡泡，轻飘飘的，又或者，像是极细小的东西由蓟花的冠毛托着，悠悠地传到我耳边。我走到木栏杆前，两手重重地搭在上面，只觉清风徐来，吹动着手背的汗毛。我心想，高空中的微风果然和拂过脸部的微风不一样：这里的空气更新鲜，也更脱俗，离天堂比较近，受地面的影响比较少。身在此处，感觉每天都一样，冷冽、安详，一条风环隔开了天上人间，浩瀚的宇宙周行不止，神秘莫测。在这暴风骤雨的秋日，星期一，没有纷乱的树叶掠过脸庞，没有蜜蜂在大风里飞舞。我不禁哀叹了一声。
“果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啊。”我低语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样的怪话，而且说出的每个字都极轻柔，仿佛不带一丝气息。警长正在我身后整理绞索，可声音却像是来自大厅的远处。然后，就听他轻声对我说，仿佛隔着无底的深渊：
“我听说有这么个人，”他说，“坐气球到高空观察气象。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就是不怎么爱看书。他们不停放绳子，直到他完全消失了踪影，连望远镜都看不见。然后，为保证第一流的观察，他们又放出十英里长的绳子。等到了观察的时限，再把气球拽下来，一瞧，篮筐里的人不见了。后来到处找，也没找到尸体，更别说活人。”
听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昂头站着，两只手仍搭在木栏杆上。
“不过，他们倒挺聪明，两星期后又把气球放上了天。这回拽下气球，再一瞧，那人竟然就坐在篮筐里，而且据说毫发无损。”
这时，我又发出了一点声音。我能听到自己在说话，就像在公众集会上，你既是主讲人，又是旁观者。警长的话我全听见了，也全听懂了，却毫无意义，正如耳边这些经久不息的清晰的声音——远处水鸟的鸣叫，微风吹来的瑟瑟声，水落山崖的轰鸣声。很快，我将堕入尘土，追随逝去的人们，然后，或将脱胎换骨，破土而出，忘却人世间所有的烦恼。也许会变成四月里凉爽的风，江上汹涌的波涛，又或者融入那亘古而完美的青山，据守在湛蓝的天际，留存在人们的心底。也许会变成比较小的东西，譬如在昏黄而令人窒息的一天，变成草丛里的一点动静，变成偶尔出来觅食的动物。甚至在区别晨夕的不同当中，在白昼已经完满而成熟的声色与气味中，都可能有我永恒的存在。
“于是，大家就问他去了哪儿，遇到了什么情况，可他却三缄其口，只是像安迪·加拉那样狂笑，然后回家闭门不出，让他母亲对外说，他不在家，不见客，谢绝一切宴请。这让当地人很恼火，情绪一度高涨到了失控的地步。于是，他们私下开了一次会，除了那家伙，其他人都到了。会议决定，第二天大家都带上猎枪，闯进那人家里，把他绑起来，拿烧烫的火钳吓唬他，要他老实交代，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瞧这社会秩序，多好啊。这是对民主自治的无情控诉，是对地方自治[46]的绝妙注解。”
又或者，我会投入水中，漂流到远方，融合太阳、光线和未知的水分，变成异乎寻常的东西。大千世界有各种液体和水汽，存在于各自永恒的时间里，无人察觉，无人了解，只在其本原而莫测的神秘中才有意义，只在其盲目而无情的浩瀚中合乎情理，只在其实在的抽象中变得无懈可击。说起这种事物的内在特性，我的一生也许正是它最精华的核心。也许，我属于一座孤独的堤岸，又或者就是那绝望的怒涛。
“可哪知道，当天夜里下起了暴雨，风呼啦呼啦地吹，把树都给吹倒了。马路上到处是折断的枝条，块根作物被吹得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一群壮汉跑到那人家里，往床上一瞧，竟然是空的。打那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人的影子，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穿着衣服的还是光着身子的。于是，一伙人又回到放气球的地方，发现风早把气球吹上了天，吹到云层里，看都看不见，轱辘上就剩一条缆绳在晃荡着。于是那些人扯住绳子，扯了八英里长，放下篮筐一瞧，又是空的。大伙都说，那人坐气球上了天，再没下来过，可这终究是个不解之谜。那人名叫奎格利，据说是弗马纳[47]人。”
警长的这些话是从各个方向传来的，因为他一直在忙活，忽左忽右，忽而又爬到梯子的高处，去固定绞架顶上的吊索。他的存在似乎主宰了我身后的半个世界——他的声响、他的动作——充斥了最最遥远的角落。而我面前的那半个世界，则被赋予了或明晰或圆润的轮廓，而这恰好与其性质相符。身后的半个世界黑暗、邪恶，空无一物，只剩那居心叵测的警察正在耐心、礼貌地安排着我的死亡。此刻，他的工作即将结束；我眺望前方，发现视力正在衰退，远处几乎看不清楚，近处也已变得模糊。
我没什么可说的。
不行。
只能建议你勇敢面对，然后听天由命。
这倒不难，因为我现在就很虚弱，没有人扶着，连站都站不起来。
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谁都讨厌当众大吵大闹。这会让别人很难堪。人之将死，如果还能顾及他人的感受，那表明他有很高贵的情操，值得所有人敬佩。正如一位著名的诗人所言，“便是托斯卡纳的士兵都不禁为他欢呼”[48]。更何况，视死如归本就是最勇猛的反抗。
我跟你说过，我已经没力气当众吵闹。
很好。那我们就不说了。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响起叽叽嘎嘎的声音，估计是警长憋红了脸吊在绞索上，在半空里来回晃荡，想要测试绳子是否牢固。然后，就听靴子哐当一声，他又回到了木台上。如果一条绳子能承受他的体重，那么，我也就绝无逃脱的可能。
我很快就要离开你，这你应该知道吧？
通常就是这么安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