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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发表于1868年11月17日的《费加罗报》上——原注。）
十月的一天早晨，那是在我离开巴黎的前几天，我正在吃早饭，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来到我家，他迈着罗圈腿，浑身沾满了泥巴，驼着背，两条长腿颤颤巍巍的，活像一只退了毛的鸬鹚。原来是毕克休。是的，巴黎人啊，正是你们的毕克休，是那个既冷酷又迷人的毕克休，是那个善于舞文弄墨的嘲讽者，十五年来，他的抨击文章和漫画曾让你们那么欣喜若狂……嗐！不幸的人，他竟然如此贫困！他进门时，要不是做出那鬼脸，我还真认不出来他呢。
他歪着头，将手杖放在嘴里叼着，就像在吹单簧管。这位大名鼎鼎而又可怜兮兮的爱开玩笑者一直走到屋子中央，撞上了我的饭桌，他用悲伤的语气说：
“可怜可怜一个穷瞎子吧！……”
他装得太像了，我禁不住大笑起来。但他却冷冰冰地说道：“您以为我在开玩笑，看看我的眼睛吧。”
他朝我转过身，露出两只白白的眸子，但却看不到一丝目光。
“我的眼睛瞎了，亲爱的，我的余生就要瞎着过下去……这就是用硫酸盐写东西的结果。正是干这个行当才烧坏了眼睛，而且这次是彻底烧坏了，连眼睛上边都烧着了！”他边说边让我看那被灼焦的眼皮，真是连一根眼睫毛都没有了。
这真让我心绪不宁，不知对他说什么好。我的沉默大概使他感到极为不安：“您在工作吗？”
“不，毕克休，我在吃早饭。您也一起吃一点儿？”
他没有回答，但他的鼻孔在微微翕动，我清楚地看出他非常愿意和我一起吃饭。我拉住他的手，让他坐在我身边。
在给他端饭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家伙使劲地嗅着，并轻声笑道：
“这闻着真香呀。我要美美地吃一顿。我已经好长时间不吃早饭了！每天早晨花一个铜板，买一块面包，边吃边往各个部跑……因为，您知道，我现在就是到各个部去跑，这是我唯一的职业。我想弄个烟草专卖店……这有什么办法呢！家里总得有的吃吧。我画不了漫画了，也写不成文章了……向别人口述？……可这怎么行呢？……我脑子里空空如也，也编不出东西来……我的职业就是看巴黎人的鬼脸，然后去模仿，可现在却干不了这一行了……于是，我就想开一家烟草专卖店，当然不是开在繁华的林荫大道边上。我是无权得到这种恩惠的，因为我既不是舞女的母亲，也不是曾嫁给过高官的寡妇。不！我只想在外省开一家小店，在很远的某个地方，开在浮日省的某个角落里。我将有个巨大的陶瓷烟斗作招牌，我的小店就叫汉斯或泽代，就像埃克曼－夏特里昂（埃克曼－夏特里昂系法国作家艾米尔·埃克曼（1822—1899 年）和亚历山大·夏特里昂（1826—1890 年）的笔名，两位作家创作了一系列描写阿尔萨斯风情的小说。）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一样；我一边拿同代人的作品做包装烟草的锥形纸袋，一边宽慰自己别再写东西了。
“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要求并不高，对吧？……那么要达到目的，真是难上加难……然而，要说靠山嘛，我还真不缺，过去我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曾在元帅家用过膳，到王爷府上也做过客，在各个部长家也吃过饭，这些人都想请我去，就为我能逗他们开心一乐，再不然就是他们怕我。现在谁也不怕我了。嗐！我这眼睛！我这双可怜的眼睛！王府官宅也不请我了，饭桌上坐着一个瞎子该多扫兴呀……请您把面包递给我……唉！这帮强盗，为了这倒霉的烟草专卖店，他们竟让我赔上了血本。半年以来，我拿着申请书跑遍了所有的部机关。早晨，有人正给办公室点火生炉子，或在院子的沙地上为部长遛马时，我就到了部里；天黑了，直到有人送来大灯笼，厨房里已发散出香味时，我才离开……
“看来我的余生要在候见室的木箱上度过了。那些门房都认识我了，真的！在内政部，他们叫我：‘这位善良的先生！’而我呢，为了得到他们的关照，就给他们做文字游戏，或者在他们的吸墨纸角上，一笔勾画一个大胡子，逗得他们哈哈大笑……曾有过二十年辉煌成就的我竟然落到这种境地，这就是艺术家一生的结局！……真想不到在法国对我们的职业羡慕不已的孩子竟有四万之众！真想不到每天从各省开出一列火车为我们运来一群群笨蛋，他们竟热衷文学，迷恋那些印着种种流言蜚语的小册子！……啊！沉湎于幻想之中的省城，毕克休的悲惨遭遇要能给你们作为前车之鉴该多好呀！”
说到这儿，他低下头，嗅嗅菜肴，便大吃大嚼起来，一句话也不说。看他吃饭的样子，真叫人心酸。每分钟，他不是掉面包，就是掉叉子，手摸索着去拿杯子。可怜的人！他还未养成习惯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其实，对我而言，还有更可怕的事呢，您知道吗？那就是再也不能看报纸了，真得干这行才能理解这一点……有时，晚上回家时，我买一份报纸，就为了闻闻那潮乎乎的纸张的气味，嗅嗅报上的最新消息……真是好闻！可就是没人念给我听！我太太完全可以给我念，但她却不肯：她借口社会新闻栏目里有些消息让人难以承受……咳！这帮旧情妇，一旦结婚，再也找不到比她们再会假装正经的女人了。自从嫁给我之后，她竟然以为非得变得更加虔诚才好，可凡事总得有个度吧！……这不是吗，她曾想用塞莱特的圣水擦我的眼睛！还有什么圣面包、募捐、圣童、为中国孤儿捐款，谁知道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善事都要把我们淹没了……其实，给我念报不正是一件善事吗。可她就是不愿意……要是我女儿在家，她肯定会念给我听。但自从我瞎了之后，我就把她送到艺术圣母院去了，这样还可以少养一口人……
“我这女儿呀，也真是够让我操心的！她还不到九岁，但却什么病都得过。真是不幸！可她还长得特别丑！比我还丑，说得难听点……简直是个怪物！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会造孽呀……跟您讲讲我的家史，对我还是有益的。可这些事和您又有什么关系呢……算了，再给我点烧酒吧。我还得振作起来，过一会儿，我还得到教育部去，要让那儿的门房和颜悦色地待你还真不容易。他们过去都是老师。”
我给他斟了杯烧酒。他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一副动情的神态……突然，不知何种念头触动了他，他站了起来，手持酒杯，摆动他那像盲蛇一样的头，向四周环顾了一番，面露微笑，仿佛就要登台演讲。然后，就像在一个二百人参加的宴会上对众人训话那样，他用刺耳的嗓音喊道：“为艺术、为文学、为新闻干杯！”
以此为开端，他这祝酒词便一发不可收，整整讲了十分钟，这真是一篇最疯狂、最优美的即席之作，这个小丑的脑子可从未出过这么精彩的作品。
你们不妨设想一篇题为《一八六几年的文学地位》的年终专稿，它历陈我们那些所谓的文学集会，那些不痛不痒的闲扯，那些无谓的争论，那些怪诞世界的滑稽之事，这个世界宛如发出墨水臭味的厩棚，好似低矮的地狱，人们在里面相互厮打、残杀、掠夺，讲私利、谋发财胜过斤斤计较的小市民，可那里被饿死的人还是比别处的多；它尽数我们所有的可耻行为，所有的苦难；那位热衷于摇彩的T君，是位老男爵，他手捧木钵，身穿浅色外衣到王宫去讨饭；还有年内过世的人，轰轰烈烈的葬礼，千篇一律的悼词：“亲爱的亡人！可怜的心肝！”这悼词为一不幸的人所作，可活着的人竟不愿为他置购墓地；还有那些自杀者，那些变成疯子的人。这个惯于做鬼脸的天才在讲述那一切时，不但描述精辟，而且还打着手势。你们不妨对这一切作一番设想，便会对毕克休的即席之作有个概念。
祝酒词结束了，酒杯也空了，他向我询问了时间，带着一副愤世嫉俗的神态，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走了……也不知杜鲁伊（杜鲁伊（1811—1894年）：当时法国的教育部长。）的门房那天上午对他的到访如何看，但我清楚地知道在这可怕的瞎子走了之后，我这一生从未感到如此忧伤，如此心潮起伏。我的墨水瓶让我恶心，我的笔使我感到恐怖，我真想跑到远远的地方去，去看看树林，感受一些美妙的东西……多么刻骨铭心的仇恨呀！我的上帝！多么深的敌意啊！竟然要诽谤一切，败坏一切！嗐！这个倒霉蛋！……
我怒气冲冲地在房内来回踱步，觉得他在谈起自己女儿时因厌恶而发出的冷笑始终在我耳边回荡。
突然，在瞎子曾坐过的椅子旁，我感到脚下踢到了什么东西，俯身一看，认出那是他的皮包，一个闪闪发亮的大皮包，皮包的几个角都磨破了。这包从未离开过他，他还笑称这是他的毒液之袋。这个袋子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堪与吉拉尔丹先生（吉拉尔丹（1806—1881年）：当时法国报界的名人。）那蜚声报界的卡片相齐名。大家都说那袋子里有许多令人生畏的东西……这倒是个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好机会。这个旧皮包里的东西塞得太满了，掉在地上时就裂开了，所有的文件都散落在地毯上，我得一份一份地拾起来……
有一摞写在花信纸上的信，信的开头都写着：
亲爱的爸爸：
下面署名：
塞丽娜·毕克休，玛利亚之子。
还有许多治疗小儿疾病的旧药方：假膜性喉炎、痉挛、猩红热、麻疹……（可怜的小姑娘可真是一个病也躲不掉！）
最后是一个盖了封印的大信封，从里面露出两三缕金色鬈发，就像从小女孩的软帽下露出的一样，信封上写着几个颤巍巍的大字，显然是盲人写的字：
塞丽娜的秀发，剪于5月13日，她进那里的那一天。
这就是毕克休皮包里的东西。
好了，巴黎人，你们全是一路货。厌恶、讥讽、恶毒的嘲笑、残酷的玩笑，而最终的结果竟然是：
塞丽娜的秀发，剪于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