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但书写的我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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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的一个晴朗早晨，卡利普的父亲告诉他，梅里伯伯收到了西西里地政事务所寄来的回复，资料证明耶拉在尼尚塔石的某条后巷里还拥有另一间公寓。

梅里伯伯和卡利普带着一个锁匠来到公寓。它位于尼尚塔石其中一条旧巷子里，是那种老旧的三四层楼建筑的顶楼。建筑物的外墙已被煤烟熏黑，油漆如同没有药医的皮肤病般不断剥落，前方的马路由长石板铺成，人行道上坑坑洞洞。每当走在这样的街道上时，卡利普总忍不住怀疑，为什么有钱人竟想住在如此恶劣的环境?或者反过来，为什么住在如此恶劣环境的人竟然算是有钱人?门上没有标示屋主姓名，锁匠没有费多少功夫，轻轻松松便打开了老旧的门锁。

公寓里面有两间狭小的卧室，各摆了一张床。外面则是一间靠马路有采光的小客厅，正中央摆了一张餐桌，左右各有两张安乐椅。桌子上散布着有关近来谋杀案的剪报、照片、电影和运动杂志、像是《牛仔汤姆》和《得克萨斯》的最新一期等卡利普小时候看的儿童漫画、侦探小说，和一叠叠纸张及报纸。看见一个铜制大烟灰缸里堆满了开心果壳，卡利普心里不再怀疑：如梦的确曾坐在这张桌子边，待了好一阵子。

走进想必是耶拉的房间里，迎面而来的是一盒盒的记忆：名叫“助忆宁”的补脑药、血管扩张剂、阿司匹林及火柴盒。而如梦房里的景象则让他意识到，他的妻子离家时并没有随身带走多少东西：一些化妆品、她的拖鞋、没有挂上钥匙的幸运钥匙圈，以及背面是镜子的梳子。卡利普望着这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摆在床边的那张曲木椅子上的这些物件，良久良久，有一剎那甚至恍神产生幻觉，觉得自己捕捉到了这些物品向他展示的第二层意义，掌握了隐藏在这个世界背后的、受到压抑的秘密。“他们来这里讲故事给彼此听。”回到客厅时他心想。梅里伯伯还因为刚才爬楼梯而气喘吁吁的。从纸张摆在桌上的样子判断，如梦当时正在记录耶拉口述的故事，而耶拉显然是坐在梅里伯伯此刻坐的左边椅子上，如梦则坐在对面现在空着的椅子上，听他说话。卡利普把耶拉的故事收进口袋里，以后写《民族日报》的文章会用得上。然后，针对梅里伯伯有权知道的答案，他态度温和地提出了解释：

耶拉长期以来一直为一种严重的记忆丧失症所苦，这个疾病是著名的英国医生科瑞基发现的，但他始终找不出治疗的方法。为了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生病，耶拉躲进这些公寓里，但时不时会寻求如梦和卡利普的协助。为了帮他，有时候如梦或卡利普会来这里过夜，听耶拉的故事，甚至偶尔替他抄写下来，以帮助他唤醒回忆，重组过去。外头开始下雪之后，耶拉更是不眠不休地把他无穷无尽的故事向他们倾吐。

梅里伯伯陷入沉默，仿佛这一切他再明白不过。接着他哭了。他点起一根烟。一阵轻微的气喘发作。他说耶拉一直就是这么固执。他之所以个性会变得这么死硬，是为了报复整个家族把他踢出“城市之心”公寓，报复他父亲再婚时母亲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但他父亲其实很爱他，至少绝不亚于如梦。如今他一个孩子也没有了。啊，不，卡利普现在是他惟一的儿子了。

眼泪。沉默。陌生环境里的内部声响。卡利普很想告诉梅里伯伯，走吧，去街角的店里买瓶茴香酒，然后回家。但相反，他却问了自己一个他永远不会再去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有些读者只想放在自己心底，那么最好跳过（这一段）：

盛开在记忆花园中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回忆和童话，让如梦和耶拉觉得必须避开卡利普?是因为卡利普不会说故事?是因为他没他们好玩有趣?是因为有些故事他根本听不懂?是因为他对耶拉的过度仰慕扫了他们的兴?是因为他们想逃离他身上有如传染病的顽固忧郁?

卡利普注意到，如梦把一个塑料酸奶碗放到暖气的阀门下方，就像她在家里时那样。

夏天快结束之前，卡利普搬出了他与如梦所租的公寓——所有的家具都诉说着难以言喻的疼痛，他没有办法待在这个弥漫着如梦回忆的地方——搬进耶拉在“城市之心”公寓的房子。就如同他终究无法去看如梦的尸体，他也不想看见他们的东西被他父亲卖掉或送人。他再也不能用幻想来自娱，想像他们再度一起生活，仿佛重拾一本看到一半被打岔的书。过去在梦里他常这么乐观地想像，在梦里如梦会忽然又从某处出现，就好像她结束第一段婚姻后那样。炎热、窒闷的夏天似乎永无止境。

夏天结束的时候，爆发了一场军事政变。一群小心谨慎避开政治污池的爱国人士组织起一个新政府，宣布缉拿过去所有政治谋杀案的凶手。对此，记者们作出响应，在检查制度的监督下，他们以委婉、谦恭的语气指出甚至“耶拉·撒力克谋杀案”也有待厘清。其中一份报纸——基于某种原因，并不是刊登耶拉作品的《民族日报》，而是另一家——悬赏了一笔可观的奖金，赠送给任何能够提供破案情报的人。这笔钱足够买一辆卡车，或一家小面粉厂，或一家杂货店，可以在往后的每个月为自己带来一份稳定收入。在这笔奖金的推波助澜下，“耶拉·撒力克谋杀案”之谜再度成为众人的焦点。许多外省小镇的军事司令官也出动全力寻求破案，不愿意错过这个让他们出名的最后机会。

我的文字风格大概已经向你透露，此刻又是我，那个叙述一切经过的人。当栗子树再次吐露新芽的那段日子，我从一个忧郁的人逐渐转变成为愤怒的人。外省记者把各种小道消息传到了伊斯坦布尔，宣称“调查行动正在暗中进行”，然而对此，那个愤怒的我并没有太过留意。这星期他读到凶手已在山区小镇落网，但上个星期他却听说，一辆满载足球选手和球迷的公交车在那个小镇外坠落峡谷，而凶手就在这场意外事故里。隔一周后，却发现嫌犯在一个海边城镇被捕，当时他正翘首远望邻国的天际线，那儿的人付给他一大笔钱犯下此案。由于这些报道不仅给平时根本不敢想像要做告密者的民众莫大的鼓励，也激起许许多多的军事司令官采取积极行动，与其他功成名就的同事展开竞争，因此，当夏天来临时，到处都有宣称“凶手已经落网”的新闻。就在这段时间，保安警官开始三更半夜把我叫出来，带到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总部，目的是想得到更多“信息”以及一个“肯定的指认”。

除了实施宵禁之外，政府现在还关掉了午夜到早晨的电力，反正城市本身也负担不起让发电机运转一整夜。于是，伊斯坦布尔的夜晚变得一片漆黑，和那些特别热衷于宗教、有广阔墓地的偏远小镇一样。恐怖的黑暗统治着夜晚，私宰场的屠夫残暴地处决老马，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个城市以至于整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被硬生生地切成迥然相异的两半。夜半时分，我会缓缓地从桌前缭绕的烟雾中起身——几分钟前我才以比得上耶拉才华的灵感和创意，完成了最新一篇专栏——走下阴暗的楼梯，离开“城市之心”公寓，踏上空无人迹的人行道，等待警车来载我前往国家调查局。调查局位于贝希克塔斯高地，看起来很像一座高墙环抱的碉堡。城市一片荒凉，但碉堡里却生气勃勃，热闹而明亮。

他们拿出许多大头照，都是一些睡眠不足的年轻男子，一头乱发，神情恍惚，深深的黑眼圈挂在脸上。有些人的眼睛让人联想到挑水夫的黑眼珠儿子，以前当他和他爸爸一起来梅里伯伯的公寓替水箱加水时，他总会用照相机般的眼睛凝视公寓里的所有家具，把一切印入脑海。有些人则很像那些满脸痘子、吊儿郎当的年轻人，趁着电影中场休息五分钟的时间跑来找如梦，自称是“朋友的朋友的弟弟”，完全不理会跟她一起看电影的堂哥是否在旁边，或是如梦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潘吉雪糕。另外有一些人，像是和我们同龄的店员，透过男性服饰店半掩的门，睡眼惺忪地望着着返家的小学生。还有一些人——这是最可怕的一种——他们不像任何人，丝毫不会让人联想到任何人或任何事情。这些空洞的脸孔，衬着警察部门那没有粉刷、污秽、黏了不知道什么脏东西的墙壁，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常常我从记忆的迷雾中，隐约辨认出一个朦胧的阴影，不完全清晰但也不完全模糊。而每当我遇到这种踌躇难行的时刻，站在一旁的冷酷探员就会鼓励我，向我透露一些暗示性的数据，提示大头照中那张鬼魅脸庞的身份：这个小鬼头，多亏密报，被我们在席瓦斯的一家右翼咖啡店里给逮到，身上背了四件凶杀案；这个连胡子都还没长齐的小鬼，在一份拥护恩维尔·霍查的刊物中发表一段长篇大论，认定耶拉为实体标靶；这个外套上掉了纽扣的家伙，目前正从马拉蒂亚被押送到伊斯坦布尔，他是一个老师，但却不断灌输他九岁大的学生们，耶拉该当被砍死，因为他在十五年前一篇讨论鲁米的文章中，亵渎了一位伟大的宗教人物；这个怯懦的中年男子，看起来像个平凡的居家男人，其实是个酒鬼，在贝尤鲁一家酒馆里高谈阔论什么要消灭我们土地上所有的害虫，结果正巧隔壁桌的市民，满脑子都是报纸的悬赏奖金，便灵机一动向贝尤鲁分局举报他，声称这家伙在列举害虫的名单时也提到了耶拉的名字。卡利普先生认不认识这个宿醉的酒鬼，这些游手好闲整天做白日梦的混混，这些疯言疯语的怪人，这些没用的废物?卡利普先生这几年来，有没有看过耶拉跟刚才一张张拿给他看过的照片中哪个恍惚或罪恶的面孔在一起?

仲夏，当印着鲁米肖像的五千里拉纸钞开始发行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讣闻，一位名叫法蒂赫·穆罕默德·乌申绪的退休上校过世了。那一阵子，炎热的七月夜晚，深夜访谈任务的次数直线上升，而放在我面前的大头照也以倍数增加。比起耶拉的小小照片收藏，在这里我看到了更悲伤、哀怨、吓人、不可思议的脸：脚踏车修理工、考古系学生、纺织机操作员、加油站服务员、杂货店进货员、叶西坎电影公司临时演员、咖啡店老板、宗教论文作者、公交车收票员、停车场服务生、夜总会保镖、年轻会计师、百科全书推销员……他们全都受过严刑拷问，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鞭打；他们全都望着镜头，带着一副“我不在这里”，或是“反正其实我是另一个人”的表情，掩盖他们脸上的恐惧和忧伤。他们似乎想借此忘掉那沉淀在他们记忆深处的失落秘密——然而由于他们已忘记了它的存在，所以他们也从不曾想起它——把那神秘的知识抛入无底深井中，永不复返。

当初，为了看看在这场陈旧的棋局中，哪个棋子摆在哪个位置，我在全然无意识的情况下走了几步棋，然而如今这场棋局对我而言（对我的读者们也一样），只是通向一场命中注定的结局。我不想再回头，因此，我也不想再提起任何关于我看到照片中的人脸上写着文字的事情。只不过，某一个永无尽头的碉堡之夜（或者该称之为“城堡”?），当我再度以同样的肯定否决了所有送到我面前的照片后，调查局探员——我事后才知道他是一位参谋上校——问了我一个问题。“文字，”他说，“你能够辨认出任何文字吗?”接着他以内行人的老练口气补充道，“我们也明白，在这块土地上，一个人要做自己有多困难。但你不能多少帮我们一点吗?”一天晚上，我听见一个身材圆胖的少校谈论道，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有一些苏菲教派的残党，仍坚信某种救主降临的理论。他提起这个话题的口气，并不像在报告某项秘密情报，而像在阐述自己阴郁乏味的童年回忆：耶拉曾经多次暗中前往安纳托利亚，尝试与这些“反动余孽”接触，并成功地与其中一群冲昏头的人会面，地点常常不是在科尼亚郊区的一个修车场，就是在席瓦斯一个制棉被师的家里。耶拉告诉他们，他会把审判之日的暗示藏进专栏文章里，大家只要耐心等就好了。而在有关独眼巨人、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一天、苏丹及帕夏易容扮装的文章里，便充满着这样的暗示。

后来，有一个勤奋的警官透露说他终于解开了密码，他一本正经地解释道，用《吻》这篇文章的每一段第一个字母所组成的离合诗，就是解谜的关键。听完后我很想说：“我早知道了。”不久，他们意味深长地拿给我霍梅尼[1]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1902—1989），已故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1]描述自己一生奋斗的著作《发现神秘》，以及当他流亡布尔萨期间，在幽暗的城市巷道里被人拍摄到的照片。他们究竟想暗示些什么，其实我早已心知肚明，我忍不住想说：“我知道。”有时候，他们笑谈说其实是耶拉找人来杀自己，目的是为了“建立”某种失落的秘密，或者，依他们的说法，因为“他脑袋短路”，记忆错乱。有时候，我会在面前的照片中看到一张脸，酷似从耶拉的榆木橱柜深处找出的照片里那群迷惘、呆板、抑郁的人。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想冲口而出：“我不是早知道了吗!”我想告诉他们，我知道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逐渐干涸的时候，他声声呼唤的挚爱是谁；在那篇关于吻的文章里，他捏造出来的虚幻妻子是谁；在半梦半醒之间，他所遇见的英雄又是谁。我很想说：“我知道”，尽管我对他们的言论存疑，譬如，他们曾乐不可支地回忆起耶拉专栏里一个卖黄牛票的家伙，疯狂地爱上了电影售票亭里的一个希腊女孩，他们说他其实是他们局里的一个便衣警察；或者，当我认真地盯着又一张照片，然后说我不认得这张脸时——除了因为被折磨、殴打得不成人样，使它丧失了所有的秘密与意义，也因为隔着一块神奇的双面镜，被我们观看却看不见我们，而满脸不自在——他们便会委婉地向我解释，耶拉所说的什么脸和地图上的东西，事实上只是一个老掉牙的诈骗花招，运用低劣的技巧取悦读者，诱拐他们以为他会传递给他们一个彼此共有的秘密、一个信物、一个符号。

也许他们早已晓得我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但由于他们希望尽快了结这件事，所以他们想要彻底抹去耶拉的失落、黑暗之谜，那个我们还来不及发现，就已被我们生活中的灰暗琐屑所掩盖的秘密。他们必须趁着怀疑还没有在我心中——甚至所有报纸读者和全国人民心中——开花结果之前，就先摘掉它的嫩芽。

偶尔，一个受够了的冷酷情报员，或是一个我初次见到的将军，或一个我几个月前认识的瘦削检察官，会描述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就像一个不具说服力的侦探，如魔术师般轻而易举地揭开所有线索和细节的隐藏含义，解释给推理小说的读者听。在仿若如梦的推理小说结尾的场景中，其他在场官员专心聆听，并在面前印着“国家供应局”的纸张上做笔记，好像他们是一群正在为校内辩论比赛评分的老师，耐心而骄傲地听自己得意门生的珠玑箴言：凶手是某个意图“颠覆”我们社会的外国势力所派来的打手；意识到自己的秘密被众人嗤之以鼻的拜塔胥和拿克胥教派，以及一些运用离合诗的古典诗词作家，和一些当代的吟游诗人——全都自认是胡儒非信徒——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外国势力摆布，成为阴谋的推手，把我们的社会带入无政府甚至是末世的状态。不，这件谋杀案跟政治毫无牵连。要得出这个结论，一个人只要稍微回想，遇害的记者过去所写的全是他个人的隐晦执迷，一堆非关政治的胡言乱语，不仅笔调老式而过时，文字风格更是过于冗长而难以阅读。凶手必然是贝尤鲁的帮派大哥，因为耶拉把他的传奇写得过于夸张不实，帮派大哥自觉受到了嘲讽，心生怒火，因而亲自或雇请一个枪手把他干掉。那些夜晚，不时会有为了出风头而自首的大学生，被施以严刑而打消了承认犯案的念头，也不时有无辜的民众在清真寺被捕，被严刑拷打要他们吐出真相。在那段日子的某一夜，来了一位满口假牙的奥斯曼古典文学教授——他和调查局局长小时候一起在伊斯坦布尔的旧街道与后院里度过，街道与后院上方是一个个格子构造的阳台——他先简短地发表一段关于胡儒非教派及古代文字游戏艺术的介绍，不仅内容枯燥，还不时被笑话打断。接着，我勉强把故事又讲一遍给他听，听完之后，他摆出一副吉普赛算命师的神态，解释说：“这些事件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置入谢伊·加里波《美与爱》一书的架构中。”不过，这位指出了两百年前诗歌问题的教授从文学角度针对耶拉一案所提出的解答，却没有得到重视，因为与此同时，碉堡里有一个两人组成的小组，正忙着检查众多消息灵通人士的信件，这些信全都是在悬赏奖金的热潮下，一窝蜂涌向报社和有关当局的。

大约就在那期间，他们作出结论，凶手是一个被人告发的理发师。他们给我看这个年约六十的瘦小男人，但我仍然认不出他来。从此以后，他们便停止召唤我参加碉堡里一场又一场疯狂的生死盛宴、神秘与权力的嘉年华会。理发师的故事让报纸忙了整整一个星期，从头到尾巨细无遗：他先是否认犯案，接着承认是他干的，然后又否认，最后再度承认。原来，许多年前，耶拉在一篇名为“我必须做自己”的专栏中，首度提到了这个男人。在那篇文章以及后续的几篇里，他写这位理发师曾经来到报社，问了他几个问题，并说这将能解开攸关东方、我们本身以及我们存在的奥秘，然而专栏作家却随口用几个笑话打发掉了。理发师把这些笑话视为耶拉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的诽谤，而看到它们三番两次在专栏中被提起，更让他愤恨难平。事隔二十年后，他竟看见最初的那篇专栏又以同样的标题重新刊登，又再侮辱他一次，于是，在身边某些人士的煽动下，理发师决定狠狠报复专栏作家。至于煽动者的身份，不仅始终没有查出来，甚至理发师也一再否认有这些人存在，坚持称自己的杰作是一项“个人恐怖行动”——借用警察局教他的说法。报纸上刊登出此人被打肿的疲倦面孔，已磨去了任何的意义和文字，过没多久，他就受审并判刑，接着，一天凌晨，当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只有凄惨的野狗无视戒严宵禁而四处游荡时，他被吊刑处死，展现出当局的效率，以迅捷的执法来彰显迅捷的正义。

那阵子，我一方面埋首于卡夫山的题材，写下我所记得或研究过的故事，另一方面同时也茫然地听人们向我阐述的各种理论，这些人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意图替整起“事件”提出合理解释，但都没什么帮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狂热的神学院学生告诉我，他从耶拉的写作中分析出他就是鞑迦尔，他长篇大论地解释道，剪报中的文字充斥着关于刽子手的指涉，证实了他的推论，而既然他能够得出如此结论，那么凶手也必然可以，而通过杀死耶拉，凶手便超越了救世主，也就是“他”。一名尼尚塔石裁缝师向我吐露，他过去一直在替耶拉缝制古装戏服。就好像记不得多年前看过的电影一样，我也差一点想不起原来他就是如梦失踪的那个雪夜，我看到待在店里熬夜工作的同一位裁缝师。当我的老友，资料收藏家赛姆，突然现身时，我也是同样地恍惚以对。他一方面是来跟我讨论调查局的档案数据到底有多详尽，一方面也带来好消息，告诉我如今默哈玛特·伊玛兹终于落网，那位无辜的学生已随即获释了。赛姆谈起“我必须做自己”这篇专栏，说显然是它的标题激起杀人动机，当时我却感到我离自己是如此遥远。对这本黑色之书而言，对卡利普而言，我正逐渐变成一个陌生人。

有一段时间，我全心全意投入法律工作和案件处理。又有一段时间，我让一切顺其自然，拜访老朋友，与新认识的人上餐馆或酒吧。有时候我注意到伊斯坦布尔上空的云朵，染上了一抹奇异的黄色或灰色；有时候我则努力说服自己，城市上方的天空仍是往日的景象。午夜过后，在轻松地解决掉当周的两三篇文章后——就如同多产时期的耶拉——我会从书桌前起身，坐在电话旁的椅子上，双腿搁在脚凳上，等待周围的事物逐渐幻化成为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另一个宇宙的符号。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察觉到自己记忆深处有某件往事如影子一般颤动，影子飘过来，穿过记忆花园的一道门，通向另一座花园，然后继续穿过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门，透过这熟悉的过程，我感觉我的自我开了又关，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可以愉快地与那个影子相处；而此时，当我即将开始用另一个人的声音说话时，我及时拉住了自己。

为了避免在没有设防的情况下忆起如梦，我大致把生活维持在某种不是太严格的掌控之中，小心翼翼地避开随时随地都可能意外降临的悲伤。每周三四次，当我在荷蕾姑姑家吃晚饭时，我会帮瓦西夫喂他的日本金鱼，但我从来不再坐在床沿陪他一起看他拿出来的剪报。（尽管如此，我却还是在那堆报纸中瞥见了爱德华·罗宾逊的照片，印在耶拉的专栏上方，然后发现两人之间有一种家族的共通点——他们更像是远亲。）每当时间已晚，我父亲或是苏珊伯母总会建议我早点回家，仿佛生病的如梦正躺在床上等我，这时我会告诉他们：“说得对，我最好在宵禁前回去。”

我会避开阿拉丁商店的那条路，那条我和如梦常走的路，而绕道穿过暗巷，朝我们家和“城市之心”公寓的方向走去，接着再改变路线，避开耶拉和如梦离开皇宫戏院后所走的街道，最后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伊斯坦布尔的阴暗巷弄里，沿途是陌生的墙壁、路灯、文字、清真寺庭院、面目狰狞的建筑，以及窗帘紧闭有如瞎眼的窗户。经过这些黑暗死寂的符号让我彻底变了一个人，以至当我在宵禁开始前一刻终于抵达“城市之心”公寓前的人行道时，看见依然绑在顶楼阳台铁栏杆上的破布，竟不假思索地把它当成如梦正在家里等我的暗示。

在走过了黯黑无人的街道，看见了如梦留在铁栏杆上给我的信号后，我会想起我们曾经彻夜长谈的一个话题。那是结婚三年后的某个雪夜，像一对毫无忌讳的多年老友，我们的对话既没有掉入如梦的漠然深井中，也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幽幽浮现的深邃沉默。在我的鼓动和如梦的想像力玩味之下，我们假想着当我们七十三岁时，每天会一起度过什么样的生活。

当我们七十三岁时，冬季的某一天我们会一起去贝尤鲁。我们会用存下来的钱买礼物送给对方：一件毛衣或一双手套。我们会穿着又重又旧的大衣，上面沾染了我们的气味。我们会心不在焉地浏览陈列橱窗，也没有特别要找什么，只是彼此边看边聊。我们会气冲冲地咒骂，抱怨那些变来变去的事物，絮絮叨叨地说从前的衣服啊，展示橱窗啊，人啊，都比现在要好得太多。当我们琐碎地念个不停的同时，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之所以有这种行为，是因为我们太老了，对未来没有多少期待，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打算改变，仍会继续我行我素下去。我们会去买个几磅的糖渍栗子，并确认他们是否秤得正确、包装适宜。然后在贝尤鲁后巷的某处，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家从没见过的旧书店，惊讶欢喜之余，我们庆贺彼此的好运。店里面，将能找到一些价格合理、如梦从没读过或不记得读过的悬疑小说。当我们四处探头寻找小说时，一只在书堆里出没的老猫会朝我们低吼，而敏感的女店员则会对我们微微一笑。我们会到一家布丁店坐一会儿，很高兴买到一袋袋便宜的书，足以满足如梦至少往后几个月的悬疑阅读胃口。喝茶的时候，我们起了小小的争执。我们之所以吵架是因为我们已经七十三岁了，而就如所有的人一样，我们很清楚自己七十三年的生命全是徒然。回家之后我们马上打开大包小包，我们会毫不害羞地脱下衣服，然后用我们苍白、松弛的年老身躯尽情做爱，同时享用那一大包糖渍栗子配上黏稠的糖浆。我们疲惫而衰老的身体，如今是苍白的颜色，看起来就像是六十六年前我们初次相遇时，两人稚嫩肌肤的那种半透明奶油色。讲到这里，想像力始终比我生动鲜明的如梦会插嘴说，我们将会在疯狂的缠绵中途停下来，抽一支烟，大喘一口气。提起这个话题的人是我，因为我直觉相信，等我们到了七十三岁，当如梦不再有条件盼望另一种生活的时候，她终将会爱我。相反，伊斯坦布尔，一如我的读者所知，将继续生活在悲惨之中。

我依然偶尔会撞见她的物品，有时藏在耶拉的一只旧箱子里，有时夹在我办公室的东西里，或是在某个房间，或是在荷蕾姑姑家，由于我之前莫名的忽略，以至于尚未被处理掉。一颗紫色的扣子，来自我初次见到她时她身上穿的印花洋装；一副所谓“摩登”的尖角镜架，那种1960年代欧洲杂志里开始出现在精明干练的女人脸上的镜架，如梦试着戴了半年后就把它丢在一旁；黑色的小发夹，她总是用嘴咬着一根，两只手把另一根固定在头发上；一个尾状的盖子，是她拿来收藏针线的一个空木鸭的盖子，丢了好多年，始终令她耿耿于怀；文学课的家庭作业，被混入了梅里伯伯的法律文件中，作业的题目是讨论卡夫山上的神秘怪鸟“骏鹰”，回答则是原封不动从百科全书上照抄下来；几缕她的发丝，黏在苏珊伯母的梳子上；一张替我列的购物清单（烟熏鲣鱼、一本《银幕》杂志、打火机加的丁烷、宝妮榛果巧克力）；一张树的图画，是在爷爷的协助下画出来的；字母书里的那匹马；绿色袜子的其中一只，十九年前我曾看见她穿着这双袜子，骑着一辆租来的脚踏车。

在我温柔、恭敬、谨慎地把这些物品放进尼尚塔石公寓大楼前的垃圾筒，然后转身跑走之前，我会先把它们揣在我邋遢的口袋里，随身携带个几天，有时候一个星期，甚至——唉，好吧——好几个月。即使在痛苦地割舍它们之后，我仍不免幻想，也许有一天，这些悲伤的物品将会伴随着往事回到我身旁，就好像从公寓大楼的幽暗天井里再度现身的物品。

如今，关于如梦的一切，我所拥有的只有这篇文字，这一张张晦暗、黑色、漆黑如墨的书页。有时候当我想起书里面其中一则故事时，比如说刽子手的故事，或者某个下雪的冬夜我们第一次听到耶拉说的“如梦和卡利普”的故事，而我最后总会联想到别的故事，关于一个人要做自己的惟一方法，若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就是要进入别人的故事。而我试图放进这本黑色之书中的故事，又让我联想起第三或第四则故事，就好像我们那不断延伸、向前开启的爱情故事和记忆花园。那迷失在伊斯坦布尔街头而逐渐变成另一个人的情郎，或是那想找回自己脸上失落的秘密与意义的男人，回想起他们的故事总叫我激动不已，促使我以越发浓烈的热情全心拥抱这份新工作，也就是重述那些很旧很旧、古老尘封的故事，以至于此刻我来到了我书本的结局。最后，卡利普匆匆忙忙赶在报纸截稿前，写出最后一篇耶拉的故事，虽然坦白来说，它们的确不再是报纸上最热门的东西了。黎明破晓前，他从书桌前起身，看着城市在黑暗中沉睡，心痛地想念着如梦。我从书桌前起身，注视着城市的黑暗，想念着如梦。我们对着伊斯坦布尔的黑暗，想念着如梦。然后，在夜半时分，一股悲伤向我们袭来，半梦半醒中一股战栗攫住了我，我以为自己在蓝格子棉被上又遇见了如梦的踪迹。毕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让人惊奇。除了书写。除了书写。是的，当然了，除了书写，那是惟一的慰藉。

1985—1989