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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珈一家的命运
当K第一次与奥尔珈见面时，就对她产生了好感，那是奥尔珈身上温柔、质朴、自然的气质给他带来的舒适感。在K挽着奥尔珈的手臂去赫伦霍夫旅馆的路上，K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她身上，尽管竭力地抗拒着奥尔珈体内源源不断传达给他的愉快和甜蜜，这种感觉却滞留不去。
从后来弗丽达的嫉妒来看，K对奥尔珈所抱有的朦胧的情感并非缺乏心理上的基础，只不过在当时，他几乎没有余力去体味、感受这一切，K之所以将奥尔珈一家视为“村里心眼最好的人”，除了巴纳巴斯或奥尔珈那张亲切的脸庞所起的作用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奥尔珈一家正在遭受的噩运与K自己的尴尬处境形成了某种亲和力。
奥尔珈的父亲在城堡中也算得上一个小官员，他是救火会的第三把手，而且还救过他的上司格拉特的命。因此，他们一家与城堡当局的关系要比村里的普通人亲近得多。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堡当局决定在村子里举行一个救火仪式的庆典，奥尔珈一家欣喜若狂，既然他们将自己视为城堡的“远亲”，那么，城堡的节日也是他们自己的节日，赠送救火车的庆典是卡夫卡在《城堡》中描述的唯一的娱乐活动（不管从什么方面来看，娱乐或庆典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延续）。阿玛丽亚和奥尔珈穿上节日的漂亮衣服，沉浸在庆典的喜庆气氛中，仿佛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正在她们头上降临的悲惨命运。
命运的无常，或突然性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曾一再出现。它是一头随心所欲的怪兽，随时准备从暗处跃出，给它的猎物以致命的一击。在《审判》中，警察的出现带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而在《城堡》中，作者多少赋予这种命运以合理的逻辑性。
当城堡大官员索尔蒂尼那看似威严、实质邪淫的目光落到了阿玛丽亚，这个穿着花边裙子，稚气未脱的少女身上时，奥尔珈、阿玛丽亚、他们的父亲的反应是令人震惊的。索尔蒂尼贪婪的目光一旦投射到阿玛丽亚身上，就怔住了，然后“跳过车来挨近她”，而阿玛丽亚居然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与他父亲的年龄一样大的老人。奥尔珈感受到的似乎只有嫉妒。而她们的父亲显得更为荒唐，竟然立即猜出了索尔蒂尼的意图，并领着他的两个女儿迎上前去，供索尔蒂尼挑选（他的疑问在于：他不知道索尔蒂尼看上的是哪一位女儿）。在这里，卡夫卡的反讽带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残酷性，它突然给我们腾开了另一个空间，使人足以看清城堡统辖下居民生存状况的本相。也就是说，居民的荣耀（假如他们还有荣耀的话）只能是城堡的意志。
奥尔珈的父亲将两个女儿带到索尔蒂尼的面前，后者只是恼怒地挥手将他们赶开。这并不是说索尔蒂尼突然收敛了自己的淫欲，而是因为奥尔珈的父亲“没有很好地领会他的意图”，并违反了城堡在对待这类事情时应有的程序——城堡从不巧取豪夺。第二天清晨，索尔蒂尼派人给阿玛丽亚送来了一封“情书”。
关于这封“情书”的内容，小说未作正面描述。而阿玛丽亚出人意料地将它撕得粉碎，只是一时的孩子气。又是孩子气！在城堡疏而不漏的权力网络的淫威之下，人们的自由意志、情感，甚至记忆本身都被滤除殆尽，而惟有“孩子气”成了城堡在行使权力时遇到的最大障碍（弗丽达和K的孩子气曾一度使城堡方面伤透了脑筋）。
因为这封信写得十分下流，阿玛丽亚甚至没有勇气再读第二遍。在这封信的末尾，索尔蒂尼这样写道：
你得马上来，要不然，我就……
假如不是“孩子气”发挥的作用，阿玛丽亚很可能像弗丽达或老板娘一样就范。在城堡非存在的废墟上，惟有这种一时冲动的孩子气或不成熟、任性具有隐隐的活力，反过来说，它也足以使我们了解城堡废墟的深度，广度以其基本性质，甚至是奥尔珈也这样向K表白：“至于我，我坦白地承认，要是我得到了那么一封信，我准要去了。”
惩罚开始了。惩罚的方式显然是《审判》的进一步深化。假如说惩罚的前提条件是罪行的指控。那么，罪愆是空缺的。与《审判》不同的是，城堡并没有将奥尔珈一家送上法庭的意思，也没有公布他们的任何罪状，“就像这件事被忘了一样”。律师们提出的意见也仅仅局限于蔑视索尔蒂尼的信，侮辱他的信使，一切都作了轻描淡写的处理。正如罪行不能由城堡当局明文宣布，而应由当事人自己去寻找一样，惩罚也不是由权力机构直接执行，除掉一株毒草的方法通常有两种：将它连根拔去，或令其自行枯萎。
奥尔珈一家并未遭到任何形式的流放、关押或杀戮（这往往是古老的庄园主对待犯了过失的奴隶所采取的方式），甚至，恐惧因为缺乏对象而变得空洞。那么，事实上的惩罚是通过什么方式降临的呢？
奥尔珈的父亲，一个有名的修鞋匠，在“阿玛丽亚事件”之后，开始为失去亲友、邻居而惶惶不安。最亲密的朋友也已远离了他们，连平时走路慢条斯理的雷斯曼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就像是一个逃犯似的，以至于奥尔珈的父亲推开身边的人徒劳地去追赶他——这一细节中的滑稽成分使我们立刻想起了《审判》中的K在通往法院的道路上飞奔时的情景。父亲的修鞋店荒芜了。顾客们争着上门注销了合同，偿付了欠款，总之，村子里所有的人尽一切可能与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划清了界限，甚至连救火会也要求奥尔珈的父亲辞职，并收回了他过去获得的所有荣誉和证书，“谁也没有办法拯救这个家庭的急骤坠落，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局面”。在这里，我们将不无悲伤地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可以看成是卡夫卡小说的一次社会实践。
至少在奥尔珈的父亲看来，上述情形还远远算不上是一种惩罚，只不过是惩罚的前奏和序幕，他并未失去最后的信心。他的希望和等待的根由，在于一个“决定性的通知”。在此，卡夫卡揭示了这样一个心理学上的逻辑，一个自以为深陷罪愆之中的人为了得到宽恕，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有罪。寻求宽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寻求并证明罪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背后，所有的动机都指向一个中心：重返体制化。
正如上文所谈到的，一个在体制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本身即是体制的一个部分。一旦他（她）被排斥在体制之外，恐惧与焦虑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犯了过失的儿童在面临皮肉之苦和逐出家庭之外两种选择时，他是不会犹豫的。放逐的命运对一个儿童来说毫无疑问是不堪承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尔珈一家的罪过有些类似于“原罪”。由于一个偶然的过失，人类遭受到了巨大的，超越他们承受力的惩罚，被逐出了伊甸园。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来看，人类从此之后的一切挣扎既是一种赎罪行为，又是重返伊甸园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末日审判既未来临，人类也就回不去。对于奥尔珈一家来说，“决定性的通知”被送达之前，重返体制，最后的宽恕也就遥不可及。
因此，奥尔珈的父亲对于实际降临的惩罚视而不见，其背后的心理动因是寻求一个更轻的惩罚。也就是说，城堡方面悬搁惩罚和审判的后果——整个家庭在无形的压力下自行瓦解，灵魂自行除灭、枯萎，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应承受的范围。换句话说，城堡的不惩罚实际上就是最为严厉的惩罚。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奥尔珈一家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在这种压力下所出现的心理和行为变形就相对比较容易加以解释了。既然“寻求罪过”这一进程取消了生存的一切其他内容，它也必然会占据家庭每一个成员的意识核心，从这个家庭的坠落的过程来看，在城堡的国度里，除了政治生活没有其他生活，除了政治意识没有其他意识，就连“洗刷罪名，寻求宽恕”本身也成了彻底沦为政治牺牲品的最可靠的途径。
奥尔珈是这个家庭中相对比较清醒的成员。“阿玛丽亚事件”之后，她逐渐看清了自己在城堡中存在的基本方位和未来的命运：“我是一个侍从们肆意蹂躏的玩物。”她既是一个观望者，又是一个见证人，同时还是一个清醒的苦难的承受者。在她的眼中，父亲为洗刷自己的罪过而付出的心血以及巴纳巴斯为了找到克拉姆以便挽救这个家庭的努力都是可笑的，没有意义的。她不抱什么希望，也无所谓绝望。她在苦熬，而苦熬或忍受恰恰是在城堡的黑暗中唯一合乎理性的道路。
不要失望，甚至对你并不感到失望这一点也不要失望，恰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的时候，新的力量来临，给你以支助，而这正表明你是活着的。
在奥尔珈身上，我们至少部分地看到了卡夫卡本人的信念，而她的冷静、坚韧在城堡的阴影中尤其显得光彩照人。
阿玛丽亚所受到的磨难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她自己的“罪过”。她撕毁了索尔蒂尼的信，侮辱了他的信使；其次，因为她的原因，整个家庭陷入了无法解脱的命运的深渊，再次，因为她的孩子气和轻率，她葬送了自己的“爱情”。因此，阿玛丽亚的罪孽感既指向城堡当局，又指向她的家庭，甚至还有她本人。这位柔弱、活泼的少女的性格变得乖戾，心如死灰也就顺理成章了。
奥尔珈的弟弟巴纳巴斯主动承担了拯救这个家庭的全部使命，但他的挣扎和抗争只不过是使自己变得更像一个“祭品”而已。和土地测量员K一样，他的努力一开始就偏离了轨道，获得宽恕这样一个使命很快演变成了“谁是克拉姆？”的难题。
而且，由于K的介入，《城堡》的喜剧色彩再次被推向令人战栗的极致：巴纳巴斯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K的身上，因为K的到来，他获得了在K和克拉姆之间传送信件的差使，通过送信和K的帮助，他希望与克拉姆建立联系最终拯救自己的家庭。反过来，K同样希望依赖巴纳巴斯与城堡方面的“特殊关系”，而见到真正的克拉姆。
K和巴纳巴斯彼此都是各自的希望所在，他们互相纠缠，互相折磨，而城堡却始终在他们视线上方远远矗立，岿然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