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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刘雨卿</b>: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时任第二十六师师长。
<b>李宗鉴</b>:生于四川省大竹县。曾任杨森所属独立第三十五旅旅长,该旅后分化出来,被编为军政部直属旅。
<b>王陵基</b>:生于四川省乐山市。刘湘出川时,曾让他代行四川省保安司令一职。刘湘死后,他曾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和声望,定可继承四川省主席,但却在竞争中意外失利。
<b>王缵绪</b>: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因暗地里走复兴社的路线以及各处许愿,在四川省主席的竞争中,如愿以偿地拔得头筹,得以代理四川省主席。
<b>陈鼎勋</b>:生于四川省简阳市。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长期在邓锡侯手下任职,时任第四十五军军长。
<b>许绍宗</b>:生于河北省青县。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七军军长,代王缵绪出川抗战。
武汉会战是各部川军最为集中的一次大战役,包括第二十军在内,前后参战的具有独立完整编制的川军,总计有三个集团军、一个军、一个师、一个旅。
先介绍特殊的,那个师和那个旅。
“师”是指刘雨卿第二十六师。淞沪会战后,军长郭汝栋因患喉疾,已辞去军长一职,军部也随之撤除,第二十六师便成了一个独立师。
第二十六师负责在马当之后守湖口。这个活很悬,因为实际上,马当一失陷,湖口就很难再守了。此外,第二十六师虽补充了新兵,但武器却迟迟无法补充齐全,刘雨卿整天为无米下锅而愁眉苦脸。
直至三门火炮的到来,刘雨卿的眼睛才渐渐放出光亮。
这三门火炮是日造三八式野炮,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属于顶级武器,它们的主人是从马当败退下来的炮兵。
刘雨卿起了“坏心”,想把三门炮和炮兵都截下来,可是一问,光有炮架子,却无炮弹。再一看其他溃退人马,都只顾着逃了,手中也没有什么武器。
刘雨卿大失所望,只得奉令通知:“凡无战斗力的部队,迅速离开战场!”
一方面是部队战斗力很弱,一方面是缺乏马当要塞那样的高规格防御阵地,要想守上一阵,就是拼命加动脑子。
日军要夺取湖口,就一定要通过龙潭山公路。刘雨卿率部将公路予以破坏,设置路障和地雷,主力则布防于公路两侧的高地之上,以交叉火力对公路进行封锁。
在飞机掩护下,日军一天之内向龙潭山阵地冲锋十余次,均被第二十六师所击退,第二十六师为此也死伤枕藉,阵地上的机枪射手换了十余次。
第二十六师在淞沪战场打了那么多天,才战死了一个团长,而在当天的龙潭山之战中,就有一个团长、六个营连长阵亡,可以想见本身战斗力的削弱以及战场的激烈程度。
在正面遇阻的情况下,日军又开始采用一贯的迂回战术,悄悄地向侧翼派出骑兵,准备从龙潭山阵地后方进行包抄。
得到相关侦察情报,刘雨卿立即派出两个营隐蔽在山后,以监视和阻击日军骑兵,这时整个师部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第二十六师实际上是背水一战,因其身后就是鄱阳湖,一旦陷入包围,就只有全军覆灭,但如果现在就撤退横渡,在日军炮火的紧逼之下,同样难逃生天。
刘雨卿当机立断,决定沿用淞沪战场时的经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转守为攻,或可出奇制胜。
拂晓时分,刘雨卿派两个连分别从左右翼实施佯攻,集中全师主力从正面实施猛击。
第二十六师的主动进攻,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除对日军造成不小杀伤外,该师还缴得武士道军旗、战刀数十件。
与淞沪会战时相仿,这也是第二十六师耗尽所有气力的最后一搏。趁着日军愣神的工夫,刘雨卿指挥全师,带上伤员,用木筏横渡湖口,撤往北岸。
此时日军骑兵尚未合拢包围圈,其炮兵阵地也未来得及前移,否则的话,横渡时将受到日军炮火的严重威胁。
为了阻击紧咬于后的日军步兵,掩护大部队撤退,刘雨卿在龙潭山留了一支敢死队,共有五百人,最后生还归队者仅五十多人。
再说说“旅”。该旅编号为独立第35旅,旅长李宗鉴,任务是防过半壁山要塞。
李宗鉴独立旅原属杨森第二十军。在下川东之战中,杨森被刘湘打到四分五裂,失去了对所属部队的掌控,李宗鉴便分化了出来,自成一部,属于小诸侯中的小诸侯。后随形势所迫,又归顺“中央”,被编为军政部的直属旅。
在半壁山防守战打响之前,旅长李宗鉴告诉部下:“这一仗不单关系到部队能否继续生存,如果半壁山这道关口被日军突破,武汉、长沙也就完蛋了。我们川军原本就是在血盆里抓饭吃的,要是再当了亡国奴那就更惨了!”
李宗鉴旅武器简陋,基本上都靠大刀和手榴弹扛活,很多川造步枪上连刺刀都没有。李宗鉴判断敌情后,认为如果直接在岸边阻击,将受到日军舰炮及水上飞机的攻击,火力上根本无法抗衡,不如先隐蔽部队,将其引上山坡,再用敢死队截其尾,进行近距离肉搏。
全旅按计而行,上来就佯装败退,诱敌深入。当日军爬到半山腰时,事先隐蔽一旁的敢死队突然横冲过来,因双方离得太近,日军舰炮不敢开火,李宗鉴旅横劈竖砍,打死了三十多个日本兵。日军畏惧伤亡,未敢再继续深入。
三十多个日本兵,在第二十军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他们一次奇袭打死的日军都不止这些,可李宗鉴旅已经竭尽所能,甚至是超水平发挥。苍蝇腿也是肉,就别嫌弃了。
当然对李宗鉴和他的兄弟们而言,更重要的是,依赖这次战绩,独立旅又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了。
“小泥鳅”们想想十分可怜,他们体量既小,又早已与四川军政界切断关系,换句话说,人家有背景,他们只有背影,如果本身没有突出表现,便毫无出路。
和刘雨卿一样,李宗鉴不求有功,他们拼死作战,除了不想当亡国奴外,就是要为自己的部队争取生存下来的最后一线机会。
蒋介石治军的方法和态度是,对嫡系“中央军”和地方军中的“小泥鳅”都特别严格。吃了败仗,“小泥鳅”有可能或被削除编制,或遭遇合并,而“中央军”中的负责将领更要因过而受责,如果恰好你还是黄埔生,那就更惨了,蒋校长的军棍很少会留有余地。马当失守后,“中央军”里既有遭到处决的少将师长,也有革职退役(注意,不是革职留任)的中将军长,没有任何借口可说。
相反,对于集团军以上的“大块头”们,就要宽松得多。不是蒋介石故意要有所区别,说到底,还是背景的原因,惹不起,动不得啊。
蒋介石在遭四川军政集体抵制后,改变手法,不仅置换了川康绥靖公署人选,还将这一策略由政界延伸到军界,宣布要成立第二十九集团军,一方面“以川制川”,另一方面弥补前方越来越紧缺的兵力空额。
对蒋介石的命令和计划,留川诸将大多想都不想、看也不看,就会群起抵制,唯有这一条,他们几乎是全票通过,举双手双脚赞成。
成立集团军,就意味着多出了很多把交椅,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旅长、团长……大家都有机会往上升了。
职场上的常见现象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都想赶快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在蒋介石放出风后,四川军界便没人再顾得上“外争”,全都投入“内斗”,以便争夺这些其实还尚未出现的交椅。
争斗最剧烈的,自非集团军总司令莫属,不过有资格参与竞争的人也最少,一共就俩,除了王陵基就是王缵绪。而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王陵基又要胜过王缵绪。
先谈资历。王陵基在速成学堂任职时,因当时年纪轻、资望浅,无法担任正职教官,实际只是一名副官。但纵然如此,名分在那里,凡速成系的,包括王缵绪自己,名义上还是王陵基的学生,见了面都得恭恭敬敬叫一声“王老师”,连刘湘也不例外,而且为了显示尊师重教的“仁厚”形象,他比别人叫得更多更甜。
王缵绪当着面不得不跟着做样子,背后却说:“王老方不过是个副官嘛,什么老师,他不配!刘甫澄做得那么肉麻,这就是他的虚伪。”
不服气没问题,可人家就是比你老,这是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