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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晏阳初</b>：生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他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在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
<b>康泽</b>：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复兴社创始人兼头目之一，时任“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b>杨永泰</b>：生于广东省茂名市。蒋介石首席智囊，新政学系巨擘。
<b>张澜</b>：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在四川朝野拥有较高声望。
<b>傅常</b>：生于四川省潼南县。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参谋长，为刘湘的重要幕僚。
<b>乔毅夫</b>：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的驻省外代表及重要幕僚。
<b>熊式辉</b>：生于江西省安义县。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班，系新政学系三巨头之一。
<b>陈济棠</b>：客家人，曾长时间主政广东，有“南天王”之称，为两广事变的主要发起人。
<b>贺国光</b>：生于湖北省蒲圻市。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先后任“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b>冯玉祥</b>：字焕章，生于安徽巢县。西北军的创始人。
时间推回到1935年2月10日，刘湘在重庆正式成立四川省政府。
在此之前，刘湘通过组织土城、叙永二战，成功地将中央红军阻于四川境外，个人威信也迅速回升。
省府一成立，刘湘马上通电川中各大诸侯，要他们立即交出防区，以“赞助四川统一”。至于防区部队的军饷，改由刘湘发放，不足之数，再由南京政府拨给。
这是以蒋介石的宝剑在号令群雄，也就是所谓的“挟天下以令诸侯”。三天之后，邓锡侯识时务者为俊杰，首先复电赞成，其他诸侯见搪不过去，也只得陆续跟进，先后将防区全部交出。
虽然收回了防区，但因防区的县长、征收局长系由原诸侯委用，所以仍有藕断丝连之虞。刘湘一不作二不休，以“川政统一”为号召，引入互调方式，即将甲防区的公务员调到乙防区，乙防区调到丙防区，使其逐渐脱离旧的附庸关系。
对防区公务员，刘湘也不全部留用，而是秉持用人公开的原则，在省府内设置公务员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这一独立机构进行资历审查，有真材实料的才颁发聘用证书，不合格的一律淘汰。
这是刘湘在川政中使用最妙的手法之一。防区时代，诸侯们任用官员，或者漫不经心，或者用人唯亲，那些县长和征收局长，往往不是家族子弟，便是裙带关系，再不然也是保荐的亲信，导致巴蜀大地贪污横行、民不聊生，刘湘这一刀，可算是砍中了七寸。
当然接下来还有难题。
需要解决的难题，仍然是人。
一方面空出来的岗位需要新手接替，否则不敷使用，另一方面争相举荐的各种关系户也纷至沓来，刘湘应付起来颇感头疼，于是他决定将“新政”继续推向深入，以此揭开了“七训”的序幕。
“七训”中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开办县训、财训，具体来说就是筹办县政人员、财政人员训练班，对社会青年实行公开招收，集中训练，以此广纳人才。
接着刘湘又将全川划分为十八个督察专员区，以督察专员来分区监督各县政务。
统一四川，结束为祸甚烈的防区制，是刘湘一生中最为川人称道的业绩之一。从此四川不仅告别诸侯混战，而且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逐渐走向规范有序。
在防区时代，由各个诸侯自行征收田赋，这些人拨到碗里就是菜，征一年田赋不多见，大多要征到六七年至八九年，也就是把几年后的田赋都给提前预支了。冬瓜田颂尧因为地少兵多，竟然已预征到了30年以后。
刘湘改为一年四征，尽管田赋总额仍大大高于前清，但总算把野马脖子上的缰绳给拉住了。
防区时代的另一大弊端是关卡林立，诸侯们拿商民当唐僧肉，想割就割，想割几块就割几块，这些都被刘湘采取的一税制所替代。
至此，刘湘在川中的声誉达到了顶点。
人心情一好，谈什么都有兴致。有一天，刘湘主动跟谋士邓汉祥摆起龙门阵，聊起了三国。
聊的还是煮酒论英雄那段，曹操拍着刘备的肩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刘湘兴高采烈地说：“现在就四川而言，讲句不客气的话，还就我和幺叔这二刘可称英雄了。”
虽然刘湘早就以现代刘备自许，但在外人面前，他从来都保持着谦卑和低调，极少讲“不客气的话”。而他这人一旦不谦虚，就表明心情特别愉悦，将对着真人吐真言了。
二刘孰优孰劣，刘湘的分析是：“刘自乾（刘文辉的字）感觉敏锐，遇事可以立刻决定办法，缺点是容易动摇，不能贯彻到底。”
刘湘对自己的优缺点也看得很清楚：“我比他迟钝，但凡事经考虑决定后，绝不中途变更。”
生活永远是那么神秘，那么难懂，好像一本厚厚的无字金书，不过在历经磨难之后，反而会越读越有味道。隐隐然，刘湘又有了类似于重庆“新野崛起”时代的那股气势和希望。
他说：“今后我要对桑梓有所贡献，造就理想四川，必须延揽人才。”
“七训”只是培养本地人才，刘湘开始从外省引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晏阳初。
刘湘专门划出一个县作为实验区，供晏阳初等人从事农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在当时颇有影响。
就在刘湘意气飞扬之际，他的世界却忽然被外来者给搅乱了。
想当初宣布门户开放时，刘湘曾遭受到四川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许多人说他是在“引狼入室”，这使他一度颇为担心。
不过这种担心很快便被证明为多余的。
参谋团到重庆初期，给人的印象是“临时派遣”、“编制简单”、“权力不大”。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为人低调，最不喜欢抛头露面，他的身份可相当于钦差大臣，但从不以此炫耀，无论听汇报还是下指示，都以“客位”自居。
川中百姓过去见惯了滇黔军和北洋军的飞扬跋扈，觉得很是新鲜，对外来者的看法也逐渐发生改变。
1935年3月1日，蒋介石首次乘专机抵达重庆。除刘湘亲自到机场迎接外，街道两侧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手持书写标语的小旗，高呼欢迎口号，对“中央”已不是抵制，而是欢迎。
老百姓的愿望说穿了，其实非常简单，甭管你们谁称帝，谁当王，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能过上太平日子，就阿弥陀佛了。当时四川饱经战乱，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军又连吃败仗，民心为之惶惶不安。大家朝思暮想，都期冀着四川能在“中央”的扶助下，趋向稳定和好转。在这种情形下，再没什么人提“引狼入室”，对刘湘开放门户的争议也随之烟消云散。
刘湘不用为别人担心了，他需要担心的是他自己。
蒋介石初到重庆时，还比较注意克制，处处尊重刘湘，除指挥军事行动外，一般不直接插手四川的地方事务。即便军事方面双方也泾渭分明：蒋介石用行营的名义调度滇黔军及“中央军”，刘湘则通过剿总，向川军发号施令。
可是好景不长。
蒋介石在重庆的公开讲话不再客客气气，而是经常夹棒带刺，批评这个，数落那个，首先成为枪靶子的便是川军将领的排场。
川将外出，像刘从云那样乘八抬大轿，掌“天下兵马都将军”旗的固然不多，但热闹是一定的，经常是随行卫队前呼后拥，呼啦啦地跟一大群。
老蒋的批评视角倒也独特，他不是说川将不能有卫队，他说卫队不像话：小汽车门外的踏板上非要站一带枪卫兵，有什么必要？人家要伏击你，不是正好一枪一个吗，太落后了。还有，卫兵既佩手枪又背马刀，刀柄上系一红绿绸巾，以为你们还在清代？野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