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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陪同V.大夫，重又上坡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一路察看墙壁的弹洞、人行道的枪痕，千疮百孔，探问巴黎被围困的经历。
快到星形广场时，大夫停下了脚步，指着坐落在凯旋门周围豪华的楼房中的一幢，向我讲述起这样一段故事：
那座阳台上，有四扇紧紧关闭着的窗户，您瞧见了吧？那是八月初，也就是去年，遭受暴风雨和灾难袭击的可怖的八月。那儿有个突然中风的病人，我被找去为他治疗。
那儿住着茹沃上校，第一帝国时期的重骑兵，是个老顽固，特别看重荣誉和爱国主义；战事一起，他就搬到香榭丽舍来，租了那套带阳台的房间……您猜猜是什么缘故？就是为了观看我们部队凯旋……
可怜的老人！他刚离开餐桌，恰好接到维桑堡（维桑堡是法国东北部的城市。1870年8月4日，普法战争的第一个战役，维桑堡战役在此地发生，麦克马洪率领的法军失利，被迫撤退。）的战报。他在这份败绩的战报下方，看到拿破仑的名字，当即中风倒下了。
我到了那里，只见这位重骑兵团的老军人，直挺挺地倒在卧室的地毯上，满脸涨红，神情麻木，就好像脑袋挨了一闷棍。他若是站起来，身材肯定很高大；就是躺着，也还是显得很魁梧。他五官端正，牙齿非常齐整，有一头鬈曲的苍苍白发，虽到八十岁高龄，看着也不过六十来岁……他的孙女泪流满面，跪在他的身边。她长得像祖父，假如他们俩并排在一起，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铸出的两枚希腊钱币，只不过一枚古老，颜色发污了，周边也已磨损，而另一枚亮晶晶的，非常洁净，具有新铸钱币的那种色泽和光滑。
这姑娘的哀痛打动了我的心。她是两代军人之后，父亲在麦克马洪（麦克马洪（1808—1893年）：法国元帅，1873—1879年任法国总统。）的参谋部供职。眼前躺着的这位高大的老人，令她想起另一个同样可怕的景象。我极力劝她放心，而我心中并不抱什么希望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半身瘫痪症，尤其八十岁的老人患上，是根本治不好的。情况也的确如此，病人连续三天不能活动，处于痴呆的状态……这期间，雷舍芬（雷舍芬：法国下莱茵省地名。1870年8月6日，普法两军在此激战，法军大败。）战役的消息传到巴黎。您还记得消息传得多怪。那天直到傍晚，我们还都以为打了大胜仗，歼灭两万名普鲁士军，还俘获了敌国的王子……不知是什么奇迹，什么磁流感应，这种举国欢腾的反响，居然波及到我们这位又聋又哑的病人，深入他那瘫痪症的幻觉中；不管怎样，那天晚上我走到病榻前，见他变了一个人。他的眼神几乎亮了，舌头也不那么僵硬了，甚至有气力冲我微笑，还两次结结巴巴地说：
“胜……利……了！”
“是的，上校，打了大胜仗！……”
我把麦克马洪的这次漂亮仗，详细讲给他听，发现他渐渐眉头舒展，表情开朗了……
我从房间出来，那姑娘正站在门外等我，她脸色苍白，不住地抽泣。
“他脱离危险了！”我握住她的手说道。
可怜的姑娘，简直没有勇气搭话。雷舍芬的真实战报刚刚张贴出来：麦克马洪逃之夭夭，全军覆没了……我们大惊失色，面面相觑。她担心父亲的安危，更是愁眉不展。而我想到老人的病情，心头也不禁颤抖。显而易见，他经受不住这一新的打击……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靠幻想活过来的，还得让他保持这种快乐情绪和幻想！……这样一来，就必须说假话了……
“那好，我就编假话！”有勇气的姑娘对我说道。她很快擦干眼泪，重又容光焕发，回她祖父的卧室了。
她承担的任务很艰巨。开头几天倒还容易对付过去。老人头脑迟钝，像个孩子似的任人哄骗。然而，他身体日渐康复，头脑也越发清楚了，必须让他了解双方军队运动的情况，给他编造一些战报。这个漂亮的女孩日夜俯看那张德国地图，往上面插小旗，竭力组合出一次辉煌大胜仗，看着实在让人可怜。巴赞（巴赞（1811—1888年）：法国元帅，1870年10月27日，率十七万大军投降，后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部队向柏林挺进，弗罗萨尔进军巴伐利亚，麦克马洪则向波罗的海长驱直入，她编造这一切前总向我讨主意，我也尽量帮助她；不过，在这种虚构的进攻中，还是她祖父给我们的帮助最大。在第一帝国时期，他有多少次征服了德国！所有军事打击，事先他就成竹在胸：“现在，他们要往那里去……我军就该这样行动……”他的预见总能实现，也就不免十分得意。
不幸的是，我们拿下多少城池，赢得多少战役，也赶不上他进军的速度。这老头，简直贪得无厌！……每天我到他家，就会得知一个新战果：
“大夫，我们又打下了美因茨！”姑娘满脸苦笑，迎着我说道。
这时，我听见一个愉快的声音，隔着门冲我嚷道：“真顺利！真顺利！……照这样，再有一周，我们就能打进柏林了。”
当时，普鲁士军距巴黎也只有一周的路程……起初我们还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最好将他转移到外地去；然而又一想，出门一看到法国的状况，他就会恍然大悟。而且，我也认为他上次受了巨大的打击，身体还是太虚弱，头脑还太迟钝，不宜让他了解真相。因此，还是决定留下来。
围困巴黎的第一天，我到他家里，还记得我心情很冲动，带着巴黎城门全部关闭、兵临城下、城郊变成国界所引起我们心中的惶恐。我进屋时，看见老人坐在床上，十分得意，兴冲冲对我说：
“嘿！这场围城战，总算开始啦！”
我不禁愕然，注视着他：
“怎么，上校，您知道了？……”
他孙女急忙转身对我说：
“哦，是啊！大夫……这是重大的消息……已经开始围攻柏林了。”
她边说边做针线活儿，那可爱的样子，多么从容，多么镇定……老人又能觉察出什么呢？城防堡垒的炮声他听不见，陷入可怖战乱的不幸的巴黎他看不见。他从床上只能望见凯旋门的一角；再说，他屋里摆设的，全是第一帝国时期的旧玩意儿，正好能维持他的种种幻想。拿破仑麾下元帅们的画像、描写战役场面的板画、身穿婴孩服的罗马王（罗马王：拿破仑的儿子，1811年出生便封为罗马王，史称拿破仑二世。）像；还有在铜饰战利品镶嵌的挺实的大托架上，陈列着帝国的遗物：勋章、小铜像、球形玻璃灯罩下的圣赫勒拿岛（圣赫勒拿岛：位于南大西洋。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后，被囚于此岛，直至1821年去世。）上的一块石头、一位身穿黄色灯笼袖跳舞衣裙、波浪头发而眼神明亮的贵妇的几幅细密画——而所有这一切：大托架、罗马王、元帅、黄衣裙贵妇；苗条的身材、高束的腰带；体现1806年优雅风姿的端庄举止……好一个上校！正是这种胜利和征伐的气氛，才使他如此天真地相信围攻柏林了，比我们所能对他讲的更有说服力。
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军事行动就变得非常单纯了。夺取柏林，这不过是一件耐心一点儿的事情了。有时老人太烦闷了，就给他念一封儿子的来信，信当然是假造的，因为巴黎被围得水泄不通，况且，色当战役之后，麦克马洪的那名副官就被押往德国的一个要塞去了。您能想象得出，这可怜的女孩没有父亲的音信，知道他被俘，被剥夺了一切，也许病倒了，她心里该有多么痛苦，可是又不得不借父亲的口吻，写一封封欢快的信，信有点儿短也是正常的，符合在被征服的国家节节推进的一名军人的情况。
有时，她实在没有勇气了，接着几周就没有消息了。可是老人又担起心来，睡不好觉了。于是，很快就从德国寄来一封信，她来到床前，强忍住泪水，欢快地给祖父念信。上校聚精会神地聆听，会心地微笑着，时而点头赞许，时而批评两句，还给我们解释信上有点儿混乱的地方。不过，他在给儿子的回信中，表现得尤为高尚：“永远也不要忘记你是法国人，”他在信中对儿子说，“对那些可怜的人，要宽大为怀。占领，不要让他们感到太沉重……”接着，又是无休无止的叮嘱，要保护私有财产啦，要尊重女性啦，都是些精彩的老生常谈，适用于征服者的真正的军人荣誉手册。他在信中也谈了对政治的泛泛看法，以及迫使战败方接受的和平条件。平心而论，他并不苛求：
“只要战争赔款，此外别无他求……让他们割让几个省份有什么用？难道能把德意志变成法兰西吗？”
他语气坚定地口授这些话，从中能感到他多么诚实，爱国心多么高尚，听了怎能不让人深受感动。
这期间，围城部队步步进逼，唉！可惜不是围攻柏林啊！……正赶上严寒的季节，又挨炮弹轰炸，又流行瘟疫，又闹饥荒。不过，多亏我们精心安排，多方努力，对他无微不至地体贴关心，老人的静养才没有受到一点儿惊扰。一直到最后，我也总能设法让他吃上白面包和新鲜肉。当然，也只能供给他一个人。您绝难想象得出来，还有什么比老祖父用餐的情景更感人的了：他坐在床上，胸前围着餐巾，笑吟吟的，满面红光，独自享用而又不知内情，可是坐在旁边的孙女，则因营养不良而面色苍白，她扶着老人的手，帮他喝汤，帮他吃别人吃不到的美食。老人吃过饭来了精神，待在温暖舒适的卧室里，望着外面的寒风，窗前飞舞的雪花，这位老骑兵便忆起在北方参加的战役，不知是第多少遍地又向我们讲起，从俄罗斯撤退的惨状，只能吃上冻饼干和马肉。
“这你明白吗，孩子？那时候我们只能吃上马肉！”
我深信小姑娘是明白的。近两个月来，她也没有别的食物可吃……然而，老人的身体日渐康复，我们在他身边的任务也越来越难了。原先，他感官、肢体都麻痹，我们一直充分利用，现在这种症状开始消失了。已有两三回，听见马约门巨大的排炮声，他惊跳起来，像猎犬似的竖起耳朵。我们就不得不编造说：巴赞元帅在柏林城下取得决定性胜利，残废军人院那儿就鸣炮庆功。还有一天，我们把他的床推到窗户旁边，记得那是星期四，布森瓦尔（布森瓦尔：位于巴黎西郊的古堡，1871年1月19日在那里开始巴黎之围战。）战役打响的那天，他清楚地望见大军林荫路上集结的国民自卫队。
“那算什么队伍呀？”老人问道，我们还听见他嘴里咕哝着，“军装太差！军装太差！”
这话一点儿不差，然而我们明白，从今往后必须万分小心。不幸的是，还有疏忽的时候。
一天晚上，我刚到那里，女孩就神色慌张地迎过来。
“明天他们就开进城了。”她对我说道。
祖父的房门是开着的吗？不管怎样，如今回想起来，我还记得那天晚上说过这话之后，老人的神情的确有些异常，他很可能听见了。只不过我们说的是普鲁士军，老人想的则是法国军队，以为是他期盼已久的凯旋之师——麦克马洪元帅在军乐声中，沿着摆满鲜花的林荫路走过来，老人的儿子走在元帅身边，而他本人则换上整齐的军装，站在阳台上，就像当年在吕岑（吕岑：德国的城镇，1813年5月2日，拿破仑率军在此打败俄普联军。）那样，向弹洞累累的军旗和硝烟熏黑的鹰旗致敬……
可怜的茹沃老人家！他肯定以为我们怕他过分激动，才想阻止他观看我们部队的大检阅。因此，他自有主意，却避而不告诉任何人。第二天，普鲁士部队正沿着长街，从马约门小心翼翼地向土伊勒里宫推进。恰好这时，上校那扇窗户悄悄打开，他出现在阳台上，戴着头盔，挎上大马刀，穿上在米约（米约（1768—1833年）：拿破仑麾下的骑兵名将。）部下当重骑兵时那身光荣的旧军服。现在我还纳罕，是何等坚强的意志，是何等生命力的突发，能使他站立起来，还全副武装了。反正他站在阳台上，就在栏杆里面，这是千真万确的。他站在那里，看到街上的景象十分诧异：街道那么空阔，那么寂静，楼房的百叶窗紧闭，巴黎一片凄清，犹如传染病隔离所，旗帜到处皆是，但是特别怪，全是白色的，上面还有红十字，连一个人也没有出门欢迎我们的士兵。
一时间，他以为自己可能看花眼了。
其实不然！就在那边，在凯旋门的后面，隐约传来喧闹声，在旭日的霞光里，一支黑糊糊的队伍开过来……继而，头盔的尖顶渐渐开始熠熠闪亮，耶拿（耶拿：德国城市，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曾在此击败普鲁士军。）的小军鼓也敲起来；到了凯旋门下面，忽然奏响舒伯特的胜利进行曲，伴着队伍的重重的步伐，并掺杂着军刀的撞击声！……
这时，在广场一片死寂中，忽听一声呼号，一声骇人的呼号：“拿起武器！……拿起武器啊！……普鲁士军来啦！”
走在排头的四名枪骑兵，望见楼上阳台有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身子摇摇晃晃，挥动着双臂，又直挺挺地倒下去。这回，茹沃上校可真的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