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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晏阳初</b>:生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他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在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
<b>康泽</b>: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复兴社创始人兼头目之一,时任“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b>杨永泰</b>:生于广东省茂名市。蒋介石首席智囊,新政学系巨擘。
<b>张澜</b>: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在四川朝野拥有较高声望。
<b>傅常</b>:生于四川省潼南县。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参谋长,为刘湘的重要幕僚。
<b>乔毅夫</b>: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的驻省外代表及重要幕僚。
<b>熊式辉</b>:生于江西省安义县。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班,系新政学系三巨头之一。
<b>陈济棠</b>:客家人,曾长时间主政广东,有“南天王”之称,为两广事变的主要发起人。
<b>贺国光</b>:生于湖北省蒲圻市。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先后任“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b>冯玉祥</b>:字焕章,生于安徽巢县。西北军的创始人。
时间推回到1935年2月10日,刘湘在重庆正式成立四川省政府。
在此之前,刘湘通过组织土城、叙永二战,成功地将中央红军阻于四川境外,个人威信也迅速回升。
省府一成立,刘湘马上通电川中各大诸侯,要他们立即交出防区,以“赞助四川统一”。至于防区部队的军饷,改由刘湘发放,不足之数,再由南京政府拨给。
这是以蒋介石的宝剑在号令群雄,也就是所谓的“挟天下以令诸侯”。三天之后,邓锡侯识时务者为俊杰,首先复电赞成,其他诸侯见搪不过去,也只得陆续跟进,先后将防区全部交出。
虽然收回了防区,但因防区的县长、征收局长系由原诸侯委用,所以仍有藕断丝连之虞。刘湘一不作二不休,以“川政统一”为号召,引入互调方式,即将甲防区的公务员调到乙防区,乙防区调到丙防区,使其逐渐脱离旧的附庸关系。
对防区公务员,刘湘也不全部留用,而是秉持用人公开的原则,在省府内设置公务员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这一独立机构进行资历审查,有真材实料的才颁发聘用证书,不合格的一律淘汰。
这是刘湘在川政中使用最妙的手法之一。防区时代,诸侯们任用官员,或者漫不经心,或者用人唯亲,那些县长和征收局长,往往不是家族子弟,便是裙带关系,再不然也是保荐的亲信,导致巴蜀大地贪污横行、民不聊生,刘湘这一刀,可算是砍中了七寸。
当然接下来还有难题。
需要解决的难题,仍然是人。
一方面空出来的岗位需要新手接替,否则不敷使用,另一方面争相举荐的各种关系户也纷至沓来,刘湘应付起来颇感头疼,于是他决定将“新政”继续推向深入,以此揭开了“七训”的序幕。
“七训”中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开办县训、财训,具体来说就是筹办县政人员、财政人员训练班,对社会青年实行公开招收,集中训练,以此广纳人才。
接着刘湘又将全川划分为十八个督察专员区,以督察专员来分区监督各县政务。
统一四川,结束为祸甚烈的防区制,是刘湘一生中最为川人称道的业绩之一。从此四川不仅告别诸侯混战,而且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逐渐走向规范有序。
在防区时代,由各个诸侯自行征收田赋,这些人拨到碗里就是菜,征一年田赋不多见,大多要征到六七年至八九年,也就是把几年后的田赋都给提前预支了。冬瓜田颂尧因为地少兵多,竟然已预征到了30年以后。
刘湘改为一年四征,尽管田赋总额仍大大高于前清,但总算把野马脖子上的缰绳给拉住了。
防区时代的另一大弊端是关卡林立,诸侯们拿商民当唐僧肉,想割就割,想割几块就割几块,这些都被刘湘采取的一税制所替代。
至此,刘湘在川中的声誉达到了顶点。
人心情一好,谈什么都有兴致。有一天,刘湘主动跟谋士邓汉祥摆起龙门阵,聊起了三国。
聊的还是煮酒论英雄那段,曹操拍着刘备的肩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刘湘兴高采烈地说:“现在就四川而言,讲句不客气的话,还就我和幺叔这二刘可称英雄了。”
虽然刘湘早就以现代刘备自许,但在外人面前,他从来都保持着谦卑和低调,极少讲“不客气的话”。而他这人一旦不谦虚,就表明心情特别愉悦,将对着真人吐真言了。
二刘孰优孰劣,刘湘的分析是:“刘自乾(刘文辉的字)感觉敏锐,遇事可以立刻决定办法,缺点是容易动摇,不能贯彻到底。”
刘湘对自己的优缺点也看得很清楚:“我比他迟钝,但凡事经考虑决定后,绝不中途变更。”
生活永远是那么神秘,那么难懂,好像一本厚厚的无字金书,不过在历经磨难之后,反而会越读越有味道。隐隐然,刘湘又有了类似于重庆“新野崛起”时代的那股气势和希望。
他说:“今后我要对桑梓有所贡献,造就理想四川,必须延揽人才。”
“七训”只是培养本地人才,刘湘开始从外省引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晏阳初。
刘湘专门划出一个县作为实验区,供晏阳初等人从事农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在当时颇有影响。
就在刘湘意气飞扬之际,他的世界却忽然被外来者给搅乱了。
想当初宣布门户开放时,刘湘曾遭受到四川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许多人说他是在“引狼入室”,这使他一度颇为担心。
不过这种担心很快便被证明为多余的。
参谋团到重庆初期,给人的印象是“临时派遣”、“编制简单”、“权力不大”。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为人低调,最不喜欢抛头露面,他的身份可相当于钦差大臣,但从不以此炫耀,无论听汇报还是下指示,都以“客位”自居。
川中百姓过去见惯了滇黔军和北洋军的飞扬跋扈,觉得很是新鲜,对外来者的看法也逐渐发生改变。
1935年3月1日,蒋介石首次乘专机抵达重庆。除刘湘亲自到机场迎接外,街道两侧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手持书写标语的小旗,高呼欢迎口号,对“中央”已不是抵制,而是欢迎。
老百姓的愿望说穿了,其实非常简单,甭管你们谁称帝,谁当王,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能过上太平日子,就阿弥陀佛了。当时四川饱经战乱,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军又连吃败仗,民心为之惶惶不安。大家朝思暮想,都期冀着四川能在“中央”的扶助下,趋向稳定和好转。在这种情形下,再没什么人提“引狼入室”,对刘湘开放门户的争议也随之烟消云散。
刘湘不用为别人担心了,他需要担心的是他自己。
蒋介石初到重庆时,还比较注意克制,处处尊重刘湘,除指挥军事行动外,一般不直接插手四川的地方事务。即便军事方面双方也泾渭分明:蒋介石用行营的名义调度滇黔军及“中央军”,刘湘则通过剿总,向川军发号施令。
可是好景不长。
蒋介石在重庆的公开讲话不再客客气气,而是经常夹棒带刺,批评这个,数落那个,首先成为枪靶子的便是川军将领的排场。
川将外出,像刘从云那样乘八抬大轿,掌“天下兵马都将军”旗的固然不多,但热闹是一定的,经常是随行卫队前呼后拥,呼啦啦地跟一大群。
老蒋的批评视角倒也独特,他不是说川将不能有卫队,他说卫队不像话:小汽车门外的踏板上非要站一带枪卫兵,有什么必要?人家要伏击你,不是正好一枪一个吗,太落后了。还有,卫兵既佩手枪又背马刀,刀柄上系一红绿绸巾,以为你们还在清代?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