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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傅常</b>:生于四川省潼南县。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参谋长,为刘湘的重要幕僚。
<b>乔毅夫</b>: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的驻省外代表及重要幕僚。
<b>张斯可</b>:原名张再,斯可是字,生于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刘湘的重要幕僚和驻外代表。
<b>钟体乾</b>: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刘湘的重要幕僚,刘湘出川后,由他代行川康绥靖主任一职。
<b>邓汉祥</b>:字鸣阶,生于贵州盘县。曾是刘湘帐下必不可少的重要谋士,刘湘出川后,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由他代行。不过刘湘对他采用了“疑而重用”的态度,是五个核心谋臣中唯一受到监视的人。
<b>宋哲元</b>:字明轩,生于山东乐陵市。原西北军宿将,第二十九军的领导者,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b>张群</b>:生于四川省华阳县。新政学系中仅次于杨永泰的核心人物。入川前,历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军委会秘书长,擅长外交谈判和政治斡旋。
<b>顾祝同</b>:字墨三,生于江苏省涟水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步科,为人通达,关心士卒,有军中圣人之誉。
<b>王缵绪</b>: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刘湘的部将,曾受到刘湘的怀疑和监视。刘湘死后,他积极进行活动,一心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
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给刘湘推荐了一位救火队长。
不是别人,正是陈诚。
刘湘对陈诚不仅久有戒心,还向无好感。但这个时候前线新败,一片纷乱,自己又鞭长莫及,确实希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帮他收拾整理。
在赴武汉治病之前,刘湘曾寄望于设在芜湖的第七战区长官部代劳。可惜被他派去组织长官部的人实在太过窝囊,见广德丢失,日军又在继续推进,一时丧魂落魄,连芜湖也不敢待,就坐船跑去了武汉,被外界笑话成“刘长官病了,长官部也病了”。
刘湘的手下逃到武汉,陈诚却始终坐镇芜湖,为将胆略一看便知。在这种情况下,刘湘只得同意陈诚出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以便先将川军从险境中捞出来要紧。
陈诚做事雷厉风行,上任后即审时度势,撤销了合围泗安的命令,并以刘兆藜第146师为后卫掩护,将川军全部撤往淮南。
脱离危险之后,他亲自主持会议,对参战将领逐个进行奖惩。
郭勋祺、刘兆藜自然是记功升职,就连田冠五,因在奉刘湘之命合围泗安时作战勇猛,也得到了“记名师长,遇缺先升”的嘉奖。
有奖必有罚。潘文华首当其冲,以“作战不力”被停职,第147师师长杨国桢、在广德失守上负有责任的刘汝斋等人都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
陈诚赏罚令一出,在川军中大得人心。
大部分川军军官跟着刘湘排斥“外来势力”,说一千道一万,不过是攀龙附凤,借以求个好前程罢了。现在好了,只要你肯在战场上出力流血,就能往上升,反之则降,对于职业军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受欢迎的了。
对此最感不安的自然非刘湘莫属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对川军的掌握和维系将越来越弱。
事实也是如此,在撤到淮南后,第二十三集团军就接受了江防和阻击芜湖之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授予人并非他刘湘。
与刘湘一样沮丧的尚大有人在,比如北方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
邓锡侯和孙震的军队长期驻扎于曾经“三不管”的成都,军纪原本就不好,出川抗战后,因一边想着“打日本,要纪律好”,一边以为可得到充裕补给,所以沿途行军时比较自觉,也很注意维护川军的形象。
川军在北方没有配属兵站,第二战区便给邓锡侯发放了一笔兵站费,另外还有一批胶轮车和大车,成为他在粮草不继时的心理依赖。
可是后来川军奉命从晋南山地撤往晋西,途中行军匆忙,兵荒马乱,军需“怀款潜逃”,溜掉了,而用于运送粮草的车辆也难免损失不少,问题就开始慢慢暴露出来了。
从晋南到晋西,中间长途跋涉,需徒步行军达一周有余,对官兵们的体力提出了极大考验。别的东西尚能姑且忍受,比如没有棉衣穿,咬咬牙、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唯独奔波一天,无粮入口很要命。有一个团级军官事后追忆说:“我在转移途中硬是饿得住,曾经抢购了三块冷豆腐吃,后来却连冷豆腐都没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餐饿得慌。在连餐不得食,口袋里又没钱的情况下,官兵们看到有吃的眼睛就发绿,军纪已经完全谈不上了。
直到抵达洪洞县,得以收容整理,秩序才算初步稳定下来,邓锡侯也想要振奋一下士气。
按川军规矩,打仗都要发“作战费”,实际上相当于给各部队发奖金。邓锡侯向来信奉财散人聚,兵站费报了“阵亡”,他便又设法把军部的一点费用挤出来,当成“作战费”发给师长,再由师长逐级分予下面的团营连长。
不发还好,一发就打起架来。因为“作战费”系按编制人数发放,作战后编制不满,就会产生所谓的“吃空缺”现象,师长拿了足额的钱,给旅长的却大打折扣,旅长当然不满,于是有脾气火爆一些的就会当面去向师长讨要。
师部与军部同在一个大院,这些师旅长吵架时连邓锡侯、孙震也不避,且全是大嗓门,搞得声震屋瓦、鸡犬不宁。
养儿不要金银,只要触景生情。邓锡侯想不到自己如此够意思,下级们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回报他,气得待在屋子里不愿出来,只让参谋长出去劝解拦架。
让邓锡侯最为郁闷的,倒还不是这个,而是一直不受顶头上司阎锡山的待见。
“阎老西”好像出了娘胎就没受过苦一样,在先后丢失晋北、晋东、太原后,他不怪自己嫡系的“老晋军”不管用,却恨蒋介石给他派来的非晋军不给力。
在这些增援山西的非晋军里面,川军最弱,阎锡山便一股脑地把所有责任,包括晋北之失、晋东之败,乃至于太原的不守而溃,都给扣到了川军头上。三天两头拿川军开涮,猛刮邓锡侯和孙震的鼻子,今天一个电责川军“作战不力”,明天一个电骂川军“军纪太坏”,整个把川军当成了二战区的坏典型。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想当初川军刚到西安时,是谁催着求着让尽速增援山西的?一眨眼的工夫,救星就沦落成了灾星,听阎老西那口气,好像山西抗战,还是因为有了川军才崩溃下来的。
邓、孙咽不下这口气,看来不打个胜仗什么的,在山西是难以立足了。
要打胜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当时太原已被日军占据,川军本身又是这种状况,双方强弱分明,哪有多少便宜可占。
其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正驻节临汾,邓锡侯决定去谒见卫立煌,以便不测时还可得其相助。
主意已定,邓、孙带上几个高级幕僚,坐压道车到达临汾车站。临汾车站离卫立煌总部尚有几里路程,邓锡侯在南盘遇险时又摔伤了大腿,至今尚未痊愈,无法行走。最后还是央请一位赶着牛车入城的老农,将邓锡侯扶上牛车,其他人则随侍车后,亦步亦趋,其凄惶可怜之状,犹如是戏剧“重耳逃国”的现实版本
在与卫立煌接洽,得到保证后,邓锡侯才派王铭章率一个师四处搜索侦察,结果发现平遥虽被日军占据,但敌人数量很少,于是乘势杀入,之后给阎锡山发去电报:“经过激战,收复平遥。”
本以为不说提高地位,多少也会夸上两句,孰料阎锡山对他们的态度仍是老样子,丝毫未变。
费了半天劲,敢情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邓锡侯想不通阎锡山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自己: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难道你只会用它来翻白眼?
再检点军队,自参加娘子关战役以来,川军伤亡及失踪人员已达三千余人,大部分师旅损失都在三分之一以上。
邓锡侯越点越伤心,越点越生气。后来他在召集连以上军官训话时说:“阎锡山说我们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武器不好,我承认,是事实,可那是你不肯给我们配备新武器啊!作战不力,就不是事实,我集团军官兵伤亡了三千多人,连我本人在南盘村都几乎送命,还能说作战不力吗?请问,究竟要怎么个出力才算有力?他这是对川军的污蔑!”
万箭穿心,习惯就好,邓锡侯常常觉得万箭穿心,可他总是难以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