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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蒂华纳回来的路又臭又长，是加州境内几条最乏味的道路之一。蒂华纳什么都没有，那儿的人就要钱。小孩凑近你的车，瞪着一双可怜巴巴的大眼睛望着你说，“请赏个子儿吧，先生”，接下来就要把他的姐妹兜售给你。蒂华纳不是墨西哥。边城只是边城，此外什么都不是；就好像海滨只是海滨，此外什么都不是一样。圣地亚哥是什么？世界上最美丽的港口之一，城里一无所有，除了海军，外加几条渔船。到了夜晚，那是个仙境一样的地方。涛声轻柔，好像老妪在低吟圣歌。但是马洛得赶快回家，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往北开的路非常单调乏味，好像一首船夫号子。你穿过一个镇子，下一道山坡，沿海滨走一程；再穿过一个镇子，再下一道山坡，沿海滨再走一程。
两点钟我到了家，他们坐在一辆深色轿车里等着我。车上没有警察标识，没有红灯，只有双天线，而这天线其他车辆也可能装。他们从车里钻出来朝我吼叫时，我已经上了几级台阶。两个平常人穿着平常的套装，动作流露出一贯的冷漠闲散，好像这个世界正屏气止息，静候他们吩咐差遣似的。
“你叫马洛？我们有话跟你说。”
他在我面前亮了一下证件。我什么都没看清，说他是防治虫害中心的也未尝不可。他的发色是一种暗淡的金色，一脸难对付的模样。他的同伴是个高个子，干净利落，眉目俊俏，不过一脸不折不扣的奸相，一个喝过墨水的恶棍。他们长着窥视和等待的眼睛，耐心且谨慎，冷漠而轻蔑，是警察才有的眼睛。这样的眼睛，站在警察学校毕业游行的队伍里时，他们就已经拥有了。
“格林警官，凶案组的。这位是戴顿警探。”
我走上去，打开门。你是不会跟都市警察握手的。那种亲近太过了。
他们坐在客厅里。我打开窗户，和风轻拂。格林开口了。
“名叫特里·伦诺克斯的家伙，认识他吧，嗯？”
“我们偶尔一起喝杯酒。他住在恩西诺，和有钱人结了婚。我从未去过他家。”
“偶尔，”格林说，“指多久？”
“那是一种含糊的说法。我就是那个意思。可能一个星期，也可能两个月。”
“见过他老婆吗？”
“只匆匆见过一次，还是在他们结婚之前。”
“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在哪里？”
我从沙发旁的茶几上拿起烟斗，填上烟丝。格林凑近我。高个子年轻人坐得远些，手中的圆珠笔停在一本红边便笺本上。
“现在该我问：‘这都怎么回事？’而你们却说：‘是我们提问题。’”
“所以你就只管回答问题，嗯？”
我开始点烟斗。烟丝太湿，花了一番工夫才点着，用了三根火柴。
“我有时间，”格林说，“不过我已经在外面等了你很久，所以紧着点，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我们不是来这儿找乐子的。”
“让我想想，”我说，“我们常去维克托酒吧，比较少去绿灯笼和牛与熊——就是日落大道尽头那家想要装出英国旅馆味道的——”
“别拖时间。”
“谁死了？”我问。
戴顿警探开口了。他有着“别跟我打哈哈”那种严厉而沉稳的声音。“请回答问题，马洛。我们在做例行调查。你不需要知道其他事情。”
也许是我太累又太敏感。也许是我有些心虚。这人我甚至不用认识就能心生讨厌。哪怕只是隔着整个餐厅的人瞥见他，都忍不住想把他的门牙打得瘪进去。
“行啦，伙计，”我说，“把这废话留给少年犯罪部门吧，连他们都会笑掉大牙的。”
格林笑起来。戴顿的表情一点没变，但骤然间，他看上去老了十岁，坏了二十倍。他鼻翼扇出轻微的呼呼声。
“戴顿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格林说，“你别跟他打哈哈。”
我慢慢起身，走向书柜，取下一册加州刑事法典，递给戴顿。
“你介不介意为我找出那个段落，说明我必须回答问题？”
他一动不动。他想猛揍我一顿，我们俩都心知肚明。但他得找个机会。可见要是他违反规章制度，他不确定格林会不会替他搪塞过去。
他说：“每个公民都必须与警察合作。不论在哪方面，甚至以实际行动配合，尤其是回答任何与犯罪行为有关的问题，只要警察认为有必要知道。”他的口气表明这是无可置疑的、明摆着的事情。
“那种结果，”我说，“多半是动用直接或间接的威吓手段达到的。法律上不存在这种义务。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谁也不必告诉警察任何事情。”
“噢，闭嘴，”格林不耐烦地说，“你想躲避，你心里清楚。坐下。伦诺克斯的老婆在他们位于恩西诺的府邸的客宅里被谋杀了。伦诺克斯逃走了。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他。我们在搜寻凶杀嫌疑人。满意了吧？”
我把刑事法典扔进一把椅子，坐回茶几旁边的沙发上，和格林面对面。“为什么找上我？”我问道，“我从来没去过那地方。我告诉过你。”
格林拍着大腿，手起来落下，起来落下。他无声地朝我咧了咧嘴。戴顿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眼神像是要吃掉我。
“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他在房间里的一个便笺本上写下了你的电话号码，”格林说，“那是个印有日期的本子，昨天的被撕掉了，但能从今天那页纸上看到印迹。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的，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什么时候、为什么走的。我们当然得查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